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王春燕）5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发布会在京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出席发布会并致辞。甄占民表示，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史和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一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始终牢记领袖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第一议题”来学习、“第一遵循”来贯彻、“第一政治任务”来落实，科学谋划、精心部署、凝心聚力，带领全院以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着力实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工程，着力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着力发挥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引领作用，着力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切实抓好有组织科研，推出了一批标志性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甄占民致辞。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甄占民表示，开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究阐释，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重大创新观点、重大战略举措，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牢牢把握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方向、重点、着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思想性与知识性相统一，在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彰显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价值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继续加强总体谋划，充分调动相关学科、相关领域研究力量参与到有组织科研之中，加强研究视域融合、坚持优势互补、形成研究合力，推出更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此次发布会共发布了22项研究成果。其中，著作12部、论文10篇。与会编者、作者代表介绍了相关成果的研究背景、框架结构、主要观点等内容。“两部著作浑然一体、相得益彰，共同展现了中华民族形成、演进、壮大的宏伟历史画卷，共同揭示了中华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内在机理。”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对《（新编）中国通史纲要（全二册）》《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全二册）》两部著作进行了简要介绍。二者系《（新编）中国通史》纂修工程重要阶段性成果。前者以国家统一、社会发展为主线，围绕中国历史的关键之变、关键节点，突出历史主流、历史道路和历史趋势；后者立足新时代历史学研究、考古发现最新成果基础，以时间顺序阐述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主线脉络和突出成就，深入浅出阐明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介绍到，《“两个结合”基本问题研究》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贡献、党的文化领导权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就如何理解“两个结合”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新的有机统一的文化生命体以及如何在推进“两个结合”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辛向阳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中华之道——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哲学阐释》一书对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深刻原理进行了哲学阐释，并指出深刻把握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关键所在，就是系统理解‘五个突出特性’的内在关联和原理性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张志强认为，中华之道即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之道，建设基于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一般文明理论的重要使命，就是要从“五个突出特性”所展现的系统关系中把握中华之道所体现的人类文明共同原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党委副书记张志强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文明中国——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考古学阐释》以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实证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同时深入解读每个突出特性的内在特质、形成原因，并力图揭示“五个突出特性”之间相生相成的关系以及推进中华文明演进的内在机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国春认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科学揭示了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底蕴，深刻阐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国春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20世纪是中国走向现代的一百年，也是中国美学走向现代的一百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认为，建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需要总结20世纪中国现代化的历程，《20世纪中国美学史》所做的就是在美学领域对这一历程进行回顾。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要研究美学、发展美育实践，让美学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建平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或王国政治思想的嬗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谈到，《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全三卷）》陈述了辽朝的“儒化”政治思想、西夏的“佛化”政治思想、金朝“治化”政治思想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该书还专门分析了辽、西夏、金时期的帝王观、天下观、统一观、正统观、“汉制”观、民本观的发展变化情况，并明确指出辽、西夏、金的政治思想有五大亮点，即文治、尊孔、科举、政论和重农。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卫民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字是文明的标志。”在《中华民族语言认同研究》一书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军提出，语言文字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历史和现实影响。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华民族语言认同，就是要从语言文字角度来认知历史的中国何以为中国，就是要从文化制度层面来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军发言。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发布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研究院所代表及媒体代表参加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局长胡滨主持发布会。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5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22项研究阐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重大成果。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会议现场。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朱高磊/摄编辑：拾

作者：李发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摘

dignitas）的任何人”推断，罗退尔一世根本没有考虑共治皇帝路易二世染指该地区的可能性，理由是路易二世已有皇帝尊荣（imperalis

作者：张仰亮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摘

作者：胡英泽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摘

作者：杨军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摘

作者：程平山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摘

作者：黄洋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编者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厚的史学遗产，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担负的学术使命。本刊编辑部邀请3位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路径和方法，从不同领域展开讨论，以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有所裨益。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的路径《历史研究》创刊后的70年里，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取得飞跃式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该刊对世界古代史研究的重视和支持分不开。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中国世界古代史业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在各主要领域都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而且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具备直接使用包括西亚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希伯来文、梵文、古希腊文和拉丁文在内的一手材料的能力，建立起以学习这些古代文字为基础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人才培养体系。更值得一提的是，青年一代的佼佼者能够在国际顶尖专业期刊发表研究成果，或者在国际著名学术出版社出版研究专著，表明我国学者的部分研究成果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前沿水平。然而，我们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世界古代史的知识体系主要是西方学者建立的，不可避免地包含西方人的种种价值预设乃至偏见。其中一些是显性的，另一些则是隐性的。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带有强烈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从现代西方文明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和解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展和特征。比如，西方人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他们美其名曰“古典文明”——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根源。因为他们相信现代西方文明优越于其他文明，所以古代希腊罗马文明在世界古代史上也具有特殊位置。为此，西方人建立了古典学学科，专门研究古希腊罗马文明。传统上西方学者所称的“古代史”，指的就是希腊罗马史。也就是说，除开希腊罗马文明，其他古代文明甚至不在历史之列。由此更进一步，西方学者倾向于拿古代希腊罗马为尺度衡量其他古代文明，从而将现代世界的东西方二分体系移植到古代世界：希腊罗马文明创造了城邦这一特定国家形态，它以民主和自由为特征，而其他古代文明（他们统称为“东方文明”）则以专制主义为典型特征。因此，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面临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对西方学者建构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进行系统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我们应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换言之，采取何种路径与方法，才能达到目标？笔者以为，一个有效方法是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古代史研究视野，以中国古代文明为参照，通过中外古史的比较研究重新认识和理解世界古代史一系列重大问题。一方面，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之一，它的缺位本身就使得世界古代史研究残缺不全，使我们难以把握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全貌。另一方面，在所有古代文明之中，中国古代文明遗留下来的典籍和出土材料也是最为丰富的，仅希腊罗马文明可以与之媲美。这使它可以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中一个有效的参照系。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史和世界史学科的划分，中国古代史长期游离于世界古代史之外，致使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无法以中国古代文明为参照，建立起自己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反观国际学术界，近30年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成为世界古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从事中西古史比较。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传统上，西方古典学位于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的核心，它基于一个先定观点，那就是西方古典文明优越于其他古代文明，因此其他古代文明无法和西方古典文明相比。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趋势意味着部分学者改变了这一观点，开始从有别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重新审视西方古典文明和其他古代文明。同时，我国世界古代史领域的代表性前辈学者如林志纯（日知）、刘家和、马克垚等一直致力于打通中国史和世界史，积极尝试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他们的主要目的即在将中国古代文明纳入世界古代史研究，以中国文明为参照，反思西方学者建立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尤其是批判西方中心论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实为一代开拓者。笔者认为，国际学术界的新趋势和我国前辈学者的开拓都具有深刻启发性。我们要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真正有所贡献，一个有效途径是打破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壁垒，大力推进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真正打破西方中心论，建构起体现中国学者见解和视野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为了进一步论述这一点，笔者将首先简要介绍近30年来国际学术界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主要目的不在全面梳理或详细介绍这些研究，而在说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提出的问题、研究路径和方法。其次，笔者将分析我国世界古代史前辈学者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及其启示。最后，就如何沿着前辈学者开辟的道路进一步推进中外古史比较研究，建构中国自主的世界古代史知识体系，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一、国际学术界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比较方法是历史学基本方法，历史学家正是通过以自己的社会作为参照，或是以不同历史社会作为参照，达成对所研究历史问题的理解，然而这还算不上真正的比较研究。真正的比较研究是把两个或多个不同社会中的历史现象或问题同时作为研究对象，加以对比并提出新解释。事实上，历史学家甚或哲学家一直在做比较研究的尝试。一些宏大的历史解释框架往往是在比较研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譬如汤因比的文明兴衰论、哲学家雅斯贝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说。具体到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学界的兴趣至迟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3年，法国古典学家韦尔南和汉学家谢和耐进行了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思想演进的比较对话，分析了古代中国和希腊理性思想兴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在公元前一千纪前期，中国和希腊经历了大体相似的社会变革，但为什么两者发展出不同的理性思想？值得一提的是，韦尔南和谢和耐从具体历史背景出发，寻找希腊和中国发展出不同理性思想的原因，而非从文化优越论的立场出发加以解释，因而明确挑战了希腊理性高于中国理性的看法。谢和耐写道：“如果中国的理性也是人类最初经验的结果，它不同于希腊的理性，难道就说它代表了人类精神演进中的一个低级阶段？这意味着将一种特定类型的思想立为一个标准，而认为在西方世界所采用的特定途径之外，任何达到普遍理性的尝试都是误入歧途和令人不屑一顾的。”1969年，汉学家费子智发表题为《欧洲和中国：一项历史学的比较》的学术演讲，试图说明中国和欧洲历史何以会在历经古典时代大约1000年的相似发展进程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不同发展道路，中国的大一统模式得以延续，而欧洲的罗马帝国在崩溃之后则再未重建。他同样在历史、地理和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寻找原因。这些中西古史比较的尝试表明，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摒弃西方中心论立场，同时这样的尝试也有力冲击了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韦尔南、谢和耐以及费子智的比较分析还是初步的，但他们是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先驱和开拓者。尤其是，韦尔南和谢和耐采取的分析方法，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深刻影响。韦尔南成为最有影响的古典学家之一，他和谢和耐的比较之作收入其代表作《古代希腊的神话与社会》，在西方古典学界产生广泛影响。不过要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西古史比较才开始真正成为引人注目的趋势，最为重要的人物是剑桥大学古典学家杰弗里·劳埃德。劳埃德为希腊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权威学者。1987年，他在访问北京期间，对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产生浓厚兴趣，从此致力于中国和希腊哲学、科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从90年代初起，他出版一系列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科学与医学思想比较研究的论著，产生广泛影响，成为蜚声国际的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学者。比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劳埃德的比较研究在西方主流学术界产生的影响也许更为广泛和深刻。作为西方古代科学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本人横跨西方古典学和科学史两个领域，并在两个领域都享有很高声望。这两个学科是西方学术的堡垒，它们的研究对象通常被认为是西方文明独创的，因而具有西方文明“优越性”的深厚传统。劳埃德的中西比较研究对这两个学术堡垒构成直接冲击，在于他摒弃了一系列将西方和其他文化对立起来的传统“前提性看法”。他首先从分析法国学者提出、西方学界广泛使用的“社会心态”（mentalité）概念入手，对它所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进行深入剖析和深刻批判。在中国和希腊科学史的比较研究中，他与合作者抛弃希腊自然哲学和现代科学是一种线性发展的看法，转而在同等地位上对希腊和中国古代的科学加以考察。劳埃德认为，不同的古代社会产生的概念系统如“哲学”、“科学”等，并非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不可公度的，也就是说，是能够寻求它们的共同点、区辨其不同，从而达成文明之间相互理解的。对劳埃德而言，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可以有效克服从单一文明角度看待问题所带来的狭隘性（parochialism）。在中西古史比较研究基础上，劳埃德进一步开阔视野，打破西方视角的樊篱，从多文化视角对一些基本概念系统如“理性”进行更深层考察，提出理性存在于不同的文化之中，而不是西方文明所独有的，它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因而是多向度的，是“模棱两可”的，因此他旗帜鲜明反对排他性地使用这一概念。进而，他明确批评西方人使用“理性”和“非理性”二元对立概念作为击败对手的武器，认为这是“西方思想霸权”。对西方中心论的反思，也使他能够从更宏阔的视角看待问题。在一部论述开阔科学史视野的著作中，他进一步阐述道：“无论过去是如何认为和宣称的，即使今天在某些角落依然如此，但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并非为了任意地征服它、控制它、利用它，无论这里所说的‘我们’意味着全部人类或是——如同人类开发历史上经常的那样——人类的一部分、某个选定的种族或者是其中的某个群体，或甚至仅仅是其中的某些成年男性。这类赤裸裸的精英主义版本可能相对易于察觉和避免。然而，在这类趋势的残余表现依然持续潜伏的方面，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自我批评，例如存在这样的看法，认为我们一些人具有特殊的优越位置，可以从此出发评价所有其他人，甚至还有仍然常见的观点，认为科学是西方现代性独特的产物。”劳埃德视野开阔，他关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系列比较研究著作涵盖科学、哲学、医学、史学等诸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受劳埃德启发和激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之中，研究主题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思想，扩展到文学、宗教、族群认同、家庭、情感等诸多领域。到21世纪初，中西比较研究进一步扩大到古代中国和罗马的比较。中西古史比较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为趋势，还有更深刻的全球格局变化背景。一是全球化纵深发展和后现代主义冲击。一方面，20世纪下半期以来，全球化趋势显著加快，世界各地的联系空前密切，了解进一步加深，西方世界的主导地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思潮勃兴，极大冲击了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种种话语，尤其是，后殖民主义思潮从学术建构上剖析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表达。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促使西方知识界进一步反思自身，连最为保守的学科诸如西方古典学也受到冲击，而开始自我革新。二是中国日益发展和强盛，同样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使其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和生命力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另外，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了世界秩序，西方一些学者把它比喻为当今世界的罗马帝国，称之为“新罗马”。而中国的崛起被西方视为对美国的统治地位构成挑战，也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学者对罗马帝国和秦汉的比较研究产生浓厚兴趣。因此在21世纪初，斯坦福大学古典学家谢德尔发起“斯坦福古代中国和地中海世界帝国比较历史计划”，着重开展对秦汉和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先后出版《罗马和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性帝国》《古代中国和罗马的国家权力》两部专题论文集。差不多同一时期，德国古典学家穆启乐和汉学家闵道安领导国际学术团队，开展了中国古代和罗马帝国观念的比较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由此，罗马帝国和秦汉比较研究成为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重要领域。对于国际学术界中西古史比较研究的路径和目的，张巍从古代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视角作了全面深入分析，提出研究路径和目的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跨文化比较”（cross-cultural

作者：高翔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24年第9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创造性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深刻阐述了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科学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课题，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取得的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篇章，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指引百年大党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体现了党的创新理论的深刻理论渊源、深厚历史文化维度和生动实践逻辑的统一，是我们完整、准确、全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金钥匙。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作为“两个结合”的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运用和发展，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升华，是对党百余年来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政治担当、历史自觉，具有深刻理论意蕴和重大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持、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是致力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家，更是致力于改变世界、为人类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家。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但有着丰富的社会革命思想，并对无产阶级政党提出了自我革命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一步拓展了革命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彰显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主动、独特品格和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化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随着生产关系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高度评价革命推动人类社会变革发展的重要作用，明确提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不仅需要破坏和废除旧的东西，推翻旧的阶级统治，而且新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以后还要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不仅仅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强调“一场社会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指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科学解释，全面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连续性、长期性、建设性，深刻阐释了党在社会革命中坚守伟大革命精神的重要意义，为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这场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引领、理论武装、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推动实现了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有机统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主体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在进行自我改造。作为“具有社会灵魂的政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尤其迫切地需要革命者进行“自我改变”的自我革命，从而肩负起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的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开新局于伟大的社会革命，强体魄于伟大的自我革命”；指出“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强调党的自我革命必须“以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为根本目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辩证关系：党的自我革命为社会革命提供坚强领导力量和强大内生动力；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为党的自我革命明确根本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为人类谋解放的崇高理想。马克思主义致力于“为人类求解放”，这要求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和革命精神，“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也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提出了有关自我革命的更高要求。列宁指出，“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作为经历了百余年风雨洗礼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党的性质、宗旨和使命，是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决定了党必须且能够完成自我革命的伟业，能够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斗争到底，祛病疗伤、激浊扬清，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继承、弘扬和升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长河中革故鼎新、生生不已，创造出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和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深刻地继承并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坚定了党引领时代的文化主体性，展现出党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旺盛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继承了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始终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伟大的原创性贡献。《易传·系辞上》载“日新之谓盛德”，《诗经·大雅》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无一不是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和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强调“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要求“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充分表明党深刻把握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新挑战的使命担当和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历史主动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弘扬了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道德观上非常注重修身正己，强调为政之要在以上率下。在修身方法上，要求慎独慎初慎微，强调“吾日三省吾身”“身之主宰便是心”“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穹”。这些理念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推进自我革命提供了丰富养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人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第一位的。我们共产党人更应该强化自我修炼、自我约束、自我塑造，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强化自己的党性修养，破除“心中贼”，做到无私无我，严守初心本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本’在人心，内心净化、志向高远便力量无穷”，否则，“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一旦有了‘心中贼’，自我革命意志就会衰退，就会违背初心、忘记使命，就会突破纪律底线甚至违法犯罪”。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要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的节操，做一个一尘不染的人。要带头廉洁治家，带头反对特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在全党开展集中性学习教育作为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途径，将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贯注于新时代党的建设中，以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提振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引领广大共产党员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以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面貌投身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将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践行了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治党治国治军的每一重要领域都取得了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其中极为突出的一项就是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铁的决心、铁的手腕、铁的担当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在新时代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通过给出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这一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第二个答案”，党风政风为之一变，中华民族对清明政治的期盼得到了空前深切的历史性回应。成就的取得，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是从人民中成长起来、深受人民爱戴的人民领袖，坚持人民至上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立场，也是最为深厚的思想底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前进道路上，无论是风高浪急还是惊涛骇浪，人民永远是我们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我们要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嘱，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私，而天下自公”“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坚持人民至上始终贯穿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从根本上确保了我们党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真正实践者。坚持“两个结合”最大法宝，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放眼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自身建设，如此高度自觉地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这是我们党的显著优势，也是引领时代的制胜之道。”“两个结合”作为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对于“以科学的态度、体系化的方式推进自我革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新征程上，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两个结合”，使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坚持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管党治党面临的突出问题。当前，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中国式现代化这场伟大社会革命，其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同时，我们的党员队伍规模、构成要素、党的领导方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将长期存在，党内一些深层次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赢得民心，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坚持自信自立的精神品格，坚持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心和决心，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的科学态度，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绝不犯颠覆性错误，同时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完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的实践要求，发扬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一刻不放松地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的思维方法，更加突出运用治理的理念、系统的观念、辩证的思维管党治党建设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必须坚持胸怀天下的崇高境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说，展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大就要有大的样子”的大格局、大气魄、大情怀。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党的伟大自我革命更好体现时代性、主体性。在新时代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进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关键在于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将党的自我革命精神深深植根于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为党的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依托、注入强大的文化力量。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传承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入挖掘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为传承发展公而忘私、反躬自省、革故鼎新、明德弘道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固本培元、立根铸魂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源头活水，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丰厚的历史文化滋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和制度创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新征程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指引，坚守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不断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持续深化对党的自我革命的规律性认识。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确保我们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始终具备强大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干事创业精神状态，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高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编辑：拾

作者：马敏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编者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厚的史学遗产，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担负的学术使命。本刊编辑部邀请3位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路径和方法，从不同领域展开讨论，以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有所裨益。建构中国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启示当前，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业已成为史学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我们围绕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进行一系列深入的思考，尤其要结合中国史学的长期实践，总结既有经验，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方案，而不只是反复重申其意义。为此，我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形成过程，是一个可资借鉴的典型范例，可以为我们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提供若干启示。一、建构中国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历程历史地看，尽管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近期提出的一项任务，但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从未停止过。尤其在中国文化背景深厚的人文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科领域，学者孜孜不倦地探索富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点和学术体系。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支学科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也不例外。新中国成立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兴起阶段（1949—1966年）、兴盛阶段（1978—1989年）和深化阶段（1990年至今）。我们大致可根据这三个阶段，来观察中国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过程及其特点。1949—1966年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起阶段。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探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辛亥革命史论说。严格意义上讲，辛亥革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分支学科，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形成的。随着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到来，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出现第一个高潮。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予以高度评价；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文章多达200余篇。学术界围绕辛亥革命的原因、革命团体的形成和革命思想的传播，以及辛亥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展开了初步讨论。1961年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首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在武汉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迎来第二个高潮。这次会议有100余人参加，提交论文40余篇，会后出版的论文集收录论文32篇、近50万字，是新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成果的第一次集中展示。与1949年以前相比，20世纪50—6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初步形成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学术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1949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侧重于对孤立政治事件的叙述，并有意无意地掩盖其阶级斗争的实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强调经济背景和阶级关系的探讨，并把辛亥革命看作清末社会主要矛盾激化的产物。这样才有可能透过辛亥时期种种迷离混沌的历史现象，获得若干规律性的真切理解和认识。二是引入群众史观。1949年以前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侧重于少数知名人士的个人活动，很少甚至没有涉及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1949年以后的研究则较注重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行动，通过研究抗捐抗税斗争、新军和会党等，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1978—1989年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复苏和崛起的阶段，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大发展、大繁荣时期。10余年间，各种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机构和团体纷纷成立，各具特色的学术专著和大型资料陆续出版，大批学术论文相继发表，各种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不断召开，青年学者队伍快速成长。仅以论文发表数量而论，10余年间发表的相关论文多达5300余篇。10余年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大陆学者坚持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在同中国台湾学者主张的“全民革命说”、海外学者主张的“绅士运动说”的激烈论辩中，日益走向系统和全面。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认为，辛亥革命既不是“全民革命”，也不是“绅士运动”，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具有明显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如刘大年认为，“资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阶级充当主力军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一九一一年革命，即辛亥革命”，并系统论述了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金冲及、胡绳武总结：“我们写《辛亥革命史稿》这部书，主要的着眼点是想考察一下：辛亥革命作为一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它的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是怎样的。”辛亥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说”包含多方面内容。其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为辛亥革命奠定社会经济基础；其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三，孙中山等革命派的一系列纲领和主张，代表的正是新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诉求；其四，孙中山等革命派以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制度的政治路线，从根本上有别于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当属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范畴；其五，正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初步发展又发展不足，导致辛亥革命既取得胜利又最终失败的双重结局。中国台湾和国外一些学者尽管并不完全赞同大陆学者的主张，但也不得不承认，大陆学者有关辛亥革命的理论体系是自成系统的，并且经过比较严密的学术论证。1990年以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开始进入持续深化的阶段，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也处于不断发展中。受日益兴起的社会史和现代化史研究潮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有所拓展，概言之，即“从革命走向社会”，从单纯政治事件史研究，转向更为全面的社会转型研究。其突出表现是，加强了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一些学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商团、教育会、救火会、慈善会、农会等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一系列成果。与此相伴随的则是对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如知识分子、留学生、华侨、绅商、军人、督抚、传教士等。也有学者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国现代化历程中进行考察，认为辛亥革命启动了早期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资源整合，“辛亥革命在摧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使得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产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由此推动现代化进程“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发展”。“现代化范式”遂成为“革命史范式”之外研究辛亥革命的另一个范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新的研究趋向并非将辛亥革命史从政治事件史范畴中剥离出来，而是通过研究范式的转换，突破仅从政治层面解读历史的局限，在眼界、方法、材料上均有大的拓展，极大丰富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内容，是对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如对商会等社会团体和绅商等社会群体的研究，有助于考察社团、群体和阶层、阶级之间的联系，加深对这一时期资产阶级真实面貌的了解，使阶级分析方法更趋细致、具体；从现代化视角考察辛亥革命，则有助于推动对辛亥革命社会变革意义的理解，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最近20余年来，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另一个新动向是，在“后现代化范式”影响下，一些学者运用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方法对辛亥革命进行重新阐释：要么“眼光向下”，专注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了解身处革命洪流之中“活生生的、不同层次之人的感受和行动”；要么转换视角，对辛亥革命中的人与事进行话语、形象、记忆甚至符号的重新建构，使之呈现另一重意义，揭示历史的另一种面相。这类研究或有助于“革命叙事”的细化和具象化，使历史呈现出鲜活的一面，以补宏观叙事之不足，但也需警惕其可能使历史流于“碎片化”。以上对各阶段辛亥革命史研究的简要回顾，从一个侧面说明，尽管经历许多坎坷，但70余年来，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建构始终在坚韧前行，且成就可观，是我们今天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出发点。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学术自信。二、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突出特征回顾和反思70余年来辛亥革命史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过程，可以从中获得许多启迪，对今天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无助益。归结而言，有如下述。其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熔铸自主知识体系之“魂”。史料收集和历史事实的考证固然重要，但还不是史学，真正的史学离不开以史实为依据的思考和深刻的阐释。历史研究不仅要“知其然”（对史料的掌握和考证），而且必须“知其所以然”（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如柯林武德所主张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学是通过对证据的解释而进行的”，“是思想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对历史进行“知其所以然”的思想探索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是贯穿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之“魂”。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归根结底是长期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结果，其本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应用。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我们才能透过辛亥革命中各种纷繁复杂的表象，深入探寻其中的规律与大势，梳理出历史发展的经纬和脉络。唯物史观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体现在诸多方面。大体而言，一是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辛亥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的初步成长，从而揭示这场革命的社会经济基础及其内在必然性，从根本上否定“告别革命论”的立论根基。二是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判明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从而厘清辛亥革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势力关系，把握住这场革命的本质特征。三是通过运用“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清楚解释辛亥革命中的许多复杂历史现象。如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满问题，过去中外学者大多单纯以“种族斗争”来理解，甚至据以歪曲辛亥革命的性质。刘大年从唯物史观出发，系统论证了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时期服从不同阶级的利益；辛亥革命中的反满问题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和软弱性，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其二，以史料为依据，筑牢自主知识体系之“基”。陈寅恪曾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历史学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史学亦有“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势必要从历史事实出发，建立在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史料之搜集、考证、辨伪，遂成为建立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前提。辛亥革命史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始终是以大量史料的开发、利用为前提和基础。20世纪50年代，人民出版社出版《孙中山选集》（上、下卷），开新中国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编纂之先河。此后，一系列大型资料相继出版，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8册）《辛亥首义回忆录》（4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8卷），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以及各省市出版的地方辛亥革命资料，为新中国初期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与大量资料的开发、利用密切相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档案持续开放，辛亥革命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取得很大进展。重要档案汇编包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湖北省暨武汉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等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陈旭麓等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等。重要人物文集有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11卷）、章开沅主编《辛亥人物文集丛书》等。此外，如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下册）、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等。显然，如果没有上述众多历史资料的汇集和出版，辛亥革命史研究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开花结果，也无从建构起自主的知识体系。其三，以学术体系建设为核心，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之“理”。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涉及“三大体系”整体性建设，其中，由概念、理论、观点、学说和成果所构成的学术体系建设，始终是其核心和基点。知识体系能否成立，关键在于学术体系本身是否科学、完整，是否具有自成一格的独立性和自洽性，是否能够真正以学理服人。以“资产阶级革命说”为核心的本土化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固然有着从革命爆发原因、领导力量，到革命性质、过程、成败、意义，以及辛亥人物评价等一系列有关辛亥革命的系统论说，但在完整“体系”意义上，它当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理论体系，即立足本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同近代中国革命实践紧密关联，形成一整套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近代史”话语系统，如有关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两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有关中国革命性质和任务的“两个过程”论、有关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线索的“三次高潮”论等。自主的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乃至话语体系，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这些层次更高、包容量更大的理论学说。正因如此，若脱离整体性、全局性的“中国革命史”论说，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将是不完整的；只有将辛亥革命视作中国革命史完整链条中的一环，结合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基本矛盾、发展线索等更大的问题，高屋建瓴地探索其性质及意义，才能真正厘清这一学术体系的内在之“理”。尽管带有明显的本土特征，但辛亥革命史学术体系绝非自我封闭的，而是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尤其改革开放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在研究范式和知识体系上，都曾受到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譬如，在以“革命史范式”为主导的前提下，它又吸取了源自西方的“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等理论及其方法，借鉴欧美、日本和中国港、澳、台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成果，在正常而不乏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不断充实、完善自主学术体系及相应的话语体系。因此，自主知识体系的形成，其实是本土知识与域外知识互动交流的结果，在强调“自主”的同时，切不可忽略合理的“借鉴”。学术的发展及知识体系的建构往往需要“对手方”的刺激和参与，缺乏“对手方”的学术，便成了自说自话，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其四，以大型专著出版为标志，展示自主知识体系之“形”。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通过一大批富有见解的创新性学术成果来展示，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要有学界公认的权威性大型学术专著问世。它们可能是个人学术研究的结晶，但更大可能是一批学者长期合作、集体攻关的成果，体现了研究者的集体智慧。我们之所以有信心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业已形成自主的知识体系，主要在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研究结束了“小册子”时代，各具特色的学术著作陆续出版，尤其是几部通论性大型辛亥革命史著作的问世，标志着辛亥革命史研究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首先是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3卷本，12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于1980—1981年出版；接着是金冲及、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4卷本，150万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0年、1985年、1991年出版；还有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下册），由中华书局于1981—1982年出版。这3部大型著作都是作者经过长期系统研究和精心打磨的力作，或以内容全面、体例完整见长，或以主线突出、史实详尽取胜，或以史料丰富、论述精当著称，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五，以学术机构和学术期刊为依托，编织自主知识体系之“网”。现代学术活动离不开周密的组织筹划和精心运作，绝非凭单打独斗所能完成，这或可被称为“有组织的学术”。辛亥革命史研究能够较快形成自主知识体系，实同“有组织的学术”密切相关。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界逐渐改变单兵作战的状况，涌现出一批以辛亥革命史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研究机构和研究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今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等，都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人员比较集中、成果比较丰富的研究机构。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和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相继成立，更使辛亥革命史研究有了专门的学术团体。广东作为孙中山故乡，发起成立了孙中山基金会。这些机构和团体构成支撑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学术网络，在推动“有组织的学术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期刊对推动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功不可没。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创办的大型学术集刊《辛亥革命史丛刊》《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创办的《孙中山研究论丛》等刊物，作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学术园地和精神家园，受到海内外学术界关注，产生了广泛影响。一些国内著名史学杂志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也刊载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史的高质量文章，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和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形成。据笔者初步统计，《历史研究》自创刊以来刊登的有关辛亥革命的学术论文共100余篇，其中，1954—1966年20篇、1978—1989年47篇、1990—2023年36篇，在不同时期均起到引领辛亥革命史研究潮流的作用。学术组织与学术期刊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的主要途径之一，便是合作召开各类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自1961年辛亥革命50周年起每10年举行一次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文革”期间中断一次后，于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恢复，参会的中外学者共120余人，提交论文106篇，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国际学术盛会。此后，各种规模的辛亥革命史学术研讨会在全国各地不断举办，辛亥革命史研究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三、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前瞻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史学。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大发展时代，史学工作者必须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更加宽广的视野，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建构新时代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以回答历史之问、时代之问，“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的再出发、再建构，须进一步拓宽视野，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升级换代”。第一，时间视野的拓展。过去，人们习惯于就辛亥革命本身来思考辛亥革命，时间视野往往局限于辛亥革命前后几年，很少对其进行长时段的历史思考。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章开沅提出“三个一百年”的宏大构想，主张对辛亥革命之前百年历史背景、辛亥以来百年历史本身以及未来百年展望进行通盘性、长时段的纵横考察。这为加快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知识体系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即短时段的“革命”必须放在历史的“延长线”上来思考，方能真正讲清其起因、进程、后果和影响。将历史的长时段与短时段结合起来观察，笔者认为“三个一百年”中，在较短时段的历史“延长线”上，我们应特别关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间的纵向联系。也就是说，以辛亥年为原点，至少分别向前和向后追溯10余年，考察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以揭示其潜在的历史因果之链。可以说，正是戊戌变法的失败，凸显了革命的正当性；清末新政的推行及其挫败，成为辛亥革命的造因；而对辛亥革命的不满足和深刻反思，又为五四运动和中共的诞生创造了历史前提。这一连续的历史进程，反映的是从封建帝制到共和千年鼎革中的波波相续、艰难曲折。而在长时段意义的历史“延长线”上，除西潮东渐、社会转型、现代化这些长程历史因素外，还应将辛亥革命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视野中进行观察和评价。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今，民族复兴一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主题和主线，循此主题和主线，或可打破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之间的界限，将近代以来的民族运动、改良运动、革命运动，乃至今天还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等，作通盘性、全局性的考察，从而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辛亥革命在其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一座里程碑。第二，空间视野的拓展。章开沅曾指出，辛亥革命史研究要继续深入，一是要“上下延伸”，二是要“横向会通”。“上下延伸”是拓展历史的时间视野，“横向会通”则是要扩大历史的空间视野，“从世界史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或者将中外历史某一侧面作横向的比较研究”。从世界史角度考察辛亥革命，首先要考察辛亥革命与亚洲的关系，或称辛亥革命的“亚洲视角”。从亚洲视野思考辛亥革命的意义，我们将获得许多前所未有的启示。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更可谓“革命之母”，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支持力量。亚洲各国如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和启迪。研究辛亥革命史不仅要有亚洲意识，还必须有全球意识。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视角、亚洲视角与全球视角应是相互映射、互有交集的。从辛亥革命与世界的关系看，其实质是一场国际背景浓厚的政治革命。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深受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影响；孙中山等寻求华侨的支援，不限于日本和东南亚，也扩展到美洲、欧洲及一切有华人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甚至可以被视作全球华人的革命；同盟会的分支机构遍及各大洲，海外色彩甚为浓厚。孙中山既是爱国主义者，又是国际主义者，他“从革命一开始就谋求国际合作，而且晚年还更为热忱地呼吁建立一个和平、公道、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显然，随着空间视野拓展，辛亥革命将呈现更为深远的世界性意义。空间视野的扩展，不限于国际视野，也包括根据近代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在分省研究之外展开更大范围的区域研究，如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西北边疆、西南地区等。最近，有学者提出要认识到诸区域空间的分野与联动，尤其要注意研究“南北和东西长程历史中的辛亥革命”，注意到中国南北的历史文化差异，以及辛亥革命具有的“南方革命”特征等，都是很有见地的观察和思考。第三，社会视野的拓展。最近几十年中，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重要的进展之一便是“从革命走向社会”，又从社会变化反观辛亥革命。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辛亥革命不仅是一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更是一场社会意义上的革命，是一次影响广泛、持续时间极长的社会大变革。因此，将革命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密切结合，赋予辛亥革命更立体化的诠释，实属必要。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的研究，不仅要探讨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团体、阶层、风俗等，还要注意过去关注不够，或今天社会发展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和问题。其中一些较大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辛亥革命时期“中华民族”概念的形成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过程、以“民生”为中心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地方基层社会治理的“脱序”、绅士阶层的劣化和“去中心化”、科技与知识的社会传播途径、革命者自身和民众社会心态变迁、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发展等。而“实际的社会史事”，则可援引1902年浙江同乡会所拟“社会”调查纲目为例，包括户口、民智、人民强弱、地方贫富、人民生计、风俗、望族、富户、地方自治、家族规则、善堂义举、乩坛、寺院庵庙、秘密社会、客民、盗伙、地棍、洋烟室、妓院、赌场等。这些都同当时中国社会的实态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也构成辛亥革命的具体社会环境，需要进行细致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则应注意尽可能由“虚”趋“实”、由“粗”趋“细”，在大历史视野下，多做一些精细深入的实证研究。比如，辛亥革命在一些小地方（县城、市镇、村庄）的实际情形和真实影响——“在地化”的辛亥革命；图像、影视中的辛亥革命——“具象化”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的个体生命体验——“作为‘生命切实组成部分’”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对手方”——“全息化”的辛亥革命；等等。从以上几方面去拓宽视野，或可有助于探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实现辛亥革命史乃至整个中国自主的近现代史知识体系的“升级换代”。其中有以新思维、新范式运用为前提的“创新性发展”，但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发掘新材料、提出新问题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打破惯有的思维定式，不断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实现“革命史”叙事的自我更新、自我革命。这或可被视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新革命史”：一种更为广义的、有着更大时空视距、充满生命张力的“辛亥革命”。最后，建构自主的辛亥革命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体系，还应继续发挥“有组织的学术”优势，加强由学术组织、团体、刊物、会议及学者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建设，加强国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成果的海外传播与国外最新学术成果的引进，真正形成以“我”为主但又高度开放的新时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在这方面，正值创刊70周年的《历史研究》等高水平史学期刊当大有可为，我们对此寄予厚望。（作者马敏，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瞿林东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编者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由之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明历史和丰厚的史学遗产，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既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是新时代中国史学必须担负的学术使命。本刊编辑部邀请3位学者，围绕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路径和方法，从不同领域展开讨论，以期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历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有所裨益。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思考建构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历史学应根据自身特点、积累及现状，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第一，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历史问题和史学问题为研究主干，立足新时代，提出新认识；第二，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第三，“两个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第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一、以丰富史学遗产为依托，以重大问题为研究主干中国史学在三千多年的持续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包括史学思想、著作、传统的遗产，是当今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资源和依托。20世纪60年代初，白寿彝先生发表《谈史学遗产》一文，指出史学遗产研究的几个重要方面：对历史观的研究，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社会作用的研究，对史料学遗产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对各历史问题的前人成果的研究，对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对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等。他把这些内容比作“花圃”和“花”，意在强调它们具有重要价值。1981年，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4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文章，对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史研究的发展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在当时史学界“理论热”氛围和《中华大典·历史典》编纂工作中，我们还深刻认识到历史理论遗产、史学理论遗产及史学批评遗产的重要性，将它们看作对白寿彝先生史学遗产论的补充发展。这些方面的史学遗产既反映古代史学的基本面貌，也是现代史学进一步发展的资源。以历史编纂学遗产为例，它涉及采撰、书事、叙事、直书等方面，在体裁体例上有编年体、纪传体、典制体、纪事本末体等多种形态，相较于当今史著的主要形式——章节体，要丰富得多。再如历史理论遗产，主要涉及天人古今、时势理道等观念，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古今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历史形势的变化及其法则等。显然，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能不以史学遗产为依托，赋予其现代价值。反之，如果脱离甚至抛弃中国史学遗产的宝贵资源，而引用一些“新奇”概念来谈论和评价中国史学，只会陷于错误、荒谬之中。在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有一些重大问题仍值得当今学者继续深入研究。如司马迁《史记》记载战国、秦汉间历史，提出一系列极其重要的问题：战国时期，弱小的秦国怎样经过变法发展成强大诸侯国，进而先后灭掉其他六国、统一中国？强大的秦王朝又为什么成了一个短祚的朝代？楚汉战争中，为什么强大的项羽最终失败而势力较弱的刘邦却取得成功？面对经济凋敝的汉初社会，统治者实行怎样的政策恢复社会经济？处于盛世的汉武帝统治时期又出现了什么社会矛盾？司马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其中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在“太史公曰”中留下的启示，值得后人反复品味、解读。又如唐代史学家杜佑撰《通典》，指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都有许多落后的风俗，后因“中华”聚居处自然条件好，多出“圣哲”，改革了落后风俗，而夷狄聚居地自然条件不好，难出“圣哲”，故“多仍旧”。杜佑用自然条件差别来解释民族间文明发展程度的不同，在当时是相对进步的理论。他的理论是否也提醒后世，要注重发展自然条件较差地区的社会经济，以利于全社会的发展进步？再如，宋代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在一千多年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最着意于“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的史事，是思想深刻的史学家。改朝换代，千头万绪，都不曾干扰他的撰述主旨。这一主旨关系一个朝代或一个国家的根本，给后世历史研究者以深刻启发：怎样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中的什么问题？又再如元代史学家马端临作为有“会通”思想的史学家，在《文献通考》序言中提出一个他认为普遍的历史法则：“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我们不妨把它称为“马端临命题”。今天来看，“马端临命题”有合理之处，因为各个朝代的兴起都有不同的时势条件，其灭亡也各有具体原因，但历朝历代之制度都有继承关系，中华文明在制度方面是不曾中断、一脉相承的。但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所谓“不相因”的治乱盛衰其实也有“相因”之处。古代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是剥削者，贪得无厌、勾心斗角、互相残害是其不可改变的阶级本性。这种本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使其走向灭亡，另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则乘势兴起。而典章经制的所谓“相因”，是就整体而言的，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但“相因”不是绝对的，“相因”之中也有变化，即“相革”，也就是孔子说的“损益”。故商鞅论变法必要性时强调“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所谓“汉因秦制”也是就整体制度架构而言的，如秦的严刑峻法，汉朝就没有继承。后一朝代对前一朝代的制度弊病都会进行一定变革，“因”中必有“革”，汉之于秦如此，唐之于隋也如此。因此，我们对“马端临命题”应采辩证态度，既要肯定它的合理性，也要指出它的不足之处。而“马端临命题”背后蕴藏的如何总结中国政治史和制度史规律这一问题，值得后人进一步思考和解答。在史学理论方面，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来者读史，“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论述了史学对做人和治国的重要性。如何以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论证刘知幾的说法，这种论证对今天的史学有何启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再如明清之际学者顾炎武重视史学的经世作用，引用唐人殷侑批评“史学废绝”现象、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加强“史科”的言论，指出：“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总结而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须高度重视中国史学的丰富遗产，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作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其新的含义与生命力。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二、以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为参照，培育知古鉴今、资政育人的史学新风貌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积累并形成许多优良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汇聚历代史学家智慧，是史学史中的宝藏。举其要者如下。其一，深刻的历史意识传统。从《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清人龚自珍倡言“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意识贯穿在从古到今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的思想中，是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层面。中国古代史学经历数千年而绵延不绝，史家、史著代有新出，史观、史法不断进步，正是中华民族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反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英国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名家李约瑟，因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大部分商王之名在安阳出土甲骨文中得到证明，感慨地写道，“这一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传统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影响之大。其二，恢宏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传统。历史视野方面，刘知幾评价司马迁《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这一特点使中国史学在初始阶段就具备宏伟阔大的规模气度，对后世影响极大。班固自述《汉书》记西汉两百多年史事，“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刘知幾评价《汉书》“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史家能在一部断代史中叙及如此广阔丰富的内容，若无恢宏的历史视野是不可能做到的。《汉书》无愧于中国古代断代史撰述的典范。其后，唐代史家杜佑撰《通典》，宋代史家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郑樵撰《通志》，元代史家马端临撰《文献通考》，清代史家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都继承发展了恢宏历史视野的传统，成就了不朽的史学事业。时代精神方面，孔子修《春秋》，一方面尊王道，另一方面又重人事，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只有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条件下才可能诞生，前者撰写国家统一历史进程中多民族的历史，后者完备撰写西汉王朝之兴衰，都具备鲜明的时代精神。唐修《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南史》《北史》，摒弃“索虏”、“岛夷”蔑称，并在新修《晋书》中以“载记”形式肯定十六国的存在和成就，充分反映隋唐政治大一统的时代精神。元修辽、宋、金三史和清修《明史》、“续三通”、“清三通”，更展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巩固阶段的时代精神。恢宏历史视野和鲜明时代精神等优良传统，是当今史学应当努力继承并发扬光大的。其三，经世致用的传统。中国先民很早就懂得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周易·大畜》言“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为多了解前人的嘉言懿行，对培养德行、增益历史智慧是大有益处的。当时可能还未有史书，人们只凭口耳相传了解历史，却也产生了真知灼见。当社会发展到可通过阅读史书了解历史的时代，人们便更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如孔子所修《春秋》是现存较早的史书，孟子指出，“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道出史学的经世功能。司马迁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把人们了解历史是为了从中得到借鉴的目的说得更清楚了。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深知历史和史学的重要性，认为“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这是真正感受到历史借鉴作用和史学经世价值而发出的感慨。杜佑撰《通典》，目的即在于经世致用：“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司马光主持编纂《资治通鉴》，进一步论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目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兴衰、得失、善恶、是非，概括了一定时期的历史形势和社会实践，展现出司马光深邃的历史思想和明确的现实关怀。后人对《资治通鉴》有续作、改作以及更换体裁的重作，证明其影响之大。明清之际，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发展到一个新高度，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等是其中的代表。尤其是王夫之把中国古代史论推向新的高峰，《读通鉴论》中的4篇叙论更从理论层面阐释史学“资治”价值以及能发挥这种作用的原因，极具启示意义。其四，史学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自孔子评价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后，“良史”成为人们对杰出史学家的敬称。西晋时，人们称颂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编年、纪传体孰优孰劣的争论引发“良史”标准的争论，唐人皇甫湜作《编年纪传论》，对“良史”标准作了概括：予以为合圣人之经者，以心不以迹；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与众人同辩，善恶得圣人之中，不虚美，不隐恶，则为纪、为传、为编年，是皆良史矣。在他看来，优秀史著重在内容，而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最重要的是“是非”判断符合“众人”看法，“善恶”评价合乎“圣人”之意，做到“不虚美，不隐恶”。这是对“良史”比较全面准确的总结，也可被视作对史家提出的要求。史学批评家刘知幾也从理论层面论述了史学家应具备的修养。他在回答“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问题时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三长”的“史才”指史学家的综合素养，“才也，学也，识也”中的“才”指史学家的撰述表达能力。此论对后世影响甚大。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次论及才、学、识三长，并以“史德”补充“史才三长”论。近人梁启超综合刘、章之说，将四长重新排序：“史德”为先，“史学”其次，“史识”再次，最后为“史才”。从关于“良史”的讨论到“史才三长”及“史德”论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史学家重视自我修养的传统，也反映了社会对史学工作者的极高期望。这对提升当今历史研究者的修养、培养史学人才、改进史学风貌，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三、“两个结合”是史学传承创新的必由之路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资源，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这些基本资源若要走向现代，转化和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部分，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尤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毛泽东曾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正是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当今中国进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他站在人类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整体的高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这一真理，指出这种契合性表现在“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相似等方面。“‘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新发展，也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就历史学而言，中国优秀史学遗产和优良史学传统同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也有许多契合之处。如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而中国具有重视历史、重视史学的悠久思想传统；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历史，以探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为基本宗旨，而中国史家主张学习和研究历史使人“明理”、“明道”、“通古今之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同中国“衣食足则知荣辱”、“民以衣食为本”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马克思、恩格斯重视“历史的启示”，“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而中国史学主张“彰往察来”、“知古鉴今”、“以史为鉴”，如唐太宗“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王夫之曾细致分析历史的启示作用：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祗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些认识能帮助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启示”论的理解，中国史学以史为鉴的思想传统也能因“历史的启示”论的滋养而走向现代。在历史评价的方法论上，列宁有一段名言，“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也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这种历史地看待问题、尊重历史连续性的方法论，被称为“历史主义”。中国史学史上也有不少持类似观点的史学家。杜佑作《通典》，在叙述历史上主张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两种观点时，以自注形式评论道：自五帝至于三王，相习建国之制，当时未先知封建则理，郡县则乱。而后人睹秦汉一家天下，分置列郡，有溃叛陵篡之祸，便以为先王建万国之时，本防其萌，务固其业，冀其分乐同忧，飨利共害之虑。乃将后事以酌前旨，岂非强为之说乎？他批评主张分封者看到秦朝“祚促”和西汉曾有叛乱，就认为先王实行分封是早有预测的观点，认为这是以后来发生的事情推测前人意旨，是不可取的。清人章学诚同样认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他既讲到“世”（历史环境），又讲到“身处”（具体经历），主张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评价历史人物的文辞言行。杜佑、章学诚之论能充实列宁之论的文化生命，也能在列宁之论的引领下更新生长，富有现代意义。笔者在另一篇论文中还曾讨论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中国史学中一系列民本思想的关联，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以揭示历史规律为宗旨的本质与中国史学关于史学和明道关系论述的关联，阐明中国优秀的史学遗产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五千多年的丰富积累。两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契合性是人类历史认识规律性的反映。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总体是相近的，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有的认识发展成现代的科学理论体系，如马克思主义；有的长期处于朴素阶段，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若二者彼此结合，就都能得到丰富和提高。认识到两者契合性并将两者结合的取向，在一些前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述中已有端倪。侯外庐在《中国历代大同理想》的小结中写道：“中国前代哲人虽然有着‘大同’的理想，但他们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向‘大同’的道路。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科学地指出走向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才能批判地吸收前代哲人梦想中的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把前人的美好理想变成现实。”可见中国历代“大同”思想的价值所在，更可见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的伟大力量。刘大年在《评近代经学》结束语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能与中国固有文化结合起来的原因，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古典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是可以沟通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有内在的根据”。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是中国文化现阶段的重要发展。”白寿彝谈史学遗产时曾说，“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象是一无可取”，但他认为，“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自慎到、韩非以后，说势，说理，不尽相同，但对于社会现象、历史现象的观察，都是从客观的现实出发，是有唯物主义因素的。我想，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若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活动，必产生伟大的成果：“‘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四、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目标，任重道远，前途光明。依笔者浅见，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努力。第一，理论研究方面，首要任务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理论知识体系，包括自主的历史理论知识体系和史学理论知识体系。历史理论层面，中国古代史学家在天人古今、时势理道、治国理政、嘉谋善治、治乱盛衰等方面都有丰富论述，其中不乏佳篇杰作，涉及国家、民族、人口、地理、土地、资源、制度设施、风俗、杰出人物等丰富内容。王夫之读《资治通鉴》而发论，是因为“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侀，而终古不易也哉”。可见理论运用之广泛，理论发展之不可穷尽。为提高中国学者对历史理论遗产的认识，驳斥某些外国学者称中国史学没有理论的谬说，须总结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优秀遗产，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史学遗产进一步结合，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理论知识体系。史学理论层面，唯物史观是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共同的理论基础，但各学科也各有独特理论。就史学而言，涉及史学理论的问题有：史学的本质是什么？史学有什么社会作用？史学成果（著作）形成的原则要求和方法是什么？史学家怎样提升自身的史学修养？史学批评（反思）有何价值？中国史学形成了哪些优良传统？等等。中国史学史上有大量专论、专文、专著对这些问题作了论述，包含丰富的史学概念、观点和术语，形成中国传统史学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史学遗产，对建构中国自主的史学理论知识体系、推进“三大体系”建设大有裨益。第二，历史研究方面，要关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成、演变、发展史，研究它的丰富内容和特点，研究它的包容性和凝聚力，分析它在各族交往中的功能和作用，进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意义，阐述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只有认真进行这些研究，才能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正确全面的认识，进一步增强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落到实处。当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阐释中国史学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认识，这些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存在许多契合之处，可以加深我们对二者“结合”及其意义的理解。中国古代史学家、思想家、政治改革家多对历史发展趋势及其阶段性特点有着自己的看法，先秦、秦汉时期就表现得十分清晰。如商鞅在论述变法合理性时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认为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到文王、武王是一个不断变革的过程，“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韩非把历史划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分别论述各阶段人们的生活、生产状况及其特点，认为是“人民少而财有余”还是“人民众而货财寡”解释了社会的治与乱。司马迁著《史记》的主旨之一是“通古今之变”，对历史进程的描述、对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清晰具体。从《五帝本纪》到夏、殷、周诸本纪和《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高祖本纪》，从《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到《六国年表》再到《秦楚之际月表》，一目了然。他称赞商鞅变法，肯定秦朝的成功以及汉朝的兴盛，证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史学家、思想家都肯定人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司马迁《史记》描写众多历史人物的言行，发展了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传统，认为从皇帝、诸侯到名臣，从工商业者到农民大众，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唐代柳宗元在《贞符》中批评自董仲舒以来“三代受命之符”的说法，认为是“淫巫瞽史”之言，指出人类在自然条件下“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后因争夺生活资料而发生争斗，乃有“强有力者出而治之”，才有“君臣什伍之法立”，描述了从无阶级社会到国家产生的历史发展进程。他的《封建论》更指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不认为分封制出自所谓圣人的安排，而是形势使然。《贞符》以“生人之意”与“天命”对立，《封建论》以“势”与“圣人之意”对立，虽各有历史局限性，但都包含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历史撰述和理论阐释中，司马迁与柳宗元都强调人（包括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作用，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存在不同程度的契合。当代史学工作者要研究历史上最基本的生产关系问题。中国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重视不同时期田亩、户、口的记载，将它们与历史发展的进程联系起来。而马克思也强调土地对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它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离开了土地，生产和生存不能维持，共同体无法出现，民族的形成、国家的建立更是不可想象。第三，世界文明研究方面，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不是封闭的体系，不是只看到“自我”的体系，以自主的立场研究世界、研究世界文明，同样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在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尤其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热烈响应。如下这些问题，无疑是学术界、理论界必须关注的：“三大倡议”提出的世界背景为何？它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三大倡议”显示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怎样的关系？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答将极大提高我们对人类前途命运、人类文明发展的认识，也有助于增强我们的当代意识和世界意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现代化是一个什么概念？中国式现代化与以往的现代化有何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对世界历史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都是当代学人有责任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要研究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古今中西之争”。中华文化主张“通古今之变”，不赞成古今割裂，主张“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借鉴人类文明中所有有益的文化成果，不赞成中西对立、冲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要加强地区国别史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证明，这方面的研究对借鉴历史、关注现实、展望未来，尤其对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十分重要的。要加强国家类型研究，这是认识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是更深刻地认识中国何以成为社会主义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要求。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使命的新时代史学，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也必然是一个百花盛开的园地。各个方向、各个学科的史学工作者都有展示本方向、本学科创新所得的机会。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必将掀开新时代史学前所未有的辉煌篇章。结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70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目

作者：刘晓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南宋灭亡后，自至元十九年（1282）起，元廷在南宋旧疆逐渐建立起较完备的军事镇戍体系。湖广作为江南三行省之一，是在元灭南宋期间由阿里海牙军团开疆拓土形成，同江浙、江西行省相比，地域更辽阔，辖境囊括八番广海大部分少数民族聚居区，镇戍格局也更复杂。湖广行省镇戍军万户府名称可考者至少有17翼，在常戍区基本为一路一府对应格局。此外，镇戍军万户府还要定期抽调兵员，远赴八番广海更戍区轮流戍守。学界对湖广行省镇戍军已有讨论，但关注点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军政机构及其镇戍情况。笔者此前讨论过镇守武昌的湖广行省“随省军马”，内容很有限。为此，笔者拟结合碑刻、传世文献等，全面考察“随省军马”之外镇戍军万户府的建制沿革，进而探讨湖广行省乃至元代整个江南地区镇戍体系的特点。元末吕思诚总结江南地区军事镇戍说：“在江南，军民各有所司而不相统也。八番广海又与江南异，城无定兵，止以各翼军官分轮镇守，二年为番。”据此可知，江南镇戍区可分为常戍区和更戍区两大板块。“军民各有所司而不相统也”，指江南各路普遍设立路级管民总管府与管军万户府，二者不相统摄，此即常戍区；“八番广海”即八番顺元、广东、广西两江、海北海南等道宣慰司辖地，实行的是更戍制度，此即更戍区。一、常戍区镇戍军万户府湖广行省常戍区镇戍军万户府，“随省军马”外的各翼情况大致如下。一是镇守常德、澧州路“上均州万户府”，又作“均州万户府”，名称源自蒙宋交界处的均州，《元史》多次提到双方对此地的争夺。上均州万户府达鲁花赤，可追溯至上均州监战万户忽都哈思。李璮之乱后，元廷新设监战万户，负责监视汉军，后来的万户府达鲁花赤即滥觞于此。据《平蛮始末》与《平蛮记》，此后万户府达鲁花赤尚有阔脱。万户府万户由翟氏世袭，首任万户翟文彬，保州满城人，系顺天世侯张柔部将。万历《保定府志》有其简略传记，其中提到：袭父职管军，征取功多，蔡国公张柔俾授宣命银牌。中统二年，公以文彬久处军旅，累立殊勋，奏授金牌，充顺天路行军千户。累以功，升钧（均）州万户，悬佩金虎符，镇守均州。《元史·世祖纪》亦提及此人，至元十一年五月，“以古不来拔都、翟文彬率兵万人，掠荆南鸦山，以缀宋之西兵”。元人刘时中撰姚燧年谱，提到姚燧大德元年（1297）撰《均州万户翟公碑》，碑主应即翟文彬，惜碑文失传。《平蛮始末》提到至元二十一年有“万户翟李家奴”随湖广行省兵马进讨叉巴诸峒。从时间上看，翟李家奴应为翟文彬后人与继任者。至大二年（1309）十二月，有武昌妇人刘氏“称故翟万户妻”，赴御史台告发三宝奴。此“翟万户”亦应为翟文彬后人。副万户见于记载者有田兴祖，至元二十一年任招讨使，至晚二十九年已任上均州万户府副万户。至元二十四年，元廷“以上均州万户府全翼军马，镇守辰、沅、靖三州”，承担监视当地少数民族、屏捍湖广行省的任务。至元二十七年七月，“贵州猫蛮三十余人作乱，劫顺元路，入其城。遂攻阿牙寨，杀伤官吏，其众遂盛。湖广省檄八番蔡州、均州二万户府及八番罗甸宣慰司合兵讨之”。三十一年，江南湖北道廉访司佥事张经上言：“沅州正冲八番思播，系边远重地，宜依旧为路，兼管靖州。仍于两州沿边诸寨设立巡检，及镇守辰、沅、靖上均州万户府官三员，各分镇守。”大德三年，上均州万户府镇戍地发生重大变化。《元史·兵志》记：“三年三月，沅州贼人啸聚，命以毗阳万户府镇守辰州，镇巢万户府镇守沅州、靖州，上均万户府镇守常德、澧州。”《元史·成宗纪》则记，当年“十二月己酉，徙镇巢万户府戍沅、靖，毗阳万户府戍辰州，均州万户府戍常德、澧州”。当年三月沅州发生动乱，或因上均州万户府弹压不力，十二月始调整镇戍区。《元典章》《至正条格》均有上均州万户府的相关记载。《元典章》提到“上均州万户府威州奕百户张和，被差迤北奥鲁内取发军人盘费，拐带侵使讫中统钞一伯九十五锭二十两、胖袄四十四领，避罪在逃。”元代百户一般不冠地名，所谓“威州奕百户”应指威州千户所下辖百户。泰定二年（1325）立于威州井陉县学的《加号孔子诏书碑》，碑阴有“武略将军、上均州翼千户元寿”，“忠翊校尉、上均州翼上百户耿军儿”题名，适可印证上述记载。另据《至正条格》：至顺元年三月，刑部议得：“均州万户府千户司杰，承差领军归州，把截隘口，经过松滋等县，纵令军人白昼抢取民财。量笞叁拾柒下，削降散官一等换授，依旧勾当。”都省准拟。上述记载反映的是朝廷与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之间的战事。天历二年（1329）二月，“囊加台分兵逼襄阳，湖广行省调兵镇播州及归州”。在此前后，上均州万户府一部由千户司杰率领北上，把截隘口。从司杰部经由松滋北上归州的路线看，当时上均州万户府镇戍地应仍在常德、澧州一带。二是镇守沅州、靖州路“镇巢万户府”，名称来自镇巢军。至元十一年，伯颜沿江东下攻打南宋，次年二月，南宋知镇巢军曹旺以城降。镇巢万户府成军当在此后不久。镇巢万户府军官可考者有达鲁花赤拜蓝、副万户马继祖与马兴祖等，其中前二者见《平蛮始末》与《平蛮记》。拜蓝生平无考；马继祖似出自降元的南宋常德守将马成龙家族。马成龙有五子，分别名兴祖、寿祖、复祖、承祖、光祖，其中“兴祖，明威将军、镇巢副万户，没王事”，“复祖，袭守万户”。五子中虽无马继祖，但其应与他们同辈。他的副万户职或继承自马兴祖，至于马复祖“袭守万户”，有可能指以副万户代理万户，惟详情已不可考。前文提到，大德三年十二月，因镇压沅州动乱不力，元廷“徙镇巢万户府戍沅、靖，毗阳万户府戍辰州，均州万户府戍常德、澧州”。马成龙以常德降元，镇巢万户府原镇戍地可能就在常德，毗阳万户府则在澧州，与上均州万户府对调后，镇巢万户府才徙沅州、靖州，毗阳万户府徙辰州。三是镇守辰州路“毗阳万户府”，毗阳系董文蔚所建三镇（光化、毗阳、枣阳）之一。李璮之乱后，“朝议选宿卫之士监汉军，谒只里佩虎符，监军于毗阳”。谒只里所监毗阳汉军，当即毗阳万户府前身。毗阳万户府万户起先由石抹氏世袭。至元十二年二月，枢密院言，“渡江初，亳州万户史格、毗阳万户石抹绍祖，以轻进致败，乞罪之”。石抹绍祖先人扎剌儿系蒙古早期汉军三万户之一。扎剌儿去世后，自1231年始，“其符爵”由“长子重喜暨孙忙古、重孙绍祖、玄孙驴驴，奕叶袭受，至今不绝”。石抹绍祖于中统三年（1262）袭万户，到李源撰写墓志的大德二年，万户职已由子驴驴承袭。大德三年毗阳万户府自澧州移驻辰州路后不久，万户改由移剌氏世袭。延祐三年（1316）立《辰州火星祠碑记》有“安远大将军、镇守辰州路毘阳万户府万户移剌四奴”的记载。《元史》多处提到此人。综合各记载，至晚在大德末，移剌四奴已接任万户，至顺年间升湖广行省左丞，此后由子那怀继任万户。此外，至顺元年（1330）九月，“辰州万户图格里不花母石抹氏以志节”受朝廷旌表，此“辰州万户”或即毗阳万户府万户。四是镇守永州路“两淮万户府”，前身为两淮招讨司。洪武《永州府志》称：“元初，立管军招讨使，次改为万户府，从两淮翼军人镇守。”首任招讨使为阿里海牙子贯只哥，《元典章》“阿里海牙的孩儿贯住哥，两淮那里做招讨使的时分”，即指此而言。至元二十二年，元廷废元帅府、招讨司，将江淮、江西戍军改编为万户府。这一举措可能波及湖广行省，两淮招讨司由此改编为两淮万户府，贯只哥依旧任达鲁花赤。姚燧提到，“长郝生正奉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虎符、监两淮军贯只各”。所谓“监两淮军”即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贯只哥升迁他职，其子小云石海涯即散曲家贯云石，“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后又让职与弟忽都海涯。洪武《永州府志》记万户府军官如下：小云石海涯

in）的学术运动。大致在同一时期，英国学术界对早期现代不列颠国家的研究也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产生了“财政—军事型国家”（fiscal-military

Hodges）等两名士兵训练游击队员使用机枪和迫击炮。霍支斯还致信上级表示：“与我们共事的人给予我们非常友善的待遇……为我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庇护，不取分文。”战时从事志愿工作的波利屈斯特（Gwen

作者：刘增合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摘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今天，国家文物局在安徽淮南发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聚焦武王墩墓考古新发现。专家表示，墓主人可能为楚考烈王。武王墩墓地位于安徽省淮南市，现存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武王墩墓地遗迹分布示意图经考古调查、勘探确认，武王墩墓现保存有主墓（一号墓）、墓园、车马坑、陪葬墓、祭祀坑等重要遗迹，整个墓园占地2100余亩。2020年至今，考古工作者重点对主墓（一号墓）进行了发掘，确认主墓（一号墓）为一座大型“甲”字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近正方形，边长约50米，墓坑东侧有长约42米的斜坡墓道。墓坑中央建有“亚”字形椁室，四周分列8个侧室，椁室中部设有棺室，均由长条形枋木构筑，顶部覆盖多层盖板。△墓室布局戳视频看椁室结构示意动画↓↓椁盖板上发现文字近千字椁室盖板上发现有墨书文字，已发现和采集100多句、近千字，标示盖板的位置与各侧室的功能。已提取漆木器、青铜器等编号文物超过千件，包含青铜礼器、生活用器、漆木器、乐器、俑等珍贵文物。其中漆木器数量、种类都是空前的。东Ⅰ室南端放置的大鼎粗测口径超过88厘米，大于已知最大的李三孤堆出土的楚大鼎（铸客大鼎）。△东侧室文物△漆木器△椁盖板上的文字△木椁室布局△青铜鼎国家文物局指导研究团队做好出土文物现场保护和多学科研究，完成椁盖板、竹席、漆木器等脆弱文物的加固提取，并在实验室内开展精细化清理和稳定性保护，同步进行墓葬碳十四测年、木材树种鉴定、椁盖板墨书红外识别、漆器和纺织品材料检测与工艺研究、墓葬埋葬环境分析等多学科研究工作。武王墩主墓（一号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国王级墓葬。“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武王墩墓考古研究，将落实“大考古”理念，坚持精细化发掘，多学科协同攻关，加强文物和遗址原址保护，谋划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推动考古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表达，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灿烂成就。编辑：拾

作者：傅林祥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摘

贷二石三斗。户人越人能田三人，口六人，田卅亩，+卩

作者：任大援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编者按：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研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贡献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路径，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为缅怀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功绩，更好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良传统，本刊编辑部特组织这期笔谈，以期为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侯外庐学派推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侯外庐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在近代西学进入中国的背景下，他坚持通过翻译和钻研《资本论》研究中国历史，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起来，形成特色。在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他和他的学术团队不仅完成5卷6册本《中国思想通史》的鸿篇巨制，而且形成了侯外庐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有《宋明理学史》等重要著作，其成果与方法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一、创立思想史学科，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开创及其研究，可以看作侯外庐学派在20世纪时代背景下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晚明以来，在西学冲击下，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缓慢地发生动摇，在近代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传统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化为“七科之学”，标志中国学术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各学术门类当时称“格致诸学”，即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各学术门类称“法政诸学”，即文艺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伦理学、逻辑学等。诸门之下，各有其目。侯外庐生于1903年，正经历了这一过程。当时的学术界在西学冲击下面临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行动来适应中国学术向近代的转变？例如史学界并称“二陈”的陈寅恪和陈垣，都积极用西洋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陈寅恪写出代表性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垣写出著名的“古教四考”，即《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1928年，傅斯年奉蔡元培之命建立“史语所”，将“此虽旧域，其命维新”确定为理念和宗旨，皆是西学影响的结果。在当时的“哲学门”范围内，胡适于1918年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现代思维方法撰写的中国哲学史论著”。中国哲学史的名称从西方沿袭而来，在其前后，还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191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1931—1934）、赵纪彬《中国哲学史纲要》（1938）等，代表了当时的学术主流风向。20世纪20年代中期，大学时代的侯外庐表现出对现实人生与哲学的关心，他在1925年发表《哲学与人生》，主张以“价值的判断”和“事实的考究”作为研究哲学与人生的方法，为其后从事思想史研究打下世界观方面的基础。后来他通过李大钊等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决心进行思想史研究时，逐步树立起将社会史与哲学史紧密结合的方法，并将其看作重要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原则，这种思路正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他在探索中开启了一条与当时主流风向不同的新道路，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中国史学研究范式，其过程是艰辛的。1941—1942年，他相继撰著《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更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在以后的研究中，他坚持把社会史研究融汇到思想史研究中，形成独有的学术特色，带动了一个团队的发展。尔后，《中国思想通史》历经20余年完成，“中国思想史”也作为一个学科进入教育部以及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目录之列，中国思想史学科由此形成。侯外庐在叙述他的学术道路形成时回顾：一九二七年，我到达法国，在巴黎大学听课。翌年，即开始试译马克思《资本论》的工作。我在法国期间，除了做地下党的工作以外，主要精力放在翻译《资本论》方面。我的水平和能力，不可能在三年内译完这部科学巨著。然而，这件工作却帮助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确立了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对我后来从事史学研究起了重大指导作用。也就是说，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著作，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确立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并用以指导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研究，最终形成典型的学派风格。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由于中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知之不深，加之苏联理论界的影响，因而有生搬硬套的形式主义倾向，侯外庐力图从原典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努力，在当时难能可贵。侯外庐在法国以恩格斯审定的《资本论》德文第4版为基础，参照英、法、日等译本进行翻译工作。与20世纪30年代仅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他在马克思主义原典研究方面具有的资料文献优势及功力，一般人难以企及。他在史学研究中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研究社会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在今天仍具启发意义。检视侯外庐及其学派著作，其对中国思想史的独到贡献，几乎都出自对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精心琢磨。从1927年留法开始，他经过十余年努力，翻译研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然后应用于研究实践，用20年时间与团队密切合作，完成《中国思想通史》（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末），建立起中国思想史学科。这一过程使我们看到，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脱离古代“四部之学”走向“七科之学”的过程中，侯外庐学派没有直接沿袭西方方法，如上面提到的“二陈”、傅斯年，或者是胡适、冯友兰，而是采用“改造嫁接”的方法开创中国思想史学科，可谓独具特色。因而，侯外庐学派注重挖掘古代历史文献中具有理论思维意义的丰富材料，更贴近中国历史上理论思维发展的本来面貌，在20世纪学术史上作出重要贡献。例如以汉唐时代看，比较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和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所讨论的人物、著作、史实等项，可以看出：就人物而言，侯著总体比冯著多出16个人物（包括贾谊、司马迁、刘向、刘歆等）；此外，和冯著相比，侯著还讨论了3部著作（《淮南子》《禹贡》《白虎通》）、两个历史事件（党锢、清谈）。总体看，侯著不仅内容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有助于了解社会环境如何影响汉代人思想观念形态的产生发展，更符合中国理论思维发展的历史面貌。上述例证，虽然只是形式上的对照，但可以看出侯外庐将哲学思想置于社会历史的背景之下加以研究的思路，是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观念的研究实践，也是依据马克思主义构建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核心意识。通观《中国思想通史》5卷和《宋明理学史》，其研究和写作过程从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延续近50年，可以视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实践，这在20世纪的史学家中是超群的。任继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能够站得住，并不是靠宣传、靠喊口号，主要是靠用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工具或武器来解剖历史上学术上的问题，拿成果给人们看，你们看这个武器行不行？是不是真正解决问题？”他认为侯外庐学派用史学成果说话，起到了示范作用。从20世纪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角度看，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标志，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代表30年代的理论成就，40年代之后，侯外庐学派的著作是从学科体系层面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直到今天，这种实践还在接受着历史检验。二、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学研究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建立，是侯外庐通过精研马克思主义并加以运用完成的。在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中，侯外庐遵循马克思主义原则，自觉地将人类社会一般规律与中国社会特殊规律结合起来，得出一些经得起检验的成果，对于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作出独创贡献。首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在马克思的研究体系中，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的提出，是从全球史角度对东方古代社会形态的一种思考，即认为人类古代历史发展，有“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不同类型。马克思认为，西方的“古典的古代”路径并不是唯一路径，古典的典型严格来讲只存在于希腊。侯外庐接受了两种路径（类型）的思路，并进行了艰苦探索，他敏感地认识到，这是一个揭示中国文明发展路径的重大问题。所谓亚细亚（英文Asia，德文Asien），就是“亚洲”一词的音译，最早见于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中文标记，艾儒略《职方外纪》《明史·意大利亚传》也采用此说，后沿用至20世纪。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东方古代历史的苏联、日本等国学者普遍使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范畴说明东方古代社会的性质，我国古史研究者也重视用它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并促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到底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者众说纷纭，有的说是奴隶社会，有的说是封建社会，或说是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的过渡形态，或说它是五种生产方式以外的独特社会形态。侯外庐虽然同样以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但他对这一理论的界说，不是直接采取当时已有的某一种现成观点，而是重新追根溯源，提出与众不同的结论。他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东方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1945年，侯外庐写道：“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这一问题，从苏联学者论战以来，就列在我的研究课程表之中。十余年来，这个恼人的问题无时不在材料继续提供之下，思索又思索，考核又考核，一方面是理论原则的材料整理，他方面是原则引用于东方古代史上的决疑说明，阙一不可能解答这一问题。这正是一种博古通今的课题，谈何容易。”于此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用力时间之久、掘拓之深。侯外庐为何要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下如此之大的功夫？其原因在于：第一，他要将马克思主义对古代社会一般规律的认识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规律统一起来，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结合起来；第二，他把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正确解读，当作理解中国古史一系列问题的锁钥，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思想。为了实现上述目的，他在1941年出版《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依据书中自序和他晚年回忆录的概括，该书着重讨论了以下问题：一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起源和发展；三是中国古代变法运动中的特殊途径；四是国民阶级在中国的难产和形成；五是中国古代变法运动中的特殊途径；六是土地国有的大生产所有制；七是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和法权学说——先王观的发展。七个问题贯穿着对中西古代历史的比较思考，力图探讨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该书以古代社会的氏族、财产、国家三个关键词为中心，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生产关系、国家性质、政权组织、社会意识及发展趋势。书中相关论证在思维方法论上受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影响，但结论都是中国化、具体化了的表述，体现了古代社会一般规律与中国古代社会特殊规律的统一，发挥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古代社会学说。侯外庐说：“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是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为了解答这个悬案，的确花费了不少的精力，最后得出了我自己的答案。”他的答案，明白地写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自序中：简单地说来，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献上，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是指的奴隶社会。但是两者的序列却不一定是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两者平列，作为“第一种”和“第二种”看待的。“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改良的路径。前者便是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是所谓“早熟”的文明“小孩”，用中国古文献的话来说，便是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的奴隶社会。旧人便是氏族(和国民阶级相反)，新器便是国家或城市。这里所说的“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和“早熟”的文明“小孩”，是指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中说的“有发育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这种范畴者甚多；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这个结论认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奴隶制社会，社会性质与“古典的古代”相同。不同在于形成发展的路径：“古典的古代”是从家族发展出土地私有制，再发展到国家；中国古代社会则是从家族直接发展到国家。前者消灭了旧时的氏族土地所有制，让位给分种的小块土地制度。后者则不然，土地所有者是代表氏族的个人；没有土地私有权，只有私人的和共同的土地占有权。中国古代社会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两种不同路径。氏族制度残余的存在，造成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点，并影响着它的发展过程。要而言之，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畴在方法论意义上，是讨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性。今天讨论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的道路”等命题，正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有关。侯外庐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讨论，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个世纪，依然没有失去学术价值。70多年间，中国社会发生根本变化，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改革开放，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中国历史研究也有长足进展，在大量考古新发现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把人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侯外庐70多年前对中国古代社会进入文明路径的探讨，重要性与之相比也毫不逊色。当然，当时提出的学术观点，有些仍存在争论，甚至明显地应该修正。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著作强调将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与中国历史特殊规律统一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应用于史学研究，在今天不仅没有失去价值，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意义比以往更加凸显了。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特殊性的思考，侯外庐大体上不用“中国哲学”一词来概括中国古代的理论思维，而主要用“中国思想”一词。他将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融会贯通思考，得出独到的分析和颇有见地的看法。本文不打算对侯外庐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取得的史学成果展开讨论，只将古代封建社会“异端”思想问题，作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一个案例加以说明。侯外庐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中，对“异端”思想、“启蒙”思想特别看重。其中“异端”思想，是侯外庐研究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提法。“异端”，是“正统”的反义词，他指出：“有正统思想的‘法度’化和庸俗化，就会产生反抗正统思想的‘异端’。”他认为，罢黜百家而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完成时期的人物，他的“法度”确立正统思想，是封建社会历史法典化的产物。《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对汉代“异端”思想的分析，颇具说服力。在汉代“异端”思想讨论之前，该卷以3.6万余“平”等字使用频率，并且分析这些语汇在“五经”中的根据，从而了解年号所反映的汉代以来的官方意识形态。在另一个侧面，侯外庐从年号由三公博士援引，来说明支配思想从秦设博士官开始，汉代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是叫作“儒林”的团体。在汉代思想史的背景中，侯外庐特别注意两类人物，就是“酷吏”与“儒林”。他指出：在中国第一部伟大的史书里（指《史记》——引者注），发抒了个性嶙峋的批评，尤其在讲制度的《平准书》与《货殖》《游侠》二列传，讲思想的《儒林》《酷吏》二列传，栽植下汉代唯物主义思想的根苗，以后桓宽撰述《盐铁论》所暴露的思想矛盾（文学之评，即儒林眼里的酷吏；大夫之评，即酷吏眼中的儒林），多摹仿《平准书》的论断，反映出武帝以来的社会矛盾。思想史研究中，对历史背景作如此细致的分析，在一般哲学史著作中少见。正是由于这样的分析，侯外庐才能指出两汉“正宗思想”的一系列特征：“良家子弟”将“六艺”之学当成“祖所传秘记，为汉家用”，结果是“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形成笺注之学，而笺注古书的经学使学术走入烦琐的形式主义，复古与阴阳谶纬的神学伪造笼罩汉人的逻辑思考；豪门阀阅的家学演化为特殊的弟子传授制度，门徒势力党同伐异；到了党锢之祸，清议遭禁，遂埋伏下魏晋清谈的根苗；另外，汉代博士官争立，表面上是为了“正宗”思想的法度化，却包含着博士官禄荣利的捷径。侯外庐认为，从秦汉中央集权政权建立，其五德三统的神权说、图谶纬候的宗教说，都为“王霸道杂之”的绝对王权提供了精神统治的武器。在上述背景下，侯外庐讨论了汉代的“异端”思想，将其划分为三个时期。首先以《过秦论》开其端，贾谊从历史教训之中，一方面强调儒家对古制的观点，另一方面，在其思想血脉中又保留着道家的狂士传统，走上了理想主义的道路。贾谊的超俗理想被司马迁赞为“其志洁、其行廉”的抗议思想，然后是司马迁的批评和贡禹的奏议对汉代的抨击，这是汉代“异端”精神的第一个时期。第二个时期从桓谭到王充，更深刻地形成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体系，与统治阶级的谶纬迷信以及白虎观神学的合法正统形成对立。第三个时期有汉末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符、仲长统等，他们对法律道德的批判以及政治批判，揭露出汉代的社会矛盾，加速了汉朝的崩溃。侯外庐用“异端”与“正统”的斗争梳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史，表现了他“通古今之变”的社会史观。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他对历史人物背景及其思想的爬梳，不仅给读者以丰富启迪，还发掘出许多不被人重视的“异端”思想家，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内容。他坚信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古今相通。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对古代进步思想的讴歌，与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反封建立场是紧密相关的。上述对侯外庐思想的叙述，略嫌冗长，但非此不足以看到他的分析方法和表述方法，这是一般哲学史著作中极其少见的，是社会史和思想史结合的生动案例。应该说明的是，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所掌握的，并不只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历史批判方法，《中国思想通史》的例子，也印证了贯穿《资本论》的历史批判方法，具有科学的普遍性。侯外庐及其学派将古代社会与思想融汇起来进行研究，得出一系列独到判断和分析成果，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史学方法论的独特优势，至今仍具生命力。三、学派建设促进学术发展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社科界，形成“学派”口碑的团体为数不多，侯外庐学派就是其中之一。学派不是学术发展的必要充分条件，但经过历史检验的学派，对学术发展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回顾中国学术史，学派涌现的两个重要时期是先秦和宋明。先秦诸子时代学派林立，他们是精神文化的生产者，是以某种独特的理论主张或独特的方法技艺为基础形成的学术团体，是精神文化生产者在文化创造过程中结成的一种特殊社会关系，学派领袖同时是诸侯之师。可以说，没有学派，就没有先秦的精神文化生产。在宋元明时期，学派在书院的基础上兴起，学派领袖讲学收徒是重要的教育形式，由师长提出某种学说，众多弟子通过辩难讨论，接受、坚持、奉行和发展门派学说，自然地形成以师长为奠基人与核心的学派。从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特征。学派在宋代以后的历史中，具有学术上的求真精神和政治上的批评精神。在书院基础上形成的学派，有的带有政治色彩，形成“党人”，在晚明更是如此，他们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起到独特作用。与古代学派相比，今天的学派既不构成精神文化生产的主要形式，也不带有政治色彩，主要以师承合作关系为基础，形成学术上的特色团队和共同方向并延续发展。西方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Thomas

作者：侯且岸来源：《历史研究》2024年第2期编者按：侯外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在研著《中国思想通史》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派，将思想史与社会史有机结合，贡献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路径，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为缅怀侯外庐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历史功绩，更好继承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优良传统，本刊编辑部特组织这期笔谈，以期为加速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推动新时代中国史学高质量发展，贡献绵薄之力。唯物史观指导下侯外庐的史学成就一提起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人们很自然就会想到侯外庐及侯外庐学派，想起5卷6册的巨著《中国思想通史》。随着时代变迁，史学研究不断深化、新问题被不断提出，我们需重新审视侯外庐的学术探索历程，重新认知这份宝贵精神遗产的内在价值，续写中国思想史研究新篇章。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学术史角度，结合侯外庐的研究实践，对侯外庐学派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作一考察。一、坚持唯物史观20世纪20年代，侯外庐的历史理论探索始于对德文版《资本论》的翻译，而他的翻译工作起源于李大钊的思想启示。侯外庐曾说，“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他那里感染到的对理论的浓郁兴趣，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这个“理论”，即唯物史观。虽然很难知晓李大钊对他进行指导的具体细节，但循着李大钊的“思辨”理路，还是能窥见侯外庐确立唯物史观之端倪。1919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指出，要用“思辨”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这一“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所谓“原动”就在于“唯物”。1920年起，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开设“唯物史观研究”课程。1922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第一次公开演讲，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大家现在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是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但他表示，“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还提示大家，“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系统的研究一下”。1919年7月至1920年12月是李大钊理论思辨最活跃的时期，产生的理论成果十分丰富，且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唯物史观展开的。他尝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代表作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侯外庐回忆从李大钊文章中受到的启发，认为它们“冲破了我的旧迷梦”，“使我感受了思想上的极大震动”。他还清楚记得，从李大钊处借到的书中，“有一本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1927年，在赴法国留学途中，侯外庐得知李大钊遭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的消息。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定了翻译德文版《资本论》的决心，要以学术成果告慰李大钊的英灵。侯外庐从翻译《资本论》中收获颇丰，特别提到《资本论》对他史学研究的指导意义：“我在历史研究中所注重的研究方法，相当程度取决于我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的认识。我之所以一向欣赏乾嘉学派的治学严谨，一向推崇王国维近代研究方法，而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在于《资本论》方法论对我的熏陶。”在《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中，侯外庐概括他社会史研究的原则方法：“社会史研究，先从经济学入手”，“如果不应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特定历史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化，就难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判明这一时代的社会性质，揭示历史的规律性，历史研究也就失去了最基本的科学依据”。在艰苦的翻译工作中，侯外庐最注重概念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特别是对“生产方式”概念的把握。他认为，生产方式是“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这样定义生产方式，针对的主要是苏联学者的观点，侯外庐认为苏联学者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来规定生产方式、代替马克思的定义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马克思在对待历史上特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场合，把一般劳动者看成‘自由工人’，而一般的生产资料则被看成和‘他的’（原来和生产者直接结合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了的生产资料，即已是打上了历史的、社会的印记的生产资料，而不是单纯的物的因素了。换句话说，无论生产资料和劳动者，都是作为社会历史范畴出现的”。再者，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定义生产方式，从表面上看指出了两者的密切依存关系，但实际上忽略了两者各自的特性，特别是生产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初步了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后，侯外庐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一直取‘客观’立场分析各家之见的成与败，不曾急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赢得了比较充分的时间来摸索自己的路”。他继续自己的翻译工作，甚至因宣传抗日和马克思主义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1932年），仍在监狱里学习德文，进一步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的关联，进而深入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试图从社会历史研究中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二、独特的中国社会史研究通过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社会形态以及发展路径，认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侯外庐学派的典型特征。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在马克思中晚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1853年，马克思发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提出“亚洲式的社会”概念，描述区别于西方的东方社会。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马克思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他概括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特征：其一，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实行专制国家的土地国有制和公社的土地占有制。其二，农村公社长期存在，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并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基本组织。其三，实行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四，具备这种生产方式的国家，还有管理公共灌溉工程的职能。马克思此后没有再详细研究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部分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历史必然性的教条认识，放弃对发展道路特殊性和偶然性的探究，更排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探究。侯外庐暗暗发誓，要努力通过古史研究“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是侯外庐的第一部史学专著。他在此书中创造性总结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三原则”，即确定中国古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谨守考证辨伪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并明确提出“各民族所经历的古代奴隶制，有着不同的路径”。他认为，“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来具体研究那些转化的路径”，“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要特别注意的问题”，“明白了这点，亚细亚生产方式便迎刃而解。我们研究所得的结果是，这一生产方式所支配的社会，毫无疑问是古代社会的一般规律之下的特殊路径”。侯外庐参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从“氏族”开始分析文明起源。恩格斯认为，从氏族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标志是国家的建立，而侯外庐从理论和文字两方面入手，运用“古文字考证历史”方法，发现中国古代从氏族或农村公社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与西方不同。“在西方，是‘旧的公社的土地所有权，已经破坏，或至少以前的公社耕种制，已经让位给各家族单位分种小块土地的制度’”；在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转化而为氏族贵族所专有，独立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反而是例外”。根据马克思遗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侯外庐进一步指出，“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无论是古代东方的国家和‘古典的’城邦国家，它们的出现虽然有先后，但在本质上属于同一类型，即都是奴隶制社会，只是二者的路径不同。以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是所谓‘发育正常的小孩’，而‘亚细亚的古代’却是‘早熟的小孩’”。国家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侯外庐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国家的成立和发展，与‘古典的古代’具有显著不同的特点”，特别关注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国家的特点。他的研究路径是，首先揭开中国城市国家“被蒙在一层厚厚的‘封建’外衣里面”的“秘密的形态”。步骤是：第一，弄清邦和封、城和国的意义，“古代的‘城’、‘国’二字同义，筑城即是营国，‘城市=国家’”。第二，考察城市国家成立发展的过程，从商末到春秋时期，因有城市统治农村的严密制度，形成“都鄙有章”的国家。春秋时期，其“特有的畸形的国家形态”——“两政耦国”产生。第三，明确城市对农村的支配，是由“古代氏族贵族的土地国有和氏族奴隶的集团劳动者二者结合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在上的氏族贵族掌握了城市，在下的氏族奴隶住在农村，这就使两种氏族纽带所结成的密切关系，却不容易联结在土地上面，像古典国家那样向第二阶段（显族阶段）发展，而是形成了城市和农村特殊的统一和古代氏族贵族的专政。这种城市和农村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正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历史’”。其次，探索“亚细亚国家”如何进行政治统治。侯外庐认为，中国古代在氏族废墟上建立的城市国家以“宗礼”为政治统治原则,“氏族贵族统治权是专及的，没有族外人参加的余地，这即是所谓‘宗子维城’”。从统治者权利义务的起源着眼，它的文明标志是隐形的，“藏在所谓鼎、彝、尊、爵的吉金本身”。氏族贵族专有的礼器“后来才发展成为贵族地位的名称”。可以说，“‘礼’是文明社会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器’是保藏这个制度的神圣东西”。正因如此，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官制朴素，“没有封建官制的地方色彩”。侯外庐还关注思想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尤其关注中国古代的“先王观”。中国的“王”与“帝”不同，与西方之“王”亦不一样，是“亚细亚历史”特殊性的表现之一。殷周两代的称王和尊王是不同的。“殷代的帝王宗教观是一元的，即先王和‘帝’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这种一元性的宗教观，是殷代氏族成员基本一致，没有分裂，人与人之间一元性的反映。而周代的帝王宗教观却是二元的，在先王以外另创造了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于先王，使先王‘克配上帝’”，“这种在意识上既分裂又统一的神秘宗教观念，正是周代思想的秘密。这个秘密，产生了中国古代先王思想的特殊历史，是古典的希腊所没有的东西。也正由于这个秘密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最初发源地，从而又产生了中国古代诸子的先王思想”。到春秋时代，随着氏族贵族专政削弱、土地私有的要求出现，国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普遍支配意识的先王思想受到怀疑和批判，“开始出现了宗教先王向理想先王的转化”。思想的“特殊历史”由此产生，先秦诸子的思想通过不同的“先王观”表现出来，真正的中国古代思想从此发端。与思想密切相关的是思想的载体。侯外庐选择对“圣贤”进行专门研究，提出4个问题：第一，古文献中的“圣”、“贤”二字是怎样产生的？第二，晚出的“贤”字何时占据重要地位？第三，中国古代的贤者观念怎样产生、循什么路径发展，与希腊的智者有什么异同？第四，贤者是怎样的人，他们和诸子百家学说争鸣有什么关系？上述问题涉及文明社会起源中道德、知识和意识的承担者，也涉及他们身上的“亚细亚”特性。侯外庐发现，“圣”字“是把美德的称呼加在先王头上”，“是‘克长克类’或‘君之宗之’或‘惟君惟长’的氏族盟主的专称”。在西方语境下，“圣”（Saint）并不是“王”，也不存在所谓“先王”，任何“王”都是可以臧否褒贬的。但中国语境中，不光“德”是“圣”的尊称，“哲”亦为“圣”专有，“敬德和明哲是最早的宗教性的伦理”，不是“一般的国民性的道德”，而是“先王受命的主要条件”。关于“贤”字，侯外庐论证它的“晚出”，并认为它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下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构成和意识形态变化的重要象征。“国家成立之后，受民受疆土也是古文献的重要记载。所受的民并不是本氏族组织的成员，因此在劳动力方面加上了一个新的要素。”他以《尚书·康诰》为例，“‘矧今民罔迪不适，不迪，则罔政在厥邦’，‘小人难保，往尽乃心。……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乃以殷民世享’”，认为世享的“新民”便是奴隶，而“贤”是由此分化出来的。侯外庐着重指出，“在古文献里我们常看到君子（贵族）和小人（俭人）的分类，却没有国民性的贤愚的分类。氏族宗统的哲人是先天的哲人，庶人是先天的愚人”。到春秋时代，“国人才有显明的活动，‘贤’的概念大约是春秋的师儒所提出，战国诸子更把它发展了”。“贤”同“智识”产生联系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章太炎提出的“畴官之制”所发挥的作用。侯外庐认为，畴官的作用是传授知识，他们“是春秋师儒的传授者”，“儒在孔子以前，还没有成为私人的学问，仍然是公族的附庸”。因此，“畴官”、“缙绅先生”是向“贤”过渡中的重要人物。“到了百家之学的时代，这才贤圣分离，判天地，析万物，察往古、由圣神合一，降到智者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所谓‘竹帛庶人’，即说明西周‘学在官府’的制度难以维持了，代之而起的是百家争鸣的私学了”。由此，“‘贤’字的概念已经转化成为国民阶级的智能的美称，不是原来善射的美称了。从孔子开始便产生了古代中国哲人的‘贤’者理论”。第一批“贤”者就是孔门三千弟子中的72位佼佼者。“尊贤”随之流行，“道术”从官府走向私人，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从官学到私学的演变理路，也可被视为“亚细亚社会”特殊性的体现。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侯外庐对中国封建社会进行创造性研究，代表性作品有《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主义》等。不过，在他看来，这些研究虽“仍能反映我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的基本观点”，但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相比，“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得薄弱一些”。为什么侯外庐会产生这一认识，他自己并没有详细解释。如果从封建社会研究与古代社会研究的内在联系中寻找，就能发现破解这一疑难的关键在于思考如何继续进行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如何认识这一生产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如何进一步论证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变的特殊规律？围绕这些问题审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就能发现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真正的作用和意义。在《论中国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一文中，侯外庐指出，“在古代社会解体过程中，封建制因素的生长形态必须和古代社会里所存在的后代社会的（其中包括封建制的）萌芽形态，严格地区别开来”，“个别国家或个别区域的封建因素的成长必须和全国范围内封建关系的法律化过程，严格地区别开来”。因此，经济构成和法典化便成为判定“社会全性质”的关键，他认为，“经过汉初的一系列的法制形式，如叔孙通制礼，萧何立法，张苍章程等，到了汉武帝的‘法度’，封建构成才典型地完成”。接着，侯外庐指出，“自然经济原是古代社会老早就有的因素，但它沿袭到中世纪社会便成了统治的形式。它所表现出的主要方式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在中国封建制社会更有它的特点”。为此，他专门引述马克思《资本论》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论证“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对“大工业的生产物”的顽强抵抗及其后果。在侯外庐看来，“这一理论是针对封建制社会而讲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虽然它的渊源颇古，而手工业的官有形式在汉代也依然存在，但是这种传统到了秦汉时代才典型化，才成为‘生产方式的广阔的基础’”。汉代，《急就篇》“以类似法典的形式”出现，“从耕织的传统习惯以至法典化”。“这一制度即成为后代‘租’和‘调’、‘租、庸、调’的法律的张本”，“对于商业的分解作用是一种障碍”。中国历史分期争论中对封建制形式“法典化”、封建“土地国有制”形式、封建地主阶级的“品级构成”等问题的讨论，实质都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三、系统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与社会史相结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自成体系、享誉中外，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中得到充分展现。其一，侯外庐重视理论思维经验教训的总结。他在解析中国思想史发展特点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知理论思维是思想史的灵魂，强调“思想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和发展，有着丰富的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应当科学地加以提炼和总结”，要特别注意“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的发展”。《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追溯了古代唯物史家的思想发展轨迹。从春秋时代的阴阳五行说到战国时代荀子的《天论》，揭开了中国思想史中唯物思想的序幕。到了两汉，“经学成为官方正宗思想”，“董仲舒的唯心主义的公羊春秋学占有显著的地位”，“董仲舒按照自己所设想的封建专制君主的形象，来塑造‘天’的神性”。与正宗思想对立的是对“天”道的怀疑，如司马迁“是站在儒家正宗神学对立方面的第一个思想家”，“他怀疑‘天道’，并且批判了当时的神秘主义思潮”。关于魏晋玄学，《中国思想通史》指出，魏晋南北朝的“支配思想”是“清谈”或“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中国思想史纲》指出，“才性和儒道的同异离合的争论，表明魏晋玄学已摆脱了汉代经学笺注的束缚，走上了综合名法儒道诸家的道路”。玄学的目标是打破汉代“儒学定于一尊”的局面，共同探求儒道综合的思想形式和理论状态。道学即理学，侯外庐称其为“与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相适应的统治思想体系”，认为“它继承着儒家官方哲学的传统观念，又不断吸取佛、道二教中的世界观以至方法论上的某些因素，使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得到更为精致的唯心主义论证”。但是，也有进步思想家“不仅从自然观、认识论和历史观等方面对道学展开了历时持久的论辩和斗争，而且还直接采取了社会批判的形式，暴露了当时社会的尖锐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批判者“往往同时又是著名的政治革新者”，如唐代中叶的柳宗元、刘禹锡和北宋王安石。《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纲》对道学尤其是心学的批判，展现了侯外庐研究的思辨性和理论性，其中以对顾炎武和王夫之思想的分析最为透彻。这些论述在《宋明理学史》中又有所发展。侯外庐认为，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批判性命题，“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不知舍经学，则其所谓理学者，禅学也”。顾炎武还指出禅学“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导致空谈心性，主张“心”是思维能力，“存心”就是在实际“治事”上运用人的思维能力，以认识事物的条理。这与主张瞑目静坐，使“心”与外界隔绝的理学禅学是不同的。而王夫之明确反对“知行合一”，因为这是一种“诡秘”的“知先行后”说，容易使人误入迷途。这里，“知”是先验的“良知”，“行”也不是通常说的习行，而是一直克服杂念的意识活动。“知行合一”论错误地认为人只要体认到先验的道德本体，实现精神境界的升华，就具备了应对万事万物的才具和能力。可以看到，进步的“异端”思想家深刻揭露“心性之学”的真实面目，证明它完全是空洞、束缚思辨的伦理道德说教，是人的精神枷锁。其二，侯外庐重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他在回顾这一取向的由来时说，“我在20世纪30年代，自关心社会史的论战而开始研究中国社会史。这项研究工作，理论上得益于《资本论》的研读，同时又受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启发。1934年我撰写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虽然只是一个小册子，却既包括社会史也包括思想史。我的这第一本史学著作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虽无甚明确的意识，却相当典型地表现了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1941年，侯外庐完成《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2年又完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他将两书的问世看作“把社会史和思想史有机地结成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成果，后者更被他视为自己“思想史研究的第一个界碑”。整体看，侯外庐将社会史研究视为思想史研究的前提，这是思想史研究跨出纯思辨领域的关键。社会史研究为思想史研究提供必要思路和实际问题，丰富了思想史的内涵。《中国思想通史》各卷均含有相当分量的社会史内容，体现出鲜明的治学特色。《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首章《汉代社会与汉代思想》，是思想史与社会史贯通的出色范例，在追溯社会发展的同时合理解释思想史问题。侯外庐从生产方式入手，首先分析秦汉封建贵族和豪族地主，指出当时封建土地国有制的所有制形式及其法典化特点；其次重点分析汉代统治阶级支配思想的表现形式，指出“汉代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应以武帝的‘定于一尊’为完成的形态”，它是“汉代的正宗思想”。他还认为，“从年号的顺序里，也可以发现封建制的规律”，从年号“建元”中可看到“法典化了的封建制度”，看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政治法律制度所折射出的性质”，“建元年号就集中地表现出统治阶级的道德名誉的形式”。围绕汉代士大夫的出身和汉代的儒学特征，侯外庐进一步分析汉代“正宗思想”的形成，概括了五个特点：第一，它“由秘传师法家法的特殊基尔特制”，“形成了中国中世纪的经学的笺注主义”，“使学者劳思考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第二，它“已经走向神秘的宗教的领域”，“尤其因了农民起义，阴阳谶纬的神学就表现为汉代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复古与伪造笼罩住汉人的逻辑思考”。第三，它“由豪门阀阅的家学演化而为特殊的弟子传授制度”，“尤其东汉，这一带有古代世族残余的齐学、鲁学、韩学等师承关系，渐渐形成了思想的基尔特式的封闭”。所谓的“累世经学”，其“古形式到汉形式，是一套死灵魂”。第四，它使学术与秩禄“不可分离”，正宗思想家“通过等级身份的政治地位，依据颠倒的意识而援引谶纬神学”。第五，它随秦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而发展，“通过家长制的父权的折射，必然要建树起国教化的神学系统”，“五德三统的神权说，图谶纬候的宗教说，都为‘王霸道杂之’的绝对王权作了精神统治的武器”。侯外庐对汉代“正宗思想”的研究阐释是《中国思想通史》中最具思辨色彩和理性反思价值的部分之一，亦成为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最佳注脚。其三，侯外庐重视厘清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中国思想史纲》特别申明，本书“综合了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在该书绪论中，侯外庐分析中国思想史的特点，特别强调，“中国历史上深厚的革命传统与伟大的历史首创精神，给予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逻辑的东西是反映着历史的东西，逻辑和历史是辩证的统一”。他的观点与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分析政治经济学史的方法是一致的，是对思想史与一般哲学史之区别的最有力解释。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不是单纯进行抽象的思辨及概念论证、辨析，研究者必须同时关注社会变化、历史例证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侯外庐撰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也有意识将其与已有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区别开来。他坦陈自己“细细研究过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所论及的每一个人物”，“写《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时，对冯友兰所肯定的人物进行过有针对性的批判，例如对孔子、孟子，特别是老子，都是例子”，“编写《中国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时，对玄学家向秀、郭象的批判，对宋明理学家的批判，继续是针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在侯外庐看来，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比起流行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更有中国特色，因为当时所谓中国哲学史的框架仍是西方的，但中国古代有学问、有思想的人称“子”，“子学”即指思想，“子部”即是学科分类。在对“子学”的认识上，侯外庐受章太炎影响颇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其四，侯外庐重视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著作多以“思想学说史”命名，如《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思想学说”中即包含学术。侯外庐十分赞赏章太炎和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方法，重视“义理”与“考据”融合。他从学术史出发，在《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中对两位学者的学术实践进行评价，展示了一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史到思想史再到学术史的新研究理路，体现出真正的大历史观。侯外庐称赞章太炎是“中国学术史的第一次尝试者”，认为其著述中最有价值的是“能考究源流，而反乎理学家的心傅”。具体到中国思想史研究，章太炎“对于诸子学术研究，堪称近代科学整理的导师”，“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着的神秘壁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着的奥堂，第三步根据他的自己判断能力，重建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认识论方面，侯外庐赞赏章太炎“已经不同于乾嘉学者所谓之‘实事求是’，仅限于文字训诂间的是非，实在进一步提倡理性主义”，“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而是抽史以明因果，覃思以尊理性”。这种“国故民纪，绝于余手”的名士气概深深震撼了侯外庐。侯外庐也高度评价王国维的治学精神，赞扬他坚持“当以事实决事实，而不当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在史学上，他依据了真理，走了‘可信’的研究方向”。王国维对“德”和“彝”的研究启发了李大钊与侯外庐。王国维的古史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东西文明起源差别的研究和古史古字考证，也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在中国思想史上，“理学”与“汉学”常出现对立和争论。由于理学空疏，很多崇尚实学的学者倍感压抑，主张实证而不空谈义理，造就汉学兴起。如果不联系学术史，恐怕很难讲清思想史上的这段公案。而在西方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很难深入此背景理解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涵。《中国思想史纲》指出，乾嘉时期的“汉学”分为吴、皖两派，分别以江苏人惠栋和安徽人戴震为代表。他们的区别在于是“治经求其古”，还是“治经求其是”。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确立了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他认为“道”即是“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理”则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或条理”。在理欲问题上，戴震批判道学，主张理在欲中。在认识论上，他主张“心知”的作用“在于对外界事物进行分析、综合，以便掌握其中的条理、规律”。《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纲》对戴震的研究、对乾嘉汉学方法论的评价，尤其是对文字与义理关系的阐释，是将思想史与学术史结合的出色范例。其五，侯外庐重视“异端思想”和“异端”思想家的发掘。他的思想史研究很大程度上围绕“正宗”和“异端”思想，也就是统治思想和与之对立的思想展开，探究思想乃至意识形态的矛盾及其发展演变规律。《中国思想通史》《中国思想史纲》中“异端”思想家均占相当比例。侯外庐视之为他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一项富有开创意义的探索，“胡适、冯友兰等人研究两汉以后思想家、哲学家，只偏重于儒学诸家，而我们一致认为，中世纪思想史，必须着重研究异端思想和正统儒学的斗争，无神论和有神论的斗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表彰中国思想史上唯物论的光辉传统。正统儒学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现成的，而许多异端思想家、无神论思想家、唯物主义思想家，则有待我们去发掘”。这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之一是《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此书研究的3个重要人物是柳宗元、朱熹、方以智，柳宗元和方以智就是侯外庐发掘的两位重要“异端”思想家。他认为柳宗元“实不仅是文学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在中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千载未被人识”。方以智更是“我们下了大力气发掘出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对“理学”的深刻批判是侯外庐十分看重的。应当指出，侯外庐发掘“异端”思想家，不单是为寻找与正统思想对立的思想因素，很大程度上是为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因素，从对历史的盛道和盛世的怀疑中追寻历史的真实问题，探究思想发展的内生动力，丰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另外，侯外庐对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有所考虑和计划。20世纪40年代末，他倾全力研究鲁迅，通过考察鲁迅与章太炎的关系，研究他对“异端思想”的融会。侯外庐说，“中国近代思想的终点和现代思想的起点，都体现在鲁迅思想中。解放后，我本希望有计划地重理鲁迅思想研究，却终未实现，这是非常大的遗憾”。侯外庐的鲁迅思想研究还隐含一条重要理路：努力研究一位“典型的中国式思想家”，还原“他与中国文化源流的近亲关系”。一般来说，我们在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特别是思想家思想的变化时，更倾向于从外来思想、思潮中找寻变化的原因，这甚至成了一种研究定势，但这样恐怕就很难找到“典型的中国式思想家”。侯外庐正是试图打破固有范式，别开生面。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关键要深入研究“五四”，续写近现代的启蒙思想史，其中还有众多思想家有待发掘和重新认识。但是我们目前的研究却相当薄弱，最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反出自海外学人之手——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此书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思辨空间，其中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揭示中国思想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从道德发生到道德革命，自身动力何在？中国思想史续写的成败取决于对内生动力的研究和揭示，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中国思想史的自主知识体系就不能说是完整的。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后人理应紧紧跟上他的步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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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篮球赛的啦啦队穿着马面裙，跳着“最炫民族风”燃爆全场。2024年春节，马面裙成为火爆的“新春战袍”。为什么千年前的马面裙能掀起新的时尚潮流？古今马面裙在款式、面料、做工等方面有什么不同？让我们听纺织考古的工作人员细细解读。编辑：拾

作者：王慧敏来源：《历史评论》2024年第1期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得到历史性提升，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习近平文化思想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展现出当代中国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风貌，标注了文化自信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这一重要论述阐明，文化自信来源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两个结合”是其得以实现和巩固的根本途径。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达到新高度中华民族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拥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命题，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得到更加丰富全面的呈现，得益于党中央对中华文明史的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来讲究“鉴往知来”，“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从重视文物和古籍保护利用工作到推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再到成立中国历史研究院、建成中国国家版本馆，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一系列重大研究项目，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的研究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大价值的深刻揭示，增进了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科学认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民族发展史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根脉”，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深刻揭示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习近平总书记还从人类文明的视域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今世界“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推出一系列重要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创造的“一池春水”，使之获得更加旺盛的生命力。2017年1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阐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2021年4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重点项目规划》，明确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工程、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国家古籍保护及数字化工程等23个重点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极大地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只是博物馆或典籍中的遗产，而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熔铸于当代中国的新文化，熔铸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传承与创新，夯实了文化自信的底蕴，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强大思想支撑。发掘弘扬革命文化达到新高度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实践中创造的文化结晶，是对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历史的精神淬炼，是当代中国文化传承的红色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瞻仰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化了我们对革命文化的认识，把我们对革命文化的自信提升到新高度。革命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紧密而深刻的联系。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长征精神时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2021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锤炼出鲜明的政治品格”。2021年9月，党中央批准了中央宣传部梳理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46个伟大精神，极大丰富了革命文化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发掘和激活革命文化的当代价值。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更加需要发扬革命斗争精神，才能战胜新的奋斗征程上的艰难险阻。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强调“要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结合新的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涵，使之转化为激励人民群众进行伟大斗争的强大动力”。新时代以来，革命文化的传承发展面貌发生历史性变革，革命文化氛围洋溢在社会各个角落。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了许多革命老区，看望老区人民，围绕如何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革命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的奋斗历史，彰显了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精神风范。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注入红色基因，对增进文化自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对革命先烈精神的传承，更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革命文化被赋予了更加新颖的内容和形式，通过各种传播方式和渠道，巩固了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认同，增强了文化自信的政治基础。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继续传承和发扬革命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能。开拓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达到新高度文化自信还来源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开拓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而成的，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时代潮流和进步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阐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性质，进一步充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推动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标注了党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达到新高度。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所以先进，根本在于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使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先进性进一步凸显。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必须牢牢把握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要求“立足中国，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潮流。一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深度融合。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二是发展目标和发展道路更加明确。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时代命题，强调要“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在“两个结合”的指导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和更加深厚扎实的文化根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新时代以来，中央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不断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着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对意识形态建设作出重要部署。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将意识形态工作提升到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重要地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以“根本制度”的形式明确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新时代以来，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应对，提出“网络强国”战略，要求“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获得更加明确的科学内涵和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加巩固，提升了全社会的精神面貌和文明程度，构建了更加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夯实了文化自信的社会条件和心理基础。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得到历史性提升，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更好担负起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评论》《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70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目

作者：项久雨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微信公众号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是新时代以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性成就的升华与总结，反映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两个大局”下我国文化发展的新态势、新格局、新要求。对于这一思想的学理阐释，必须将“理论形态”与“理论特质”结合起来予以整体性考察，系统、全面地把握这一思想的丰富内涵、历史指向与实践要求。一、人民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价值论价值论层面的考察，触及文化的实质与核心。价值取向反映着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之根、发展之基，体现着一种文化理论的立足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产物，反映着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根本立场，即人民立场。人民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本质属性，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做到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显著标志。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逻辑起点。精神文化需求是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高层次的需要，是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转化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其中一个重要的面向就是推动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将文化发展的优势转化为满足“现实的个人”及其精神文化需求的效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具有“量”的规定性与“质”的规定性。精神文化需求是内生性的需求，而不是外在的需求；是长期性、连续性的需求，而不是暂时性的需求。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时时刻刻都存在”。这就要求持续不断地供给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多样化、丰富化的文化产品，契合于不同年龄层次、生活背景、文化水平群体的需要。同时，应当注意到，精神文化需求有其特殊性，并不是有文化产品供给就能满足精神文化需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粗制滥造、千篇一律、跟风创作的文化产品，没有思想水平与艺术水准的影视、音乐、美术等作品，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现实诉求。正因如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从“量”与“质”双重层面予以具体落实，不仅要关注精神文化产品供给“有没有”的问题，更要关注精神文化需求满足得“好不好”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体现在文艺创作生产的过程中，成为文艺作品的首要评价标准，成为文艺工作者必须遵循的价值准则。评价一部文艺作品是否是优秀作品，既要看艺术标准、审美标准，又要看市场标准、经济标准，还要看价值标准、社会标准，要将艺术标准、经济标准与价值标准统一起来。习近平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只有真正扎根人民群众的生活，真正做到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引发人民群众的思想共鸣、情感共鸣、精神共鸣，一部作品才算具备社会效益与社会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部优秀的作品。正因如此，文艺创作者要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创作过程中要更多关注“人民”而不是“人民币”，要将创作的方向同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表现主体，反映好人民群众的心声、心愿，展现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努力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群众。同时，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思想素质、文化素养，以德艺双馨的标准要求自己，正确认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要求，树立正确的艺术理想、人生理想，做真善美的追求者与传播者，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中提高艺术造诣，实现人生价值。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贯彻到文化建设各领域，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同发展中予以具体落实。在文化领域中，以人民为中心是具体的、实践的，而不是抽象的、笼统的，其既要求推动社会精神文化财富不断积累，又要求增强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既要求坚持文化事业的人民属性、公共属性，又要求提高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从文化事业的角度看，习近平提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对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作出明确要求。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303个，群众文化机构45623个，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3782个，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更加丰富、多样、多彩。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发展应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注重平衡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习近平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2022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21805亿元，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文化产业“人才下乡”“资源下乡”，赋能乡村振兴取得积极进展，在维护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人民性，在新时代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中得到确证。二、整体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论文化不是孤立的存在，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其同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有着内在的、深刻的互动关系。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既要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在机理中予以理解，又要从社会有机体相互联系的整体性视角，特别是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全局性视角切入，予以系统论层面的考察。首先，领导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因此必然体现在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全过程各方面。在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出的“七个着力”要求中，“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居于首要位置。习近平指出：“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历史经验表明，在党的领导下，各级宣传文化部门加强对文艺工作的引导与扶持，加强对文艺工作者的支持与培养，为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同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等范畴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此，各级党委（党组）必须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人才队伍，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其次，理论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一种文化理论的特质，最为直接地是通过其中的概念、范畴、论断体现出来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文化理论上“术语的革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理念、文化范畴、文化论断等，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整、系统全面的有机统一整体，其内部不同的组成要素相互促进、相互支撑。从标志性的文化概念和范畴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标志性概念、范畴且彼此关联，具有整体性。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贯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价值取向。从标志性的文化论断来看，“党的文化领导权”“两个结合”“新的文化使命”“赓续中华文脉”等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重要论断。再次，建设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为，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架构下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体化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总体性，文化建设是同其他领域的现代化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中就已经提出“文化经济”的范畴，并对其作出界定与阐释，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文化具有经济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能够发挥思想先导、价值引领、精神动力的功能。除此之外，在法治建设领域，需要培育法治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需要培育生态文化；在党的建设领域，需要培育党内政治文化；等等。这些都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现代化建设全局思考文化发展的整体性特质。最后，结构上的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这集中体现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将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在结构上予以贯通。“体”，亦即“本体”，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的思想、理论、原理、观点；“用”，亦即“功用”，这里主要指的是文化建设实践的任务、部署、制度、政策。“体”是“用”的基础，“用”是“体”的转化，二者之间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本体与功用的关系。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强调文化理论对于文化建设的指导与引领，也强调文化建设对文化理论的转化与支撑，形成一种有机的文化联结，建立一种紧密的文化纽带。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体”“用”之间的贯通，彰显着一种内在的文化自觉，反映出这一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深刻把握。三、独创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发展论文化是一个生命体，创新是文化生命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文化指导思想的持续不断创新，文化之花就会凋零、枯萎，文化就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衰败的状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具有独创性、创新性的思想体系，富有思想上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种独创性根植于“两个结合”。“两个结合”是一种有原则高度的结合，而不是一种机械的嫁接、简单的拼凑、无机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所形成的“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根脉”与“魂脉”的有机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具有民族特性、本土特质、时代属性与现代高度的结合，“‘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如此，从时空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不是外在于中国的存在，也不是过去的存在，而是被赋予了深厚的中国内涵、现代意涵的存在。“根脉”与“魂脉”的创造性结合，赋予中国文化发展以生命力，激活了文化创新、文化创造的空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根脉”与“魂脉”中的“脉”，主要指的是中华文脉，二者的创造性结合，使得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了双重动力。习近平文化思想实现了“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文化建设有其内在的方法论，是文化创新创造的原则遵循。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习近平阐述了文化领域中守正创新的方法论定位，“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就是要坚守文化发展的性质、立场、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能背离原则、背弃立场、抛弃历史。创新，就是要持续不断地赋予文化发展以内生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激活各类文化要素的动能，避免文化发展的停滞。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推动实现一种有原则的文化发展，深层次地展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建设方法论上的独创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的起点”，提出了“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新的起点”，是对于文化发展历史方位的界定，对应的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在文化发展上有其时代诉求与历史规定。“新的文化使命”是一个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整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意涵。其中，“推动文化繁荣”是从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来谈的，其所反映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蓬勃发展状态，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充分涌流。“建设文化强国”是从文化与国家发展的有机联系来谈的，其所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具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具有世界性的文化形象，具有世界标志性意义的文化身份，形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将文化发展上升到文明高度，体现出文化发展所彰显的进步状态与历史意义，是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的继承与发展，将中华文明发展到21世纪的现代高度。在“新的文化使命”中，三个组成部分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动文化繁荣”属于基础层次，“建设文化强国”居于承上启下层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属于最高层次。“新的文化使命”有其“发展论”层面的意涵，确定了文化建设的目标，明确了文化发展的方向，其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表达与概括，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独特性将得到进一步锻造与凸显，这深层次地体现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性认识的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独创性”与其“主体性”是紧密联结为一体的。文化指导思想的独创性，不仅体现出思想自身的主体性，还反映与巩固了文化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指的是一事物反映出的主体意志、愿望与创造性。文化的主体性，反映出一种文化形态区别于另一种文化形态的内在属性，是文化发展的安身立命之本。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一个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源源不断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南，与时俱进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实践遵循，以思想的独创性、创新性巩固文化的主体性。习近平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文化主体性，是一种特殊的身份认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是一种自觉的文化表达。有了文化的独创性、主体性，中华民族就得以自觉自信自立地屹立于21世纪的世界民族之林。从发展论的角度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个不断展开的、开放式的思想体系，必将随着实践深入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经历了由概念、范畴、论断的提出，到不断体系化、系统化、学理化的过程，最终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整体。文化不是僵化的存在，不是一成不变的结晶体，而是不断发展、处于演化状态之中的有机体。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将随着新时代新征程文化建设实践的推进而不断丰富、深化、发展，形成更为丰富的思想形态、理论形态。新征程上，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思想形态发展促进文化形态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四、世界性：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明论随着历史转向“世界历史”，精神生产的世界性日益凸显。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习近平文化思想，归属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整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文化意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具有“中国意义”或“本土意义”，更具有“世界意义”与“文明意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这一思想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文化发展的新境遇、新挑战、新态势，提出了文化建设的新范式、文化发展的新使命、文明交往互鉴的新原则，从根本上超越了“文明冲突论”与“普世价值论”对于文化的偏颇认识或错误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揭示了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就是“内”与“外”的关系，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文化发展面临的共同难题，关乎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华文化的当代发展，既要守护好“民族性”，又要彰显出“世界性”，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一方面，守护好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一些人看来，西方的现代性文化是具有“普世”性质的文化，美化西方的文化心态依旧存在。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与近代以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处境有着一定的联系。现代化不等同于西方化，现代性并不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现代文化也并不等同于西方文化。实际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华文化有其深厚的历史根基、历史底蕴，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文化。习近平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以其独特性、民族性，在世界文化的“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为人类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独特贡献。坚守文化发展的“民族性”，必然要求从文明论的历史高度出发，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明确为文化发展的目标，使中华文化获得具有原则高度、现代意义、时代属性的发展，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深层的文化动力。另一方面，把握好文化发展的“世界性”，以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赋能自身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文化发展不可能故步自封，不可能闭门造车，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世界性是一种文化发展的原则。习近平指出，要“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不同文化形态，应当持有正确的态度，予以正确的认识，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胸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成果。进一步看，习近平文化思想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高度，来认识与阐释文化发展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从价值维度来看，习近平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阐明了世界各国文化所凝结的共同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文化发展的价值诉求。从文明维度来看，习近平提出了包括全球文明倡议在内的“三大倡议”，强调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推动人类文化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具有利益基础、情感基础，更具有人文基础、价值基础，是推动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人文基础就体现在各国文化中相通、相知的文化理念、文化表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载体上，中华文化也得以更好地走向世界，中国价值、中国精神、中国力量得以更好地向世界传播。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这是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课题。文化是具体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创造产物与智慧结晶，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最终需要依靠“现实的个人”发挥作用与力量。除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每一个体都可以成为中华文化、中国价值的传播者、践行者，这种民间层面的文化交往更为关键、更为重要。对于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来说，进行文化交往，并不会使文化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之上，反而会增添文化发展的活力。习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更深层次上阐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类文化发展不是无规律可循的，但这种规律不是单一的、线性的规律，而是历史的、趋势性的规律。这种“规律性”既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在文化层面上的规定性与必然要求，也体现在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上。前者体现为从“民族文化”向“世界文化”的历史性演变，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日益凸显，党的文化领导权不断巩固与提升；后者体现为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人类文化多样性、交互性、共生性趋势的显现。如习近平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把握文化发展的规律，并不意味着文化走向趋同，而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不同民族、国家发展自身的文化，使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更加绚烂多彩。五、结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6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已推送，现刊发全文链接，以惠学林。目

作者：黄光辉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在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发展过程中，三公九卿制与三省六部制的更替经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隋唐虽然确立三省六部制，但秦汉三公九卿制下的寺监机构仍散存在中央行政体制之中，使得整个行政体制的运作不够顺畅。中晚唐至北宋前期，又出现使职差遣体制，以至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最为复杂的一个阶段。北宋元丰改制在分解和重构使职差遣机制的基础上，将寺监机构有机嵌入三省六部制中，从而构建了新的中央行政体制，使得中央日常政务运作更加通畅。元丰改制不仅是对秦汉隋唐以来中央行政体制发展成果的有效整合，也为元明清中央行政体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元丰改制后北宋中央各行政机构皆承袭旧名，故元丰体制之“新”，主要体现在省部寺监等中央机构之间的关系上。元丰改制后北宋省部寺监关系如何，学界已有丰富成果。对于尚书都省与六部关系，相关研究多偏向否定六部的独立性，强调其对都省的依附性。对于六部与寺监关系，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沿袭严耕望“政务”与“事务”的分类，认为元丰改制后六部是政务性机构，寺监是奉行成命的事务性机构；另一种认为唐代六部与寺监之间并非上下级关系，严耕望所说的六部与寺监之间上下级关系，要到南宋时期才真正确立。可见元丰改制后省部寺监之间的关系，仍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从国家治理、官制变迁与行政流程等角度，考察元丰改制后尚书都省与六部、六部与寺监、寺监与库务之间的关系，以期对元丰体制的组织结构、政务运行机制有更加系统和准确的认识，进而总结北宋元丰改制在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一、都省与六部分层理政元丰改制后，尚书都省负责管辖六部，都省与六部之间形成分层理政的新格局。自尚书省长官尚书左、右仆射至六部诸案吏员，在北宋中央行政流程中地位与作用各不相同。元丰改制后尚书都省负责中枢决策与沟通执行，承担行政枢纽的职责。中央及地方各级行政机构向中书省和门下省所上公文，“大率皆送尚书省”，统一由尚书都省负责上传下达。元丰六年御史杨畏曾言，“内外文字申都省，开拆房受，左右司分定印日发付，”可知尚书都省的开拆房负责接收全国各处所申公文。开拆房收到各处公文后，由主管官员（左、右司郎官）在公文纸背注明具体处理时间，再根据公文所载事务种类，将公文下发给吏、户、礼、兵、刑、工等诸房。诸房吏员根据相关条例拟出初步处理意见，交付尚书都省左、右司，吏、户、礼房交左司，兵、刑、工房交右司。都省左、右司收到公文后，先点检审核，确认无误后，再由尚书左右丞、左右仆射签押。一般公文需经都省左右丞、仆射审核后才能下发六部。元丰改制后，尚书都省在业务分工时着眼于六部，与唐前期着眼于二十四司不同。正如司马光所言，元丰以后“尚书省下六曹，付诸案勘会，检寻文书，会问事目”，尚书六部在行政流程中最重要的作用是检具条例并拟出具体处理意见，然后再送呈尚书都省审核。都省下发六部之事，往往不是由六部中的某一部单独承担，而是需要多部一起合作完成，故史书中常见“批送户、礼部勘当”、“批送礼、工部勘当”等记载。元丰改制后六部处理具体公务时也是分层分类的。六部不同层级的官员在公务处理流程中作用不同。以刑部为例，《长编》云：应敕式条例该载未尽或有疑虑，及诸处创陈乞申取指挥，并应议可否改更措置、按劾官吏等事，并尚书与夺判定可否；所有条例常程熟事，则侍郎判决；其余行遣文书，并从四司员外郎书呈尚书；其应供检案牍之事，专责吏人。可见，刑部尚书主要负责处理一些条例记载未尽之事；刑部侍郎负责处理条例常程细事；其余突发事情由刑部的四司郎官拟出初步处理意见后，再呈刑部尚书处理；供检案牍之事由刑部一般吏员负责。吏、户、礼、兵、工五部的日常行政流程同样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与唐前期相比，元丰体制中六部所辖诸司独立性减弱，诸司郎官地位下降，而六部则获得独立的公文下行权。首先，六部所辖诸司公文处理权限相较唐前期有一定收缩。元丰改制后六部下辖二十四司已无独立性，不能直接与都省进行公文往来。如户部金部司无权再向尚书都省申奏，需通过户部上奏。诸司郎官在行政运作中所起作用，主要为讨寻公案、检详条贯、拟出初步意见，最后上呈本部长贰决断。而唐前期诸司郎官可自行主判某些公务，拥有一定自主权，在公务处理中的权限较元丰改制后更大。其次，诸司郎官地位与唐前期相比有所下降。元丰改制后六部诸司郎中、员外郎分别为从六品、正七品，而唐前期六部郎中、员外郎为从五品上、从六品上。唐前期六部郎官受都省和本部长贰双层领导，且前者影响更大；元丰改制后六部郎官主要受本部长贰领导，吏、户、刑部长贰还可推荐本部“治状显著”的郎官长期留任。此外，六部尚书、侍郎奏事，六部郎官可以随从，但不能独留，且六部侍郎以下官员不可独乞上殿奏事。最后，六部获得独立的公文下行权。在元丰新制下，中枢决策完成之后，都省需将公文下发六部，由六部再转发下行，即司马光所言：“尚书省复下六曹，方得符下诸处。”元丰改制后，六部下发的公文（一般为“符”）多是秉承尚书都省决议而成，故文献中常见“准某部符准都省批状”、“准某部符准都省札子”等记载。除了“符”这一公文形式外，六部对所辖机构还可以“帖”这类公文行下，如“户部帖”、“礼部帖”等。相比之下，唐前期尚书六部无权单独下发公文，只有都省或六部诸司可以下发文书，各司指挥州县和各机构的“符”，称“省符”或“某司符”，而不称“部符”。综上，元丰改制后尚书都省成为政务枢纽，都省进行业务分工时，以六部为单位，而不再以诸司为单位。六部在勘当都省所下事务时，尚书、侍郎起主要作用，诸司郎官只是负责检详条贯的辅助角色。六部勘当完成后申都省也是以六部为单位，而非以六部所辖诸司为单位。当最终决策从尚书都省下至六部后，又是各部以符、帖等公文下发。总的来看，北宋元丰改制后尚书六部与唐前期六部大有不同，成为实体机构。二、六部统辖寺监元丰改制后，九寺三监分隶尚书六部，彼此之间形成固定统属关系。尚书都省下给六部处理之事，往往还需六部下文寺监作进一步调查，故史料中常有“礼部状……寻下太常寺勘当”一类记载。寺监勘当多由诸案吏员负责检校条例，提出初步意见，再交付寺监丞、长贰进行处理。寺监处理完六部下发之事后，还需再回申六部。如果遇有边防大事或紧急之事，寺监来不及申六部，仍可直申尚书都省或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宋神宗虽说过“九寺三监”可以被六部“随事统属”，即寺监可根据所处理事情的种类，由六部中不同部门进行管理。但“随事统属”会导致事权不专，以至产生调度不灵、相互推诿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正如宋人所言，元丰改制后“寺监已是省部所辖”、“寺监长贰皆统属于六联（六部）”，寺监实则仍固定隶属于对应的六部。在元丰新制《官制格目》中，寺监附写在所属六部下，正体现了六部与寺监的统属关系。（一）礼部统辖太常寺、国子监、鸿胪寺元丰改制后，礼部与太常寺、国子监、鸿胪寺之间存在明确统辖关系。元丰改制后礼部为北宋管理礼、乐、教养之法的机构。太常所掌礼乐之事，需由礼部负责审核。太常隶属礼部从孙觉易任之事便可窥一斑。元丰六年七月，时任太常少卿孙觉因与礼部侍郎李常有亲属关系，而太常寺为礼部下属机构，根据宋代回避制度，孙觉不得不改任秘书少监。主管学校事务的国子监同样归礼部统辖。元祐八年，苏轼任礼部尚书时，因与国子司业赵挺之有旧怨，对国子监申礼部诸事，苏轼多不按学制处理，借此排挤赵挺之，最终迫使其改任他职。此事从侧面说明礼部对国子监所申事务有直接处理权，国子监受礼部统辖。元丰改制后，国子监增置广文馆生员，需送礼部进行审核，礼部长贰可荐举国子监属官，均体现了礼部对国子监拥有管辖权。掌外宾接待及宗教事务的鸿胪寺也隶属礼部。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四月，主管新政的讲议司在上呈朝廷的公文中指出，负责接待外宾事务的同文馆及管勾所、都亭西驿及管勾所均隶属于鸿胪寺，鸿胪寺则由礼部主客司负责管理。根据元丰新制，在具体行政运作中，同文馆及管勾所等机构需先申鸿胪寺，再由鸿胪寺申主客司。但是鸿胪寺对同文馆及管勾所等机构所申任何公务，都不作具体决定，只是誊写后直接转申礼部主客司。宋廷主政者面对这种特殊状况，一度令同文馆及管勾所等机构有事直接上申礼部主客司，以加快公务处理速度，不耽误接待外宾之事，但不久后又恢复前制。此事可见元丰改制后，鸿胪寺与礼部之间存在固定统属关系。礼部与太常寺、国子监、鸿胪寺之间为固定统属关系，但在具体管理中，则由礼部所辖诸司具体负责，礼部司主要负责管理太常寺、国子监、宗正寺；主客司主要负责管理鸿胪寺；膳部司主要负责管理光禄寺。礼部司因主管多个寺监，通过分设诸案对接寺监之事，如设宗正案对接宗正寺公务、设礼乐案对接太常寺公务、设贡举案对接国子监公务。（二）户部统辖司农、太府寺宋神宗熙宁变法时期，司农寺掌经济新法，煊赫一时。元丰改制后司农寺职权迅速萎缩，只负责粮草储存及按月给官兵发放禄食等事。《司农寺题名记》明确记载元丰改制后司农寺隶属尚书户部。元丰改制后太府寺掌库藏出纳等事，由户部金部司直接管理。户部对司农、太府寺负有行政督查之责，如太府寺长贰每月需亲自到所辖诸库检查库务账目情况。若太府寺长贰不认真履行职责，户部可以“渎职”之名对其进行弹劾。太府寺处理相关公务需得到户部批准；对于条例没有记载的情况，太府寺必须“上于户部”，由户部进行裁断。户部对太府、司农寺等下辖机构官员有奏辟之权，除了左藏南北库、商税院外，其他库务主管官员例由户部奏辟。司农、太府寺所管辖的库务最后也要申报户部，由户部负责审核。（三）工部统辖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元丰改制后，将作监掌营缮工程、都水监掌修治河道、军器监掌制造军器，三监皆隶属工部。工部对所属寺监有监管督查之责，如将作监修葺在京诸军营房时，工部可派郎官催督和检察工作进度。工部水部司作为都水监的直接主管机构，有权对相关隶属机构的存废提出具体建议。将作监、都水监年终还需接受工部审核。元祐四年，户部侍郎苏辙上奏请求把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兼隶”户部。所谓“兼隶”意为既归属工部又归属户部，他给出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元丰改制前的修造案、河渠案、胄案，均是当时负责主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之所属机构。改制后修造案变为将作监、河渠案变为都水监、胄案变为军器监、三司变为户部。按照改制前的情况，应仍由户部统一管理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第二，三司所属机构不隶属户部会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吏、礼、兵、刑、工五部以多做事情为功，户部（三司）则以多支拨钱物为劳。元丰改制将部分三司所属机构并入其他五部之中，因不同部门办事原则不同，五部与原属三司的这些机构在日常政务处理中会产生冲突。其次，三司下属机构分属不同部门，会导致管理不畅等问题出现。以军器监为例，改制前军器监归三司管辖，改制后军器监隶属工部，而主管地方军器制造的都作院却隶属提点刑狱司，导致改制后户部无法参与军器制造相关事务决策，对国防生产产生影响。最后，改制前修造案的公文可专达最高决策机构，中枢可以直接了解情况。改制后修造案隶属工部，事情轻重缓急皆由工部决定，导致中枢无法直接掌握营缮之事。苏辙据此认为将作、都水、军器三监应兼隶户部，宋廷当时部分采纳了他的意见，即让将作、军器监兼隶户部，都水监仍专隶工部。哲宗绍圣时期因崇尚元丰新法，又复令此三监专隶工部。这一隶属关系此后一直延续到南宋。（四）刑部统辖大理寺元丰改制后刑部掌天下狱讼，大理寺专治监狱。刑部对大理寺有行政督查之权，大理寺要接受刑部考核。元祐五年，哲宗命刑部“点检大理寺差失”，中书舍人王岩叟对此提出异议，指出大理寺是刑部辅助机构，两个机构处事原则不同，刑部以办案多为功，大理寺以狱空为功，如果让刑部去考核大理寺，会导致大理寺狱满，违背了大理寺“慎刑”的指导思想。但哲宗并未采纳王岩叟的建议，仍令刑部考核大理寺。（五）兵部统辖太仆寺、卫尉寺元丰改制后太仆寺掌牧马车辇之事，卫尉寺掌仪卫之事，皆隶属兵部。太仆寺、卫尉寺要接受兵部审核。元祐年间，宋廷关于内外马事是否应申兵部的讨论，是了解六部与寺监之间关系的重要材料。元祐元年，太仆寺奏请马政事宜只隶尚书都省或枢密院，不隶兵部驾部司，得到朝廷准许。此后，太仆寺可直申尚书都省，无需再申兵部。元丰改制后，寺监均先申六部，再由六部申都省。现在太仆寺可越过兵部直申都省，表明宋廷对马政的重视。但这件事在朝堂上引起巨大纷争，兵部尚书王存、谏官王觌上书反对，认为此举会破坏元丰改制所重塑的中央行政体制。王存上奏说：今日太仆既许不隶驾部，异时太常又将乞不隶礼部，其他寺、监各务专达，无复分守，则上下纷乱，官制之坏自此始矣……至于省、台、寺、监所分职事，皆本先王制治之法，其间或有迂滞不通，量加裁正，使便于行事。王存指出，太仆寺不经驾部直达尚书都省，会导致上下纷乱，毫无体统；寺监不隶属六部而直达尚书都省，更是破坏了元丰改制后的行政体制，会导致唐末五代以来中央行政流程混乱不堪局面重新出现。王存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如果遇有急事，寺监可直达都省，但仍需申六部。王觌随后指出，这件事起因在于库务不愿隶属寺监，而寺监也不愿隶属六部，各机构均想直达尚书都省。王存和王觌奏文明确点出元丰改制后六部与寺监之间的统属关系，但这种统属关系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现实中的政治斗争使这一体制的建立过程充满曲折乃至争议，部分机构间的统属关系甚至反复变动。但从总体上看，这一固定统属关系是长期存在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元丰改制后六部与寺监之间为固定统辖关系。这种关系也得到宋人普遍认可，宋人程大昌直接将元丰改制后寺监比作六部所辖诸司。程氏指出，“礼部之于太常，户部之于司农，诸曹如此等类，今世通谓子司”子司原本为六部头司之外的诸司，程氏却用之指代太常寺、司农寺等寺监。可见元丰改制后，六部不仅统辖寺监，寺监还类似于六部所辖诸司，寺监长贰与六部郎官一样，均是六部属官。元丰改制后北宋省部寺监关系图三、寺监分治库务上文梳理了元丰改制后六部与寺监之间的统属关系，接下来将考察寺监与诸司库务之间的关系。诸司库务是宋代中央行政机构所属的库藏、场务等统称，负责执行具体行政事务。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以前，由三司负责监督管理诸司库务。景德二年宋廷设提举诸司库务司，以辅助三司点检诸司库务文帐、考核库务监官是否符合要求。熙宁时期，部分诸司库务按照职掌转隶重振职权的寺监，所掌事务由寺监申报朝廷。元丰改制后，各寺监职权全部得以重振，三司和提举诸司库务司所辖诸司库务全部转隶寺监，寺监与诸司库务形成类似六部与寺监的固定统属关系。元丰改制后，寺监统辖库务，库务所掌事务需申寺监。元祐时期御史翟思强调，“凡文移之行于下者，朝廷既付尚书省，尚书省又付本部，本部又下寺、监，寺、监复下所领库、务”，指出库务处于中央行政流程底端，由寺监管辖。诸司库务所掌事务必须申报寺监。如库务所管物品到达后，“门司置籍”，详细登载物品信息，库务“具年月日正剩欠数，申寺、监”，向上级管理机构寺监进行报备，然后再缴纳入库。库务支拨钱物同样也要申寺监，得到允许后才可使用。“寺、监于所隶司、局，各许抽摘点检”，寺监对库务还有检查之责。改制后寺监与诸司库务为固定统属关系，形成了寺监分治库务的局面。以往学者多据《宋史》来论述寺监分治的库务，不过《宋史·职官志》所载寺监分治机构其实存在一些遗漏和讹误，今结合相关材料考辨元丰改制后寺监分治库务情况。资料来源：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

Adams）、古德诺等人加入。韦罗贝是美国政治学会秘书，兼任《美国政治学评论》执行编辑，他建议仿造美国政治学会的会员制度，将中国社会政治学会的会员分成三类，即赞助会员（endowment

作者：焦姣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摘

Mauduit），后者已实际占有。于是原告不得不指控莫迪。被告莫迪反驳说，该土地属他合法拥有，因为土地来自前国王理查德一世，后者由于欠债而将土地赐予他叔叔。为证明以上事实，他还购买了王室调查令状（a

作者：陈刚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摘

作者：王剑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摘

作者：黄令坦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摘

来源：新华社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2月7日，习近平、王沪宁、蔡奇、丁薛祥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党外人士欢聚一堂，共迎佳节。新华社记者

作者：张越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侯外庐的史学研究具有十分突出的个性特征和独到品质。侯外庐有着十年译读《资本论》的经历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淀，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思想史和社会史，具有开拓之功和体系性学术建树，开创了侯外庐学派。侯外庐史学研究的诸多特征不仅大大深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而且与当前构建新时代中国史学的学术目标多有契合。本文聚焦侯外庐从翻译《资本论》到转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历程、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阐释以及侯外庐学派的生成和特点三方面内容，从学术语境、时代成因、史家考量、他者评说、比较研究等多视角，探析侯外庐史学研究的独有特征，希望对侯外庐学派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更深入的认识。一、从译读马克思主义原典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和侯外庐被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名家”（尊称为“五老”）。侯外庐21岁时结识中共先驱李大钊。他回忆说：“大钊同志和蔼的态度，深邃的思想，立刻使我感到亲近而又折服……我向他讨教对中国革命前途的认识，和对各种理论的见解，他都一一作答”；“我向他借书，他借给我的书中，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布哈林的《唯物史观》英译本”；“与大钊同志的接触，使我的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他那里感染到的对理论的浓郁兴趣，对我一生都有影响力”。在李大钊的直接帮助下，侯外庐主编了秘密刊物《下层》，“《下层》的问世，对于我个人，可以说是青年时代第一个转折的标志”，“自此，我迈出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步”，“这一重大的进步，完全是李大钊同志教育和帮助的结果”。侯外庐向李大钊表达了对理论的兴趣，李大钊鼓励他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侯外庐说，“想翻译一点马克思的原著”，李大钊同样给予支持：“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在李大钊的鼓励和指导下，侯外庐确立了翻译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治学目标。他在哈尔滨“书摊上买到《资本论》等几种经典作家原著的英译本和日译本”，他说：“李大钊同志过去曾常常谈到《资本论》，他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强调《资本论》是促进广大劳动阶级觉醒的理论武器。当我读到它的时候，更体会到这部巨著的伟大和大钊同志见解的正确。”1927年4月，李大钊被捕牺牲。1928年夏，侯外庐启程赴法国勤工俭学，他说，“从此我把翻译《资本论》，作为赴法求学的目的，我觉得，非如此便不足以报答大钊同志对我的教诲，告慰大钊同志在天之灵”，由此开启了十年翻译《资本论》的艰辛历程。在“五老”中，唯有侯外庐有过旅法三年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是在李大钊的指引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步入革命事业的，也是在李大钊的启发下确定了自己翻译《资本论》和“从理论下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途径。李大钊作为传播唯物史观的重要学者和中共早期领导人，其思想、学问、见识与洞察力都对侯外庐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五老”中，亲自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翻译工作的，大概只有郭沫若和侯外庐两位。郭沫若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还曾计划翻译《资本论》，后因出版问题而搁浅。侯外庐翻译的《资本论》第1卷上册于1932年出版，1936年出版《资本论》第1卷上、中、下册合译本（与王思华合译）。据现有资料显示，他基本译完《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的“绝大部分”，只是因故未能完整出版。十年翻译历程，个中甘苦唯译者自知。侯外庐说：“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资本论》的理论和《资本论》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资本论》，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1938年9月，侯外庐来到重庆后听闻王亚南、郭大力合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即将出版，遂决定中止翻译工作，“与《资本论》十年的机缘，从此告一段落”，侯外庐用“愧喜交加”形容当时的心情。侯外庐自述：“为译读《资本论》下十年苦功夫，由此而奠定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一种对科学的信仰；由此所把握的方法论，则是科学的方法论。它无论是对我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得益匪浅。早在北平、山西的那些年里，我已经探入史学境地，当发现，《资本论》使我如有利刃在手，自信敢于决疑，我曾是何等的喜悦。”十年苦功成未竟之业，对任何人而言，恐怕都难以轻松接受，相信侯外庐也不例外，如他所言：“一项长期为之奋斗的工作半途而废，固然不无遗憾”。然而让他感到释怀的是，“对于国家，这个理论上的空白终于被填补了，无论谁完成了这项填补的任务，毕竟都是一样的”，更值得欣慰的是，“正是通过那段苦斗，赢得了理论上的武装”，才构成他在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中的真正支柱。一般认为，在“五老”中，侯外庐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时间相对较晚。郭沫若1928年7月在日本开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初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在1933年发表史学文章介入中国社会史论战，并于1934年出版他的首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翦伯赞也在中国社会史论战后期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1938年出版成名作《历史哲学教程》；范文澜1940年5月在延安发表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论文《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随后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侯外庐的代表性著作是1941年完成、1943年出版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略晚于上述几位史家。然而如侯外庐所言，在翻译《资本论》期间，他已经属意于历史学研究：“早在一九三二年，我在北平任教时，读到郭沫若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分钦佩他为中国史学做了划时代的贡献。同时，我由手头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翻译，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我对古史一向是爱好的，拈上了手，便有些放不下来。我深知，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课题。”受郭沫若古代社会研究启发，他在1932年就有研究中国历史的想法，同年还在中国大学作过一次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演讲。1934年，他的《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由国际学社出版，是他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史学论著。在此前后，他“搜集了《资本论》与其他文献有关社会经济构成的决定论之史料二百余条”，撰写《社会史论导言》，成为他“转向史学研究的一个标志”。到1935年夏，他在“翻译的同时，投入了更多的力量，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与思想史”。就此而言，侯外庐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的时间并不算晚，而翻译《资本论》不仅带给他理论、方法论及“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诸方面的收获，对他从事历史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而且从译读马克思主义原典到步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的治学途径，使他成为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及造诣最为突出的一位史家。大概也是由于先从译读原典入手，侯外庐提出的见解大都富有个性。如在古史分期问题上，范、吕、翦同持“西周封建说”，郭沫若持“战国封建说”，侯外庐则持“秦汉之际封建说”；侯外庐提出的中国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观点，引发作为“五朵金花”问题之一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他提出的封建制度的法典化、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农民战争的特点等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当然这也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不同意见和争论。对此，侯外庐说他自己“不怎么喜欢与人争长论短，也很少写文章答复别人的批评”。林甘泉认为：“学术上争长论短并未可厚非，对待别人的批评不予答复未必妥当。”何兆武认为：“侯先生有个特点，比较执着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典，凡事一定要从马克思原典里找根据。”他分析说：“大凡一种外来思想在和本土文化相接触、相影响、相渗透、相结合的过程中，总不免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本土现状为本位进行改造，但既然被中国化了之后，即不可能再是纯粹原来的精神面貌了；另一种则是根据原来的准则加以应用，强调其普遍的有效性，从而保存了原装的纯粹性……我以为侯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历史学家的。”“保存原装纯粹性”的前提，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研读下过大功夫，能够系统、深入、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故而何兆武评价说：“我以为以侯先生的博学宏识和体大思精，确实是我国当代一派主要历史学思潮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二、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1933年前后，侯外庐就已经开始历史研究工作。他在1932年读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分钦佩他为中国史学做了划时代的贡献”，而由“手头正在进行的《资本论》翻译，联系到中国古史，产生了一种愿望，想要研究和解释中国历史各经济发展阶段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关系”。侯外庐首先触及的是关于生产方式的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社会史论导言》就是他根据“研读和翻译《资本论》的体会，力图从经济学和历史学统一应用的角度，讨论生产方式问题”，“研究历史，首先要知道生产方式，根据生产方式来区别某一社会的经济构成，因为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性质”，在侯外庐看来，当时人们对“生产方式本身”的理解，“多少偏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他“不同意把生产方式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认为具体表述应为：“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争论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匈牙利人马扎亚尔在莫斯科出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1928）一书，引发最大争议的观点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所破坏的，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换言之，中国革命所面临的中国社会性质是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该观点引起多数苏联及中共学者的反对。因为如果中国近代社会性质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不仅与中共六大所确定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相矛盾，而且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任务便不成立。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确曾提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所以中共六大决议中并未简单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重要的问题是，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怎样认识中国历史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成为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主要论题之一。学者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原始社会、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奴隶社会或者封建社会的变种、某种社会形态的过渡等多种看法，出现了独特的亚细亚社会论、东方奴隶变种论、封建变种论、专制主义社会论等各种认识，而且持相近观点的人并不一定属于相同的政治派别，局面非常复杂。侯外庐非常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他认为，“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在研判生产方式定义时，侯外庐就已经把研究重点聚焦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了。他回忆：“我在翻译《资本论》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之后他更明确地说，“我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是首先弄清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厘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成为侯外庐正式转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以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个步骤”。他在《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特意强调，“中国古史的研究路径”之一是“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这都说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重要性和侯外庐的重视程度。如果从中国社会史论战开始算起，至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侯外庐全面进入史学领域，中国知识界就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展开讨论已经有七八年之久，不同政治和学术派别的人所持观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侯外庐深知其难度与复杂性，介入这个问题实为有备而来。侯外庐表示，“诸如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东方史里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构成，或者把它当作‘空白’史，以及所谓‘变种论’、‘过渡论’等等，我是有怀疑的”。1932年，他在中国大学作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讲演，“第一次向公众表明自己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观点”。此后，侯外庐又经过“十余年来”的“思索又思索，考核复考核”，终于在1943年写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适用于古代中国的问题——亚细亚生产方法的具体研究与商榷》两篇专题论文。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史》中，他更加全面地阐释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引发巨大争议的源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侯外庐的解读与众不同：我断定“古代”是有不同路径的，在文献上言，即所谓“古典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都指奴隶社会，序列并不一定亚细亚在前，有时古典列在前面，有时二者平列作为“第一种”与“第二种”看待。“古典的古代”是革命的路径，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改良的路径，前者即所谓“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后者为“早熟的文明小孩”。我用中国古文献的话表示，即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其命维新”奴隶社会。旧人即氏族（与国民人类相反），新器即国家或城市。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和“古代的”都是指奴隶社会，分指以古代东方为代表的“亚细亚的古代”和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古典的古代”，二者的序列不分先后。他解释道，“不可把‘古典的’与‘亚细亚的’等一而视”，特别是研究中国历史，“在特殊的合法则性方面，我们却要判别具体的社会发展，在中国古代有若干‘另当别论’的特别条件，万不可抹杀。例如国家、财产、奴隶、法律等，就要仔细区别的，要说明它们和希腊城市国家有何不同之点”。有论者认为，“在三十和四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中，许多人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认识，但他们大都接受了苏联和日本学者的见解，或者受其很大的影响。只有少数人能真正对这个问题独立地进行比较深入的探索，侯外庐是其中的一个”。侯外庐甫一进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领域，就展现“独立自得”的学术品格，如他自己所言，“答案是还须探讨的，但著者却勇敢地自树独见”。何兆武说：“侯先生是真正力图以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路数来理解马克思并研究历史的。”侯外庐自述，为了破解这个难题，“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中，查找了一百多条有关古代社会的论述……使我对学习和领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提法有了一些新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原典下如此功夫，在当时的中国学者中并不多见。更值得一提的是，侯外庐在写罢他的第一篇论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之后不久，“又发现了理论大师的遗著（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引者注）”，从而使他“假定的中国古代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断案，也得到了确实的佐证”，也使他“对‘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做了明确的区分”。长期译读《资本论》的理论积淀和多年来的执着探寻，使侯外庐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学术敏感性，敏锐意识到这份材料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由此印证了他的独特见解。李学勤指出，“不论在当时的苏联、日本还是中国，那些参与论战的学者都没有侯先生这样特殊的条件来深入理解马克思的这份手稿……三四十年代参加论战的学者，只有侯先生既对《资本论》有系统的研究和理解，又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当然和别人不同，这是有逻辑必然性的”。联系到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独家”阐释，其中确实存在理论、材料等方面的“逻辑必然性”。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侯外庐通过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试图从逻辑上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结构，这一点不用说是值得注目的见解”。他的阐释就是“自树独见”的理论创新。侯外庐自己也说：得出这个认识“并不是一蹴而至，经过著者的长期研究，相信把这一古代史的秘密得到一个结论了，想推翻这一结论颇不容易”。侯外庐解读亚细亚生产方式，“与直接引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联系在一起”，“是从马克思、恩格斯许多经典著作出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与他人相比，这是侯外庐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最明显的特点之一。需要明确的是，侯外庐绝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把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思想，同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材料结合起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社会的奥秘”。侯外庐回顾当年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说：“只要不是孤守《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一句话，而把它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联系起来，结合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实际，加以细心研读，问题是不难理解、也不难解决的。”侯外庐经常提到郭沫若和王国维，例如，“郭沫若先生首先眼光锋利，跳出时代的温室，大胆地写出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关于中国的文献学则郭先生家法有其传统，别的朋友是望尘莫及”；“我自己从事这项研究是有依据的，一是步着王国维先生和郭沫若同志的后尘，二是继承亚细亚生产方式论战的绪统”。侯外庐推崇郭沫若，是因为郭沫若开启的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方式，给他打开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之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学术观点；侯外庐推崇王国维严谨、实证的治学精神，但受益于《资本论》方法论的熏陶，“未至于陷入一味考据的传统”。以承继王国维和郭沫若的研究方法为特征，侯外庐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增加了另外两个步骤：其一，“主张谨守着考证辨伪的一套法宝，想要得出断案，必须遵守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并更进一步订正其假说”，王国维是该步骤的代表。侯外庐认为社会史论战的“最大缺点，即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很少以中国的史料信征者做基本的立足点”。卜辞、先秦典籍、考古学成果等都是他关注的“中国的史料信征者”，成为研究的“立足点”。其二，“主张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从一般的意义上言，这是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从引申发展上言，这是氏族、财产、国家诸问题的中国版延长”，郭沫若是该步骤的开山。在这里，侯外庐更重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他所说的“新历史学的古代法则的中国化”、“中国版延长”、“理论延长”的话语，实近似于今日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他在《中国古典社会研究》中写道：“必须对于亚细亚历史性作‘理论的延长’”；在《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的“自序”中说：“著者虽然在做理论延长的工作，而亦是一个尝试而已”；他的《中国古代社会史》对“亚细亚生产方法的确定概念”同样是“理论延长的工作”；在《韧的追求》中他再次表示：“我在古史研究中，则比较注重做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延长工作’”。所谓“理论延长”，应该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延长”至解释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理论范畴，这些概念都集中指向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宗旨，如他所言：“我研究古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就是力图把中国的古史资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古代发展规律，做一个统一的研究，以便探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侯外庐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阐释具有多维度的理论价值。西嶋定生认为，“侯外庐氏一方面充分尊重郭沫若氏的先驱性业绩，一方面以证据说明普遍的法则在中国史如何展开其特殊形态是个问题，所以不一定要在中国史里寻求典型的奴隶制。由此展开其个人的学说，而首要的问题，不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式论。”亚细亚生产方式恰是侯外庐寻求中国史特殊形态即“非典型”奴隶制的钥匙。李根蟠论及侯外庐的“古代”不同路径说时同样指出，“侯外庐是从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入手得出结论的。但‘路径’说的意义不在于是否给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正确的解答，而在于在肯定东西方历史发展具有共同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承认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从而在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框架内开辟了一条寻找中国历史特殊性的道路”。故此，白寿彝认为，侯外庐“并不停止在经典作家的具体论断上，而是以经典作家论断为依据，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把对中国史的科学论证推向前进”，“他研究中国历史是想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也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民族化”，“别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但是把中国历史特点抓出来，这在外庐同志是最突出的”。从另一个角度看，侯外庐又具有鲜明的世界史视野。何兆武认为侯外庐是“真正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和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的学者。马克垚也说：“应该承认，中国史学界侯外庐是真正懂得外国史的人。”在阐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时，侯外庐从中外比较视野把奴隶制分为“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革命的路径”和“改良的路径”、“正常发育的文明小孩”和“早熟的文明小孩”，如果没有广博扎实的世界史知识是很难得出上述认知的。侯外庐的首篇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论文即是以“与世界历史家商榷”为题，他重点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专著，则是以《苏联历史学界诸论争解答》为书名，都说明他的研究视野横跨中外，并有着强烈的与中外学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对话的愿望。在一次纪念侯外庐的会议上，李学勤就“侯外庐先生对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发言，他特意解释为何不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贡献”：“我的意思在于侯先生不仅研究了中国古代社会，而且涉及了整个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凡此种种，均充分体现侯外庐具有鲜明的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学术视野。侯外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对他涉及的其他重要领域和重大问题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影响。他自述《中国思想通史》重点内容包括按照中国社会史的发展阶段论述思想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分析中国古代的早熟文明，从封建土地国有制观点阐释中国封建思想“定于一尊”的经济基础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侯外庐基于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进一步“从这方面的基本认识入手”，“断定中国奴隶社会起源于周初，通过了春秋战国，而至秦汉之际终结”。他在，《中国古代社会史》提出“秦汉之际封建说”之后，一直没有改变这个观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五朵金花”中的古史分期问题，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起了很大作用，特点是他的根据直接来源于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手稿”。人们对侯外庐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结论可以有不同意见，“他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讨论，但他的方法无疑是我们应该注意和学习的”。侯外庐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研究方法与认知取径、理论的概括与思辨、材料的积累与使用，以及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诉求、世界史研究视野、与国外学者的对话意识等，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三、关于“侯外庐学派”的几点思考侯外庐因其独到的研究特征而延伸出众所周知的侯外庐学派。中国近现代史学存在诸多史学流派，如“古史辨派”、“食货派”、“战国策派”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通常被视为最重要的学派，即“唯物史观派”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侯外庐学派孕育形成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用的是同一套话语体系，同一个思维模式，同一个理论准则，同一个价值标准”。然而，作为迄今为止唯一以马克思主义史家姓名命名的史学学派，侯外庐学派必有独到之处，怎样理解侯外庐学派，怎样认识侯外庐学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仍然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较早将侯外庐及其研究团队视为学派的是白寿彝。1976年，白寿彝在探望侯外庐时说道：“外庐同志在中国思想史的精深研究中，设立学术梯队（70年代有了这个词），这不是宗派，不是什么集团，而是学派，在学术体系上和研究方法上具有个性特色的学派，是努力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学术研究指导的学派。”曾参加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何兆武和张岂之都曾提及侯外庐学派，前者说：“侯先生辞世时，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内的同仁曾经聚首一堂，谈论过如何继承和发扬光大侯外庐学派”；后者认为，“由于侯先生重视人才的培养和梯队的建设，加上具有比较鲜明的理论特色，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已经形成了侯外庐学派”，“有同志用‘侯外庐学派’这个词，这并不过分，因为侯外庐在研究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过程中，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学人一起工作，其中有杜守素、赵纪彬和邱汉生。他还一直热心培养研究思想史的年轻学人。学派的形成，不在于著述的多少和人数的多寡，而在于研究成果的创新和精神世界的自得”。可见，侯外庐学派之得名，既有自称，亦有他指。近几十年来，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论及侯外庐学派。比较而言，侯外庐本人对侯外庐学派的提法持谨慎态度。《韧的追求》中，侯外庐在阐述《中国思想通史》的研究宗旨、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观点后写道：“如果说，上述观点和方法足以构成作为一个学派的体系，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体系比较完整地叙述出来”，但是他同时说明：“要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殊非易事。尽管有同志说我们的思想通史是自成体系的著作，而我们却不敢以此自诩。我很想说明一下，我们在史学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体系’，而是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总结中国悠久而丰富的历史遗产。”侯外庐承认其中国思想通史研究应该构成了一个“学派的体系”，但更强调这个学派体系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侯外庐学派的实际情况是相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外庐学派应该是指以侯外庐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编撰工作为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中国思想史研究为主旨的学术体系和学术团队。然而，尽管侯外庐及其研究团队用大量时间和精力研究中国思想史，以至于中国思想史被视为侯外庐及侯外庐学派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研究领域，但从侯外庐的实际研究内容上看，笔者认为，或许不能仅将侯外庐学派的研究范围局限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侯外庐的史学研究被公认为“博学宏识和体大思精”，包括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研究诸领域，还应包括他对《资本论》的研读翻译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理解和运用。侯外庐说：“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他曾多次对“诸青”强调，“我不是不研究社会史。我就是要通过思想史的研究来看社会，研究社会史”。社会史在侯外庐史学中从始至终都占有重要地位。白寿彝认为，侯外庐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写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写这书的史学思想是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指导的”。张岂之同样认为，《中国思想通史》“每卷‘绪论’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外庐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独到见解”，他“力求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熔为一炉”，“第1卷到第3卷，关于社会史和思想史相互关系的论述，以及作为这二者之间的中介社会思潮的分析，不论人们是否同意他的具体意见，都承认这是融通一体的自成一家之言”。准此而论，若把侯外庐学派的特征仅限于思想史领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他在社会史等领域的精深造诣和成就，侯外庐学派的学术内容也不尽完整。换句话说，侯外庐学派的学术体系至少包括中国思想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史研究两个主体部分，后者不仅不应被忽视，而且应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侯外庐学派的特征之一，是开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集体协作研究方式，其运作模式、研究方法值得关注。侯外庐及参与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其他学者对此多有阐述。1947年，为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第3卷，侯外庐“请杜老、赵纪彬、邱汉生到狄思威路寓所”，一起讨论编写计划，“由于讨论比较充分，每一重大论点取得了一致的、或接近一致的意见，各人的独到见解得以集中，因而就有条件被执笔者较全面地反映出来”。1957年夏，在侯外庐寓所召开的第4卷编写会议上，侯外庐“提出第四卷的编写提纲、章节安排计划以及全卷理论原则，交大家讨论，与会同志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取得一致，但个别人有保留”。该卷撰写者“研究某一个思想家，总要阅读其全部著作及有关资料，历史地、唯物地进行考察，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分析判断，写成文字，没有草率涉笔，掉以轻心的，没有沿袭成说，人云亦云的”。张岂之回忆，在如何评价韩愈思想的问题上，“诸青”与侯外庐意见不一致，“我们和侯先生作过几次讨论。各持己见，毫无拘束。侯先生并没有先定调子。讨论之后，由侯先生总结，请杨超执笔写成韩愈的一章，最后由侯先生修改定稿”。侯外庐学派践行了集思广益、平等研讨、各负其责、主编定稿的集体研究的基本原则。何兆武“曾多次协助他（指侯外庐——引者注）翻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文，反复推敲，以求明确各词的原文原意之所在”。为了弄清楚某个问题，杨超与何兆武在几个星期内“查证一些重要术语（如财产、私有制、所有制、占有权、使用权、运动的所有权以及非运动的所有权，等等）的意义与用法，彼此对勘”。何兆武认为这正是他所理解的“侯外庐学派的特色”，即对于研究中“所运用的原理的基本概念加以正确而深入的理解和澄清，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是值得我们认真继承和加以发扬光大的”。侯外庐学派研究中国思想史还有着明显的中外比较意识。他们研究16世纪中国的早期启蒙思想，“谈了各个学派、各个人物，又将中国的十六世纪与欧洲的十六世纪进行对比，对其异同做了深入的研究”，“对方以智的研究，把方以智作为代表早期启蒙思想的一位重要思想家，并就其作用同法国的百科全书派来对比，是从更宏远的、更远大的观点来考察方以智思想的”。这些团队研究的方式及优良学风，也是认识侯外庐学派所不能忽视的。作为一个学术派别，其学者谱系及其代际更迭是重要方面。有学者认为侯外庐学派应以侯外庐及参加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几位学者为主的“第一代”学者、以五六十年代参与编著《中国思想通史》的知名学者及“诸青”等为主的“第二代”学者和以侯外庐的研究生及“第二代”学者培养的研究生为主的“第三代”学者组成。如果更周详地观察侯外庐学派，可以发现，属于侯外庐学派的学人通常被认为是参与编研《中国思想通史》的学者，但是他们每个人的研究领域和学术观点有着较大差异。刘大年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侯外庐的研究工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自成一个学派，他已经这样明确地指出来了。《思想通史》撰述和参与讨论的人，当然不可能在所有的问题上划然一律。在思想史研究上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研究上就未必一致。”该文发表之前，刘大年曾给林甘泉过目，后者复函说：“据我了解，与外老合作的同志，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和封建土地国有制（这是两个最重要的论点）的见解，有的与外老并不一致。正如您文章中说的，一个学派之中，意见有同有异，这是很自然的。外庐治史领域很广，在思想史研究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未必一致……我的意见，可以笼统一些，不必一一列名。”从后来发表出来的文章看，刘大年基本采纳了林甘泉的意见，并且照录了林甘泉说的“在思想史研究基本一致的，在社会史未必一致”。林甘泉提及的问题仍然是，被视为侯外庐学派的学者，他们的一些观点与侯外庐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有很不一致的情况，所以在界定侯外庐学派的学者时，不宜简单从事。《中国思想通史》是侯外庐“平生心力所萃”，“但这是一部集体著作，非我一人之力所能及”。《中国思想通史》的作者情况大致如下：1947年《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出版，作者有赵纪彬、杜国庠；1950年，第2卷上下册和第3卷出版，作者有赵纪彬、杜国庠和邱汉生；1960年出版了第4卷上下册，参加撰写工作的有赵纪彬、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及当时的青年学者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和何兆武（后五人共用笔名“诸青”）。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荣国、杨向奎等，在参与思想通史研究撰写工作之前，已经是古代史、诸子学、哲学史、思想史、史学史等领域的研究专家，他们与侯外庐既是同行知己，又是合作伙伴，是在侯外庐的中国思想史体系下合作撰写《中国思想通史》的，同时他们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他们是否可被认为是侯外庐学派中人，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相比之下，《中国思想通史》第4卷署名“诸青”的杨超、李学勤、张岂之、林英和何兆武，大多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就跟随侯外庐从事思想史研究工作，他们更应该被视为侯外庐学派学人。但是在改革开放后，他们大都不再继续专事思想史研究（之前故去者除外），分别转而从事考古学和简帛学研究、传统文化研究、西方史学理论研究和译介等，而且都在各自领域卓然成家，对于侯外庐学派的继续传承而言，不能不说略显遗憾。因此，从研究或阐发侯外庐史学研究内涵和特点的角度，称这些学者为侯外庐学派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从这些学者个人研究的角度来考虑，似不可一概而论。总体上看，侯外庐学派的形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侯外庐学派包括侯外庐本人和他的学术，以及因他的学术研究而聚拢在其周围的学人群体和后续传承者，他们既有相同、相近的学术旨趣、理论方法、研究取径，也有师承、项目组织等人际关系的渊源。从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看，侯外庐学派在学术特色、研究成果和学术团队诸方面的确具有明显的学派特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贡献了独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展现了集体合作的研究模式，可以视为广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学派的代表。综上所述，侯外庐以十年译读《资本论》所积累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厚素养，致力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颇具个性。侯外庐阐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十分典型地彰显了侯外庐史学在社会史研究方面“自树独见”、理论自信、材料辨析、“理论延长”、世界史视野等特点，与今日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学术目标多有契合。侯外庐学派的形成既与侯外庐史学研究的既有特点密切相关，也是他主持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团队合作研究的直接反映。侯外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及其学术特点，对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作者张越，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罗平汉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编者按：45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守正创新，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今天，我们踏上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回顾改革开放45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45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本刊特约请专家学者撰文，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滋养。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改革开放，邓小平以务实精神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命题，并将之具体化为在20世纪末实现小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对于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学界已有一定研究，本文拟在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以期深化对改革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互动关系的认识。一、实现四个现代化唯有进行改革开放近代以来，由于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要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开展反帝反封建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虽然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上付出过许多努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中国始终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终究遥不可及。“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从而为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时，中国经济社会千疮百孔，现代化基础十分薄弱。虽然洋务运动后中国现代化开始起步，但由于统治者的腐败、长期战争造成的社会动荡，现代化成效甚微。1949年中国的主要工业指标为煤炭3243万吨、粗钢15.8万吨、生铁25.2万吨、原油12.1万吨、发电量43.1亿度、水泥66万吨。这些指标均不及美国的一个零头，与一个具有5亿多人口的大国实不相称。当时，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农业国，80%以上的人口是农民，但农村又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生产主要是手工劳动，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教育、科技也十分落后，大部分城乡人口是文盲，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数量甚少。一穷二白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基本国情的真实写照，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启现代化建设，其难度可想而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就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特别是土地改革的完成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新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将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的重大任务。在此情势下，毛泽东酝酿并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核心内容便是“一化三改”，即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化”与“三改”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唯有实现工业化，才能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唯有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工业化提供可靠的制度保障。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与公布，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启动，同时国家开始实施以工业建设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强调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这四个现代化后来发展为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在1954年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一五”计划的实施，表明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迈出重要步伐。由于原有的基础实在过于薄弱，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很短，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改变，从而形成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强烈反差。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态，加快工业化进程并早日实现现代化，成为人们的强烈愿望。随着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时间比原计划大大提前，于是人们认为只要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打破常规，采取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就可加快实现现代化。随之便发起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主要特征的“大跃进”运动，结果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遇到严重困难，以至不得不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经过调整，严重的经济困难得到克服，毛泽东再一次发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的号召。1964年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宣布：“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当时的考虑是，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用“不太长”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里的“不太长”虽然没有明确时间，但大体是指20世纪内。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苏联从1928年起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只用了10年时间就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已经实行两个“五年计划”，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再用15年完全可以实现第一步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就有可能在20世纪内实现现代化，这是后来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由来。但是，由于“文革”的发生，四个现代化建设未能完全展开。经过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的努力，国家的整体面貌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为现代化奠定了可靠的前提和制度基础。与此同时，我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成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增长，为下一步推进现代化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教育和科学也得到较大发展，为改革开放后开展现代化建设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并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学科门类，建立了大批科研院所，在许多重要科研领域取得诸多突破性成就，如“两弹一星”研制成功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建设取得一定成就，但也存在一段时间内急于求成和偏离现代化建设中心的问题，造成许多不利影响，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如果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提高，就会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而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发展生产力，加快现代化建设。正如邓小平指出的：“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粉碎“四人帮”后，社会逐渐安定下来。如何摆脱贫困落后、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改善人民生活，成为人们共同的企盼和强烈的愿望。“实现四化”，成为当时最为激动人心的社会动员令，也成为当时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从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到此时，已经过去20多年，但为什么现代化仍然很遥远，人民生活为何长期得不到实质性改善？于是人们开始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建设遭遇曲折的原因，深切意识到：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对原有政策与做法进行大的调整，采取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总方针，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1978年7月至9月，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务虚会，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致词时更是强调，为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978年11月至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一次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重要准备的会议。邓小平在闭幕会讲话中，就改革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作了系统论述，明确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长征”。《人民日报》社论就此指出，“为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时期内最大的政治”，“从今以后，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现代化建设就是全党的中心工作”。二、“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与小康社会建设当尽早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诉求时，加快改革开放也就成为人们的共同心声。改革主要是对内，开放主要是对外，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改革也意味着对内开放，改革与开放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随着对外开放的展开，人们深切认识到对内改革的必要；而随着对内改革的进行，人们进一步感到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管理经验和扩大开放的重要。在酝酿与启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于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等需要，一大批干部相继走出国门，前往发达国家考察，邓小平等领导人也相继出访。走出国门后，人们发现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生产力水平相当高，经济发展很快；而这些国家的贫富悬殊却没有过去想象的那么严重。相反，由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曾出现曲折，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之间在生产力及人民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1978年9月，邓小平出访朝鲜，他在与金日成会谈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正是因为在请进来、走出去的过程中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现代化国家的差距，邓小平等领导人意识到，要在20世纪内用20年左右的时间，实现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1978年10月，邓小平在接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十分坦率地指出：“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承认落后不是甘于落后，而是为了改变落后，认识到差距是为了尽可能地缩短差距。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目标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明确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首次使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在同月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他在讲话中强调，过去搞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注意到两个十分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底子薄，另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因此，“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同年4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李先念也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没有对比就难以知晓自身的优劣。正是改革开放，加深了人们对中国与世界的认知，了解到世界的发展大势，明晓了中国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差距。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的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代化基础过于薄弱，在这样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等不得也急不得，必须要有自己的特点和目标方向，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提出后，人们自然十分关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的标准。在1979年10月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今天看来，邓小平提出的这个标准并不高，正体现出他的务实精神。此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300美元，要达到1000美元，需要提高两三倍，并非易事。经过进一步思考后，邓小平将“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目标定位为“小康”。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这里的“小康之家”用经济指标衡量，也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在邓小平看来，中国基础薄弱、人口众多，同发达国家的条件不一样，如果能达到这个目标，就会比那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二三千美元，即中等发达国家的日子好过得多。“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召开。这次大会不但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而且强调要“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同时正式将达到小康作为党在20世纪最后十几年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具体的经济指标，就是从1981年到200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从此，实现小康就成为“中国式的现代化”第一阶段明确的目标任务。党的十二大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对外开放迈出新步伐。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物质短缺终成过去，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对未来也充满期许，全社会出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邓小平等领导人有理由相信“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并且认为“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邓小平此后又多次对小康社会加以阐发。他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将原来提出的20世纪要实现的奋斗目标，由实现四个现代化调整为实现小康，不但充分考虑到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与长期性，有利于避免过去在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上一度存在的急于求成、急躁冒进问题，而且使现代化有了可感知、可期盼的具体目标。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和前瞻性的战略家，邓小平这时开始对中国在实现小康之后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进行谋划，提出到21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随后又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构想，明确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每一步，都以人民生活为基准，依次为温饱、小康、富裕，表明“中国式的现代化”本质上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从而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的较快改善。1985年同1980年相比，按不变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6%，远远超过原计划的4%—5%；1990年同1985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9%；1995年同1990年相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3%，达到61340亿元，提前5年实现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统计，我国1997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554亿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原定的小康目标提前完成，邓小平提出的现代化第一阶段的目标得以实现。为更好地走好“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中共中央根据新的情况及时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强调：“现在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的目标，能够如期实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新的起点。”这是在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社会之后，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奋斗目标，并将之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新的起点。2000年10月召开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宣布：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强调要在20世纪前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从实现小康目标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表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提出后，随着改革开放继续深入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40万亿元，经济总量在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后，又相继超过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教育、科技和各项社会建设事业也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充分证明，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使中国现代化焕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三、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不断丰富“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文献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常并列使用，二者关系不可割裂。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为改革开放确立了目标指向。对于改革开放与现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曾有过许多深刻论述，他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和政策。其中最大的政策是两个开放，即对内和对外的开放政策。”这里的对内开放指的就是改革。他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他还说：“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这样的论述还有很多，它们无不表明，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中国式现代化的辉煌成就。邓小平曾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改革开放向前推进一步，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也就深化一步。197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30周年之际，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中国要建成的现代化，不但要实现现代化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这样的物质目标，而且还包括完善的民主法制、高度的精神文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的现代化目标要求也越来越清晰。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奋斗目标，就是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具有高度民主和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1987年9月，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将“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前，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总要求与总目标。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富强民主文明”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反映了人们对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愿望与诉求。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到突出位置，并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形成“五位一体”的现代化总目标，反映了人们对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强烈愿望，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方位发展的现代化。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既循序渐进又一以贯之，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问题导向，围绕解决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全面深化改革，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和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从而“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党的历史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它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样意义重大，因为它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进程，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突出问题导向，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面对新矛盾新挑战，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不竭动力源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互促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即将完成，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站在更高的历史起点，决定将2020年到21世纪中叶的30年分两个阶段进行安排，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而形成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的战略安排。自邓小平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围绕建设小康社会而展开。20世纪后期的20年主要任务是实现小康目标，21世纪前20年则着力全面建设并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之后，再用30年左右时间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的战略安排表明，伴随着小康社会建设的逐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各个阶段的目标日益明确，路径也日益清晰，道路日益宽广。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在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并将这种中国特色概括为五个方面，即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五个特征“是中国独特客观条件决定的，是中国社会制度和治国理念决定的，也是中国在实现现代化长期实践中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决定的”。中国式现代化五个特征的概括，使中国共产党人的现代化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追求与发展方向。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834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31元，意味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2021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华民族实现了小康这个千年梦想，为下一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22年10月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等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对我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如何加快实现现代化，在认识上不断深入、战略上不断完善、实践上不断丰富而形成的思想理论结晶，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结

推动文化传承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系列述评之九》这是2022年7月30日拍摄的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作者：武力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编者按：45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守正创新，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今天，我们踏上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回顾改革开放45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45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本刊特约请专家学者撰文，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滋养。中国经济呈现新面貌的关键一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45年的光辉历程，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正当其时。45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前者成果颇丰，本文试图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角，说明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怎样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一、改革开放的经济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转型，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还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用如此短的时间，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这段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气势恢宏、变迁急剧、影响深远，我们需要以更宏观、更长远的大历史观来观察认识。要知道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就要了解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首先要清楚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经济体制变迁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要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开启了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但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中国依旧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比重非常低的现代工业也主要是纺织、火柴、制糖等轻工业，重工业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瓶颈。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差距，更是让中共中央将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资金。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农业国，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1亿元，人均119元，按照当年的汇率仅为52.6美元；全国财政收入为173.94亿元，国家外汇储备1.08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基本上可以说处于人均收入水平极低的状态。因此，怎样突破这种“贫困陷阱”并保障国家安全，就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最重要、最突出的问题。此外，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给予了大规模技术援助，给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成为我们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第一个优势，是能够保证低收入下实现资本高积累和社会稳定，亦即在经济落后、几乎没有生产剩余的情况下，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依旧能够达到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又能够通过平均分配基本生活消费品来保证社会稳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保证充分就业和人民温饱，不会产生社会动荡。第二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即通过高度集中体制和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把分散、有限的资金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进行最急需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如果没有单一公有制保障高积累和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投资规模大、相对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但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具有弊病和历史局限性。从直接经济效益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国情，因此预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高效率、优越性并没有实现。从微观经济看，单一公有制为了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固定在不可退出的“政社合一”区域性经济组织中，实行“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管理；在城市，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和企业不破产、职工不辞退政策，企业之间缺乏竞争机制，职工之间缺乏自由流动机制；加上实行低收入下的平均分配，不仅束缚了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束缚了城市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宏观经济看，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在农业“靠天吃饭”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基本上做不到计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赶不上变化”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在改革开放前制定的5个五年计划中，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式通过的，其余4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形成正式计划，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结果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周期性循环。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能够正式形成并且实施效果较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五年计划虽然从1953年开始实施，但不断修改调整，到1955年8月才经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时间上已经滞后两年半，正式计划比较符合实际；二是“一五计划”的5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基层计划管理机构尚未健全，因此前四年是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并存，指令性计划主要集中于基础建设和国营企业，计划管理的弹性和调整空间较大。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处于贫困状态。1957—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因此，当中国拥有了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生产能力，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之后，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势必及时转型，但可惜被“文革”爆发打断了；70年代中期邓小平实行“整顿”，又被“四人帮”的破坏打断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国防工业，国家安全问题基本解决，而且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变化，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此时最突出的问题，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二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提高，解决温饱和城市青年就业成为第一要务，因此计划经济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弊病也更加突出。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和对外开放，就成为党和人民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新中国经济发展这一新的客观要求。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是对前29年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和不断完善的历史；也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历史。中国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视角看，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改革的紧迫任务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重心是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这个阶段是以农村改革和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为突破口，通过诱致性变迁和“摸着石头过河”推进改革开放。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改革方面，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和外资，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实行“放权让利”，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5月，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随着城乡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效逐渐显现，各个阶层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走向全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92年党的十四大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在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明确了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中国经济发展运行开始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我们及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和扩大内需的同时，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经过艰苦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期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整体性亏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和“抓大放小”。这一阶段，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突显，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影响扩大内需，也影响边疆稳定。因此中共中央在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又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20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提前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也升级为提高住、行、教育、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终于在1999年从长时间的试点转为全面展开，房地产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以铁路、公路、城市基本建设为主拉动投资，以房地产业和汽车为主拉动消费，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拉动外贸，“三驾马车”共同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10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唯GDP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乡融合发展、加强社会保障等政策，成功应对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增长。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战略目标也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三期叠加”的经济形势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济改革加强了顶层设计和统筹全局，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经过十年努力奋斗，我们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同时，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倡导和积极推进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建设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从而确保了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中国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进一步规划和明确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踏上构建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三、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统一，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多年年均9%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21万亿元；中国人民已经彻底告别了贫困，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00美元，提高到2022年的12000美元，接近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9%提高到2022年的64.7%，中国已经由一个传统乡村居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为主的社会；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即已超过排在第三至五位国家经济总量之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旧的规则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作为快速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实现公平和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最近十年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三分之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首倡和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依靠和平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受到世界的瞩目和赞叹。毫无疑问，上述成就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的，就是在改革从试点向推广拓展、从局部向全局推进中不断发展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改革开放45年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检验标准，对于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是明确的，并且随着时代变化和实践深入，认识不断深化。第一，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袤、人口规模巨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第二，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初，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认识上出现迷茫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即明确提出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后，“三个有利于”就成为检验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为了继续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避免放缓甚至停止改革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第三，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不是照搬和模仿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党的二十大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将共同富裕列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理论上的伟大创新。第四，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45年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两者相互作用，才成就了今天的经济奇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指出的，“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四、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中国45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型伟大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秀传统，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系。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鼓励理论和实践大胆探索创新，反对满足现状和停滞不前，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前进，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党的创新理论。第二，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阻碍发展生产力和增进人民福祉的体制机制坚决改；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适应中国国情的体制机制，坚决不改，甚至要有所加强。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的道路前进。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保证和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处理好加强党的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三，政府与市场有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改革开放45年来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比较好地发挥了政府与市场两个作用，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很好发挥了政府的调控和导向作用。如何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处理好了二者的关系，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还需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处理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第四，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正在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迈进。45年来，我们在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与其相匹配、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第五，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急剧的社会变革，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国际化、信息化快速推进，加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错综复杂，工作方法和步骤必须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既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胶柱鼓瑟，也不能实行“大水漫灌”或“一刀切”。例如，中国政府层级多，必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确保全国一盘棋；又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各有所长，缺一不可，要做到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必须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稳步前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等一系列关系，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第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中国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好扩大开放和保证国家安全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不仅要引进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而且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产业产能开拓发展空间，不仅要善于“引进来”，还要善于“走出去”，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五、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五大特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全球视野看，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和发展，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发展的必经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必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深刻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人口最多的现代化，还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和艰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伟大征程中，就经济方面来讲，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最大难题。前者体现了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后者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二者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中国还有许多艰难险阻，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长时期内面临着六大矛盾：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资本沉没、劳动力转型的矛盾；二是消化地方政府债务、消除房地产泡沫与地方财政收入下降、防范金融风险和社会动荡的矛盾；三是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导致贫富分化与党和政府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矛盾；四是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私人资本和人力不愿投入的矛盾；五是扩大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的矛盾；六是发展硬道理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矛盾。为破解这些矛盾，扫除未来发展的阻碍，必须汲取45年来的改革开放经验，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对外开放。第一，经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建立起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但是，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部分资本沉没和就业转型的压力。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依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实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老路，这就增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虽然这十年在协调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长期存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区位差异，以及城市化、大城市化等原因，加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民营资本和外资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外，还始终存在着劳动力尤其是优质劳动力由西部和边疆地区向沿海和发达城市流动的趋势，要消除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45年来，虽然我们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进展，但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如何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政府，党需要自我革命、政府需要与时俱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例如，从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要求来看，我们的科技创新体制和教育领域的改革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内在原因，并且这个矛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推动社会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要注意防范市场机制带来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难题，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持续加强理论和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新时代新征程走稳共同富裕之路，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第五，扩大开放和合作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2021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5%以上。按照目前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而且这十年实行的高质量发展和规划的2035年目标，也显示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科技中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已经不断升级并将长期化，加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发生的震荡和危机，都考验着中国能否有效应对这种挑战，要防止这些因素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第六，坚持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极大改变和对外开放，在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也随之显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形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会使经济发展缺乏文化支撑、缺乏后劲。许多发达国家陷入社会动荡、意识形态混乱和社会阶层价值分裂的境地，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留下了深刻教训。因此，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世界各民族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弘扬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共同富裕理念、生态文明理念、和平发展理念，以及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创新文化、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纵观4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几乎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都遇到过风险和挑战，但我们都能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切实举措从容应对，化解危机，展现出新的发展风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会继续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者武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作者：张国刚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编者按：45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守正创新，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今天，我们踏上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回顾改革开放45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45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本刊特约请专家学者撰文，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滋养。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根基中国的改革开放至今已经45周年。改革是文明主体自觉的自我更新，开放就是对他者采取包容立场，包括文明的交流与互鉴。改革和开放是中华文明延绵5000多年仍保持生命活力的密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文化强盛则国运绵长，中国文化的精神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本文试图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内生逻辑，探讨改革的历史渊源与文化根基。一、改革与中华文明的奠基定型中华文明从上古时代奠基开始即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展现在连续不断的改革过程中。司马迁《史记》“本纪”部分从《五帝本纪》记载开始，然后是《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终于《孝武本纪》。从“五帝”到“武帝”，正是中华文明的奠基定型时代。其间每一次重大历史转折，都伴随着改革。炎帝、黄帝号称中华人文始祖，历经颛顼、帝喾、尧、舜，至于禹以及夏朝的建立，华夏文明得以呱呱坠地。从炎黄至尧舜的禅让制，到夏启立国的家族世袭，是重大的历史转折。《尚书·尧典》等显示，夏人的先祖鲧、禹，商人的先祖契，周人的先祖弃，以及皋陶、四岳等都是帝尧帝舜同时代人。拨开历史传说的迷雾，可见“五帝”时期诸古国并存，属于部落联盟性质。其中炎帝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不断发展壮大，逐渐形成华夏族，因此，海内外华人自称炎黄子孙。至晚在夏启立国时，血缘关系扩展到族缘地缘关系。华夏文明的基因在一系列制度革新中得以形成，当时号称“诸夏”。夏商周三代的共同特征是华夏文明核心区域日益明显。尤其是西周初年的分封，不仅将姬姓宗亲和部分盟友分封到东方各地，还对黄帝以来同属华夏古国的后裔（诸夏）也加以分封，如祝（黄帝之后）、唐（尧之后）、虞与陈（舜之后）、杞（夏朝之后）、宋（商朝之后）。尽管后者除陈、宋二国外，多数情况下是象征性的，但是华夏文明共同体意识却十分鲜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表现突出。由此，确定了包括陕西、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等在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空间区域。“宅兹中国”的“中国”确定了。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也有损益和变革。殷周制度差别较大，以至王国维提出殷周变革的论断。最突出的是殷人崇鬼而周人尚德，由此而来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自然也表现出诸多差异。但无论是伊尹辅佐商汤，还是周公“制礼作乐”，都说明改革推动了夏商周不断进步。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从管仲变法到子产改革，从李悝《法经》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浪潮前后相继、此起彼伏。但是，要想彻底结束诸侯割据、战争不断、生灵涂炭的局面，局部的改革无济于事，于是，秦国开始商鞅变法，并取得成功。从长时段评估，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罕有其匹的重大变革。与胡服骑射乃局部战争的需求不同，也与申不害及韩非思想仅局限在统治术、帝王术层面不同，商鞅变法是全局性、总体性、系统性的改革。管仲在齐国、子产在郑国的改革，也只不过是救弊之策，对社会变革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亦无法与商鞅变法相比。商鞅变法从富国强兵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范围涉及土地制度、农业政策，人事制度、法治措施、郡县制及其以下的基层政权建设，军事组织、武器装备以及军功爵激励机制等。变法旨在通过奖励耕战以提升国家经济、军事实力，并相应建立一整套加强中央集权的体制和机制。其重要特色是，以刑法为强有力的治理工具。商鞅变法后，经过100多年的军事斗争和政治角力，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华文明从此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开创了新纪元。但是，如何治理大一统的国家，却是一个新问题。改革就是国家治理的探索过程。秦朝只有短短15年，继起的两汉却各有200年左右。为什么秦朝二世而亡？贾谊《过秦论》回答：“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个论断虽然略显粗糙，却指明了治国之策的改进重点，就是完成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政策转变。这其实也是早年陆贾对刘邦的忠告。刘邦君臣对于秦亡原因的讨论，直接转化成汉初“黄老无为”的治理方策，即与民休息、轻徭薄赋、减轻刑罚，历经孝惠、吕后和“文景之治”后，汉朝迅速抚平战争疮痍，出现了经济繁荣、民殷物阜的康乐局面。至此，汉朝人的历史经验总结才逐渐深邃，开始把秦制与秦政区别开来。在后世历史叙事中，秦政“刻薄寡恩”与周人“礼义仁德”形成强烈对比。汉朝继承了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却改变了秦朝“以吏为师”的治理体系，此即因袭秦制而变革秦治。简单归纳，周人尚仁德，秦人尚刑法，汉人折中调和，“黄老之道”就是这种调和的过渡形式。汉武帝时代形成“霸王道杂之”的治理体系，却以“独尊儒术”为名，旨在统一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董仲舒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商鞅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董仲舒则旨在教化民众。汉武帝的改革是对于商鞅变法以来制度沿革的总结与完善，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政治制度方面，在清除汉初“郡国并行”的残余之后，汉武帝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设置十三部州刺史，以“六条”巡察地方；强化中朝尚书的职能，使之成为辅佐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得力助手，改变了秦始皇事必躬亲、衡石程书的执政风格。从此，西汉的官僚制度更加完备。其次，在经济上强化对工商业的管制，盐铁官营，不再允许地方拥有铸币权。这一政策虽然受到很大阻力，也存在诸多弊病，但保证了朝廷有强大财力支持抵御匈奴、开通西域、巩固边防，也有利于之后各朝代长期保持农业经济中的低税收政策。最后是思想领域的改革。《汉书·董仲舒传》所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被后世总结为“独尊儒术”。为什么要独尊儒术？因为“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简言之，这是教化民众的需要。出于治国理政的需要，汉武帝在实践上仍“博开艺能之路，悉延（引）百端之学，通一技之士咸得自效”。从秦皇到汉武，赓续上古时期中国历史因革损益的长期成果，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夯实了中华文明的制度基础。自汉代以后，中华民族的主体文明被更清晰地定义为“汉文明”。二、改革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些特性在世界其他文明发展史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但是，这些突出特性集合在一起，则与中华文明勇于改革的品格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早在汉武帝时代，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汉文明就奠定了稳固的根基，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不断的前提条件。中华文明的成熟与定型，使其在后来的复杂环境中，保持核心要素不变，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断改革创新则成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无一不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吸纳佛教精华而丰富了自己。中华文明在发展历程中，曾遇到各种挑战，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应对各种艰难险阻，“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用创新来战胜各种困难局面的必要措施，充分显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创新性。创新是改革的前提，改革体现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从原始社会的氏族土地公有制到井田制，再到战国以来的授田制，随着社会发展，土地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中国历史上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和土地的占有或所有权之间一直存在不一致性。但在商鞅变法后，官府将土地的使用权乃至所有权与劳动者捆绑在一起成为潮流，一直到秦汉时期都没有重大改变。此后历代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微调、改进，国家出于治理便利和获取赋税的双重目的，一直坚持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的结合。到了北朝隋唐，发展为均田制法令，与之相应的是以人丁为本的赋役制度。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着均田制，安史之乱削弱了唐王朝的掌控能力，平定叛乱期间的军需孔急迫使改革赋役制度，于是，“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的两税法应运而生。到了宋代，发展成“二税制”。在税制改革带动下，宋代以后的土地制度改革逐渐进行，主户的等级与主户客户的分野，原则上都是按照土地占有与赋役分摊（其中含有户等的作用）划分的。到了明代张居正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亩，中国历史上的赋税与土地制度伴随着一系列改革终于定型。再以政治制度改革为例。世卿世禄制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落后，于是有了商鞅改革军功爵制，为秦朝建立中央集权的三公九卿体制提供了人才支撑。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汉唐间的制度变革未因政局变化而停止，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走向前台，分割旧制下三公职权，秦汉时期的丞相、相国逐渐演变成唐宋时期的宰相。与此相呼应，汉代的察举、征辟制逐渐让位于科举制度。军事制度改革同样如此。《新唐书》首创《兵志》，原因在于，唐以前中原王朝在统一战争结束后，就解散了职业军队。除边防哨所和京师卫戍部队外，只有发生战争才征召农民入伍。安史之乱前后开始招募“长征健儿”，开启了朝廷建立大规模职业军事武装的时代。经过唐五代数次改革，至宋代以禁军和厢军的形式存在。元代怯薛、明代卫所、清代八旗以及晚清新军，都是不同时代军事制度变革与创新。改革创新保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经种种磨难仍发扬光大，与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密切相关。以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相比，汉朝中央集权体制是建立在郡县制、乡里制基础上的；罗马帝国的行省主要靠驻扎军队维系当地安全。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谈论最多的就是，罗马几乎每天都在打仗，打仗就是罗马人的生意，“罗马既不是一个王国，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由世界各民族组成的躯体的脑袋”。换言之，罗马是不同民族的简单集合，而汉朝却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代的大一统理念和实践，保证了中华文明能以一个整体来应对外部挑战。任何一场重大的改革，都只有在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获得成功，因此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孝公召集大臣辩论，就是为了统一思想认识。秦汉以来中央集权领导下的大一统格局，不仅保证了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而且成就了各个时期的改革事业。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汉唐间佛教入华，其他宗教也传入中国，包括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和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它们都能在长安、泉州等地安家落户。在欧洲十字军东征和16—17世纪新教与天主教陷入宗教战争（胡格诺战争、三十年战争）的年代，中国境内的儒道佛及犹太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却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诚然，佛教入华对儒家传统的冲击很大。“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是对儒学思想体系的冲击；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等辩论，则直接挑战儒家名教秩序。魏晋至唐宋，甚至于“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这种冲击是汉学专注于训诂考证、疏忽性理造成的，北宋以后的士大夫努力挖掘儒家思想传统中的性理因素（如《四书》），援佛入儒，畅谈义理心性，满足汉唐以来人们在思想文化上的需要。佛教不仅中国化了，而且补益了儒家的不足，亚洲文明的交流和互鉴，在唐宋以后的中国结出丰硕果实，这些果实是以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革与理论创新完成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上层建筑的更替，大多通过激烈的斗争完成，这就是改朝换代，即革命。革命通过暴力实现政治权力更替，而制度创新下的社会建设，则是通过各项改革完成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为和平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就是明证。魏征就认为大乱之后，民心最盼望的就是休养生息，和平发展。在对外交往上，由于自身经济庞大，中原王朝基本不以获取对方经济利益为双边关系的前提，而旨在获得政治上的互信。郑和下西洋就是突出事例。总之，改革是发展的动力，但改革往往伴随着复杂的利益冲突，最需要和平的环境。和平始终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乃由历史发展中铸就的中华民族秉性决定。三、改革与中华文明的更化发展任何一个古代文明，其空间环境都有其他文明相邻，并有可能发生冲突，世界范围内的几次游牧文明冲击农耕文明，就是突出现象。各个古典文明如何与周边文明相处，相处的结果如何，均有巨大差别，并进而影响到今天的国家形态。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陷入混战并最终灭亡，西欧进入数百年的混乱时期；大约9世纪之后，欧洲经历了封建体系下王权和领主的斗争，以及普遍神权下王权与教皇的斗争；14世纪之后以英法百年战争为标志性事件，欧洲民族国家开始形成；17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为标志，欧洲民族国家秩序基本确立，条约体系成为维护欧洲国际关系的依据，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欧洲从罗马帝国之后再也没有走向统一，“均势平衡”（balance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6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目

《历史研究》为中国历史研究院院刊，创刊于1954年，是党中央决定创办的全国性史学刊物。毛泽东同志亲自确定“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郭沫若同志出任首届编委会召集人。创刊60余年来，《历史研究》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期刊奖”“国家期刊奖”“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百强报刊”等荣誉和称号，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的一面旗帜。《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已推送，现刊发全文链接，以惠学林。目

作者：张达志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安史之乱中唐廷与安史政权改易州郡之事，看似题无剩意，但仍有可辨之处。首先，唐肃宗改郡为州具体时间，既有认识并不明朗；其次，肃宗改郡为州时，安史之乱仍在继续，安燕政权与史燕政权行州制还是郡制，学界先行研究也未清晰呈现；再次，史料虽有史思明在肃宗改郡为州后又改州为郡的记录，但唐官方史书却未明确记载史燕政权改州为郡举措是否得到落实。鉴于此，本文以唐肃宗改郡为州与史思明改州为郡为线索，对安史之乱州郡通名改易情况进行梳理，通过辨析对峙双方州郡地名变化及背后原因，以期加深对隋唐州郡频繁改易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一、唐肃宗改郡为州始年正误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反叛；十五载七月，肃宗即位灵武，改元至德。肃宗即位后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是改易玄宗开天之政的举措之一。但肃宗登基未经玄宗授命，即位后须面对协调二元政局和重塑正统问题，故改郡为州政令未在即位时颁行，而是迟至至德二载（757）十二月才正式颁下。至德元载八月，肃宗即位消息传至成都，为平叛需要，玄宗被迫接受。由于肃宗即位需玄宗授权才具合法性，于是玄宗“临轩册肃宗，命宰臣韦见素、房琯使灵武，册命”。据《资治通鉴》可知，“册命”具体所指为“奉传国宝（玺）、玉册”。肃宗改郡为州政令出台与“奉传国宝”紧密相连。至德元载九月，肃宗抵达顺化郡（庆州）。当时长安、洛阳两京失陷，战事正酣，玄宗又远在成都，于是肃宗将传国宝（玺）和玉册置于别殿，不肯受命为天子。此状态一直持续到一年多后唐军克复长安。至德二载十二月丙午，肃宗迎玄宗回京。“二圣相见”时，肃宗释黄袍、着紫袍；玄宗不肯居“天子之位”正殿；肃宗乘马为玄宗前引，“不敢当驰道”；回长安后，肃宗居大明宫，玄宗避居兴庆宫；等等。玄宗在臣民见证下亲为肃宗披上黄袍，意味天命转移和帝位传承完成。于是肃宗“御丹凤门，下制大赦”，规定“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官名，一依故事。改蜀郡为南京，凤翔府为西京，西京改为中京，蜀郡改为成都府”。“近日所改……郡名官名”即指玄宗天宝元年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事。“甲子，上皇（玄宗）御宣政殿，授上（肃宗）传国玺，上于殿下涕泣而受之。”传国玺授受完成后，肃宗改郡为州政令正式宣布出台。唐肃宗改郡为州确切时间，史籍记载存在差异。《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记为乾元元年（758），《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资治通鉴》记为至德二载十二月十五日戊午。对此分歧，司马光的解释是：“比颁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郭声波认为至德三载二月五日丁未，肃宗正式改元乾元，距颁布改郡为州诏仅“五十日”。按史书书写习惯，该年正月一日后也可称乾元元年，故《通鉴考异》解释合理，将乾元元年视为肃宗改郡为州具体时间并无问题。问题是，“五十日”内肃宗改郡为州政令没有贯彻落实吗？隋唐时代频繁改易州郡，后世特别是五代修《旧唐书》与宋修《新唐书》时，往往出现“州”、“郡”混用情况。诏令类文献是以皇帝口吻发布的文书，后世修史过程中较少改动，一定程度保留了文献原貌，为探索这一问题提供可能。马嵬之变后，玄宗避难成都，肃宗由朔方趋灵武。但“朔方”、“灵武”在《肃宗即位赦》不同版本中呈现不同样貌。《旧唐书·肃宗纪》记为“朕所以治兵朔方”，《册府元龟》作“朕所以理兵朔方”，《唐大诏令集》则为“朕所以治兵朔陲”；《旧唐书·肃宗纪》“乃以七月甲子，即皇帝位于灵武”一句，《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为“乃以七月癸丑朔十二日甲子，即皇帝位于灵州”。此时肃宗初即位，尚未改郡为州，故《旧唐书·肃宗纪》“治兵朔方（即朔方郡）”和“即皇帝位于灵武（即灵武郡）”符合实际情况。《册府元龟》改“灵武”为“灵州”，《唐大诏令集》改“朔方”、“灵武”为“朔陲”、“灵州”，若非编纂者有意为之，则应是史料来源各有所本。五代编修《旧唐书》所据应为唐廷原始诏令。《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则有所改动，痕迹不止一处，如“灵州改为灵武郡大都督府”，“灵州”应为“灵武”。其他改动不彻底处还有“版授太守县令有差”、“差郡县官存问”、“太守并限三考”、“曾任郡县理人官者”等。肃宗《升龙州为都督府诏》也有类似情况。诏文有“江油旧壤，境带灵山，自狩巴、梁，屡昭感应，眷兹郡邑，合有增崇，可升龙州为都督府，赐号应灵郡”等内容。据《道教灵验记》可知，此诏为至德二载十月颁布，当时唐廷尚未改郡为州，故朝廷赐号“应灵郡”前，此地称“江油郡”而非“龙州”。“龙州”可能与《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所引《肃宗即位赦》中“灵州”一样，由“江油郡”修改而成。事实上，至德二载十二月肃宗颁行改郡为州政令前，唐廷各种诏书中称郡情况大量存在，在发布改郡为州政令的《至德二载收复两京大赦文》中也有所体现。该赦文既有“郡县”、“太守”、“蜀郡、灵武元从功臣”、“蜀郡、凤翔扈从官”、“凤翔郡府尹”、“颍川太守”、“南阳太守”、“权知襄阳郡事”等表述，同时规定“近日所改百司额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强调自诏令颁行日起，将“郡”、“太守”等称谓统一调整为“州”、“刺史”。改郡为州执行情况得到之后唐廷所颁其他诏书证明，如《乾元元年册太上皇尊号赦》“圣皇至成都府后到官及灵州、宁州首末扈从”、“自贼陷两京，文武常参官及诸州刺史”；《乾元元年南郊赦》“其州府县门夫勋官”、“其州县官新上什物”、“州县随事优恤赈给”、“州县学生”；乾元二年十月《亲征史思明诏》“其路次州县”、“行从官及州县所由”；乾元元年《授萧华魏州刺史诏》；乾元二年《州县奏替官具履历诏》《察访刺史县令诏》《第五琦忠州长史制》等，均已不再使用“郡”、“太守”等旧有称谓。至德二载十二月改郡为州诏书颁布后，只能暂时推行到唐廷当时实际控制地区。不过，最早执行肃宗改郡为州政令的却是史思明。史思明曾在叛乱期间短暂归降过唐朝，时间恰在肃宗改郡为州政令颁布之际。至德二载十月新店之战，安史叛军惨败，安庆绪被迫放弃洛阳，逃往邺郡（相州）。十二月，史思明“遣其将窦子昂奉表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万来降”。肃宗大喜，“以（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遣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往宣慰”。《资治通鉴》此事记述为：先是，庆绪以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思明召忠志还范阳，以其将薛萼摄恒州刺史，开井陉路，招赵郡太守陆济，降之；命其子朝义将兵五千人摄冀州刺史，以其将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沧、瀛、安、深、德、棣等州皆降，虽相州未下，河北率为唐有矣。胡三省针对这段记载中出现的“安州”提出疑问：“唐无安州在河北，或者安、史以莫州文安郡为安州？”胡三省之问从地理文献考证角度看是死结，因为不只安州，这段史料还充斥大量唐廷与安史政权之间州郡交叉混用情况。史思明派窦子昂奉表至京师请降时，明确说“所部十三郡”，延续玄宗天宝元年改州为郡用法。肃宗接受史思明归降，并以其为“范阳节度使”，并未使用“幽州节度使”。但此前安庆绪任命张忠志为常山太守，常山郡（即恒州）为天宝旧名，史思明以薛萼代替张忠志时，《资治通鉴》记载又变成“摄恒州刺史”。史思明招降原属安史政权的赵郡太守陆济，赵郡（赵州）也为天宝旧名，同时又任命史朝义摄冀州刺史、令狐彰为博州刺史。《资治通鉴》叙述史思明一连串任命时州郡混用，地名记载显得非常混乱。其原因正是不久前肃宗改郡为州政令颁布，史思明希望归降唐朝，自然要迅速响应朝廷旨意，在其统治区域内推行改郡为州，所任命也是某州刺史。史思明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与继续使用天宝制度的安燕政权切割，另一方面也能显出对唐廷效忠。《资治通鉴》的处理，足见司马光裁断史料之精当。回看胡三省疑问，乌承恩代表唐廷宣慰河北，沧州、瀛州、安州、深州、德州、棣州等纷纷归降，归降朝廷后自然称州不称郡。胡三省从地理考证方面提出疑问，并指出河北未曾设置安州，接着猜测安州可能是安史政权将莫州文安郡改名而来。但若结合当时肃宗改郡为州举措，此安州绝不可能是“安、史以莫州文安郡为安州”。即便此安州就是指归顺唐廷前的文安郡（莫州），安州之名也不可能是安燕政权所命名，而是文安郡随史思明归降唐廷后所改。还有证据表明肃宗改郡为州政令在至德二载年末已开始推行。至德二载十二月，唐廷“升河中防御使为节度，领蒲、绛等七州；分剑南为东、西川节度，东川领梓、遂等十二州；又置荆澧节度，领荆、澧等五州；夔峡节度，领夔、峡等五州”。《通鉴考异》称：“诸地理书皆云某郡，乾元元年复为某州，不见在何月日。是岁十二月戊午赦云：‘近日所改百官额及郡名、官名，一切依故事。’盖此即复以郡为州之文也。比颁下四方，已涉明年矣。故皆云乾元元年也。”改郡为州诏书颁布后，唐廷发布有关地方措置授命制书时，即已严格执行。《通鉴考异》提及“诸地理书皆云某郡”，说明司马光所见史料有“称州不称郡”情况，而他只选取了称州的材料。“诸地理书”所载州郡之名改易，往往是以朝廷政令下达地方、地方执行政令后反馈到中央时间为准，地方反馈还需遵循史馆录送制度，具体执行与官方记载存在时间差。地方反应时间上存在参差不齐，正说明唐廷改郡为州政令发布后，很快就在地方得到执行。综上，诏令措辞及地名变化均可证明，肃宗至德二载十二月下诏改郡为州后，当月即在部分地区得到施行，并非延至次年（乾元元年）。因此据《旧唐书·职官志》《唐会要》《资治通鉴》所记，将唐肃宗改郡为州时间定为至德二载十二月。二、安燕政权改郡为州之说辨伪肃宗改郡为州后，安史政权仍沿用天宝元年以来郡名，如乾元元年三月，“安庆绪之北走也，其平原太守王暕、清河太守宇文宽皆杀其使者来降，庆绪使其将蔡希德、安太清攻拔之，生擒以归，剐于邺市。凡有谋归（唐）者，诛及种、族，乃至部曲、州县官属，连坐死者甚众”。文中“平原太守”、“清河太守”即为例证。安庆绪诛杀“州县官属”，虽与安史占领区称郡的史实略有出入，但尚易理解。有学者据此处“平原太守”和“清河太守”，对比《旧唐书·安禄山传》“明年，（肃宗）改乾元元年，伪德州刺史王暕、贝州刺史宇文宽等皆归顺”，认为“‘州刺史’为安氏燕国政区、长官正式名称，‘郡太守’为沿用唐朝之习称”。认为安燕政权曾改郡为州的看法值得再加推敲。《旧唐书》虽编于五代，但此处所据原始材料，应是安史之乱后经唐官方整理形成，“伪德州刺史”与“伪贝州刺史”不能说明安燕政权曾称州。梳理《旧唐书》《资治通鉴》对安史之乱期间双方所据地名记述方式，可知《旧唐书》始终秉持唐官方立场，对安史政权所占地名，统记为“伪某州”；《资治通鉴》相对客观，在唐廷改郡为州后，依然如实记载安史政权所占地名为“某郡”。《资治通鉴》称“平原太守”，说明平原郡当时为安燕政权所占，故《旧唐书》记为“伪德州刺史”，可证安燕政权称郡不称州。《资治通鉴》又载，至德元载十二月，安禄山属将“令狐潮、李庭望攻雍丘，数月不下，乃置杞州，筑城于雍丘之北，以绝其粮援”。郭声波据此认为“杞州新置，无郡名”，并提出“天宝十五载正月，安氏燕国在它占领的地区改郡为州，而到至德二载，唐朝收复了绝大多数州县，复州为郡。到乾元元年初，又复郡为州”的看法。胡三省对此杞州已有所关注：“雍丘，唐初置杞州，贞观元年废，贼复置之，筑城以逼雍丘。”不过“贼复置之”说得比较含糊，梳理史料知，当时唐军与安史叛军在雍丘县对峙，“置杞州”只是安史叛军权宜动作，在雍丘之北“筑城”断绝唐军粮草支援才是重点。据胡注及《新唐书·地理志》，杞州贞观元年（627）废。据《旧唐书·地理志》，雍丘县于贞观元年“移县入废杞州”，可知雍丘县城正是废杞州州城所在。安史叛军“筑城”行为，与安禄山起兵前“更筑垒范阳北，号雄武城，峙兵积谷”情况类似，雄武城不可能是新置州郡。故“置杞州”是指在已废弃杞州故城重新筑城，不是建置新的杞州，否则《资治通鉴》应记为“置某郡”。此外还有三处容易让人误解安禄山叛乱后曾改郡为州的记载。史料一，《安禄山事迹》记载，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十二日，封常清战败，西走保陕州”。同月，“河北驿路再绝，河南诸郡防御固备。哥舒翰拥兵守潼关，又令王思礼至陕州见贼将伪御史中丞、无敌将军、平西大使崔乾祐，说以祸福”。《旧唐书》《资治通鉴》涉及此事时，“陕州”均写为“陕郡”。《安禄山事迹》为唐宣宗时期华阴县尉姚汝能所撰，此时距安史之乱近百年，唐朝已长期行用州制，姚氏据当时制度，在书中将陕郡称为陕州，也是情理之中。事实上，封常清战败退至陕郡时，此地仍在唐廷掌控下。即便安禄山之后曾改郡为州，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也不可能称之为“陕州”。史料二，《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十五载五月，安禄山战事遇挫，“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渔阳路再绝”。随后又记载安禄山责问其谋士严庄、高尚时，声称自己所掌控“止汴、郑数州”。此事也见《安禄山事迹》《新唐书·安禄山传》。《安禄山事迹》记为“汝等令我举事，皆云必成，四边兵马若是，必成何在？汝等陷我，不见汝等矣”；《新唐书·安禄山传》则为：“我起，而（尔）曹谓万全。今四方兵日盛，自关以西，不硅步进，尔谋何在，尚见我为？”两处安禄山之语均未有“吾所有者止汴、郑数州而已”类似记载。虽没有证据可直接证明《资治通鉴》此处为司马光误记，但梳理《资治通鉴》天宝十四载十一月范阳起兵至此事前，安史政权占领区地名及官职：（天宝十四载十二月）禄山以张通儒之弟通晤为睢阳（宋州）太守。禄山以海运使刘道玄摄景城（沧州）太守。李随遣游弈将訾嗣贤济河，杀禄山所署博平（博州）太守马冀。禄山使张献诚将上谷（易州）、博陵（定州）、常山（恒州）、赵郡（赵州）、文安（莫州）五郡团练兵万人围饶阳（深州）。（颜杲卿起义后）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幽州）、卢龙（平州）、密云（檀州）、渔阳（蓟州）、汲（卫州）、邺（相州）六郡而已。可知《资治通鉴》安禄山一方地名均记为郡名，安禄山所署官员均记为郡太守，似不宜以某一特例否定为数众多郡和郡刺史的存在。若假定安氏称帝后才改郡为州，还可继续往后探寻。天宝十五载“春，正月，乙卯朔，禄山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常山陷落，太守颜杲卿被俘至洛阳，“禄山数之曰：‘汝自范阳户曹，我奏汝为判官，不数年超至太守，何负于汝而反邪？’”同年三月，清河客李萼对颜真卿说，“今当引兵先击魏郡，执禄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纳旧太守司马垂”；四月，郭子仪攻赵郡，“斩禄山太守郭献璆”。可见，无论记载安禄山一方事迹言论，还是记载唐廷一方事迹言论，《资治通鉴》对安禄山控制诸郡及所署太守，始终沿用天宝制度，称“郡”及“太守”。史料三，《资治通鉴》记载：（至德二载正月）会安禄山死，（安）庆绪使（史）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太原。庆绪以尹子奇为汴州刺史、河南节度使。甲戌，子奇以归、檀及同罗、奚兵十三万趣睢阳。（胡注：归，当作妫，妫州也。唐人杂史多有作归、檀者，盖误也。）许远告急于张巡，巡自宁陵引兵入睢阳。这段记述为何称汴州刺史而非陈留郡太守、称归（妫）州而非妫川郡、称檀州而非密云郡？《旧唐书·安庆绪传》“（至德二载）十月，贼将尹子奇攻陷睢阳郡”，说明《资治通鉴》记“睢阳”郡名无误。正月时，张巡、许远所守睢阳郡属唐土，为何安庆绪一方却称州？其他史料难以直接证明《资治通鉴》“汴州刺史”记载有误，但通过《资治通鉴》前后记述可看出端倪。至德二载二月，安庆绪“以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张忠志为常山太守”，没有如任命尹子奇一样记为州刺史，而是郡节度使、郡太守；十月，安庆绪失守洛阳，“走保邺郡，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元天成；从骑不过三百，步卒不过千人，诸将阿史那承庆等散投常山、赵郡、范阳。旬日间，蔡希德自上党，田承嗣自颍川，武令珣自南阳，各帅所部兵归之。又召募河北诸郡人，众至六万，军声复振”。同样是记载安庆绪事迹，邺郡（相州）、常山郡（恒州）、赵郡（赵州）、范阳郡（幽州）、上党郡（潞州）、颍川郡（许州）、南阳郡（邓州）均为安庆绪势力范围，都称郡不称州，可证尹子奇汴州刺史之职及所率归（妫）州、檀州应为《资治通鉴》处理不慎所致。以上三个所谓“反例”和郭声波所举“杞州”，均不能证明安氏燕国曾推行改郡为州，反而说明从安禄山到安庆绪，安燕政权一直沿用天宝制度，未曾改郡为州。三、史燕政权改州为郡考实史思明改州为郡事，《新唐书·史思明传》《资治通鉴》有载，《旧唐书·史思明传》未载。通过梳理史料，可知史思明改州为郡发生在唐肃宗改郡为州后，是针对唐廷的一项政治举措。乾元二年四月，史思明于范阳称帝，“更国号大燕，建元顺天，自称应天皇帝”，“号范阳为燕京，洛阳周京，长安秦京。更以州为郡，铸‘顺天得一’钱”。据《安禄山事迹》，安禄山起兵之初，河北地区即有童谣“燕燕飞上天”，“燕者，禄山国号；重言燕者，史思明亦称天子”。此时虽尚在战时，且未重新攻下洛阳，但史思明已踌躇满志，推行改易三京名号及改州为郡等一系列举措。史燕改州为郡距唐廷改郡为州不过短短1年半。史思明为了投降唐廷，还曾短暂推行过改郡为州。史氏称帝后推动改州为郡，显然刻意针对肃宗改郡为州政策，以凸显史燕政权独立性。叛乱以来一直在安史阵营下之诸郡，自然继续沿用郡名。肃宗改郡为州后复被史燕占领各州，及曾被唐朝收复、后又被史燕重新攻占各州，是史燕政权改州为郡的直接对象。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攻陷洛阳；上元二年（761）三月，史朝义杀史思明后继位。“思明父子僭号凡四年灭”，史燕政权改州为郡持续时间约为4年。《资治通鉴》对史思明称帝之后的记述中，史燕政权统治区内再次密集出现郡名。如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将兵三千从己向河南，分为四道，使其将令狐彰将兵五千自黎阳济河取滑州，思明自濮阳，史朝义自白皋，周挚自胡良济河，会于汴州”。此时史燕军队正进军洛阳，“诸郡太守”说明史燕境内已推行改州为郡政策。范阳郡（幽州）、濮阳郡（濮州）为史燕所占，滑州、汴州为唐廷所有。唐廷为州，史燕称郡，泾渭分明。同月，郑州、滑州等地相继陷没，史思明攻入洛阳。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刘展叛乱，忠于唐廷的官员邢延恩、李峘、邓景山“发兵拒之，移檄州县，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峘反，州县莫知所从”。古代信息传递不发达，朝廷对地方州县的实际控制，需要借助某种权威性举动，改州为郡与改郡为州就起到这样作用。以此观察唐与史燕，州、郡虽只是名称区别，但在对峙双方及各自军民心目中，却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上元二年三月，史朝义在洛阳杀其父史思明，即帝位，改元显圣。五月，朝廷“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都统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江南西、浙江东·西八道行营节度，出镇临淮”。胡三省此处注曰：“临淮郡，泗州。”如果李光弼出镇“临淮”是指临淮郡，为何《资治通鉴》不直书泗州？李光弼出镇之地，肯定在唐廷掌控之中。既不是史燕占领，司马光此处不会将泗州记成临淮郡。复核《旧唐书·地理志》，泗州“长安四年，置临淮县。开元二十三年，自宿预移治所于临淮。天宝元年，改为临淮郡。乾元元年，复为泗州”，可知李光弼出镇之“临淮”实为泗州治所临淮县，当时并无临淮郡。上元三年正月，“李光弼拔许州，擒史朝义所署颍川太守李春”。胡三省此处又注：“许州，颍川郡，唐已复郡为州，安、史犹仍天宝旧名。”乍看之下胡注没有问题，但许州此前为唐廷掌控，肃宗改郡为州后更名许州。颍川郡太守李春为史朝义任命，“颍川郡”是史燕政权占领唐许州后改州为郡的产物。胡注称颍川郡是“仍天宝旧名”，忽略了唐肃宗改郡为州与史思明改州为郡这一反复。同年四月，玄宗、肃宗先后去世，代宗即位，唐廷改元宝应。宝应元年十一月，唐军与史燕政权决战：（史）朝义自濮州北渡河，（仆固）怀恩进攻滑州，拔之，追败朝义于卫州。朝义睢阳节度使田承嗣等将兵四万余人与朝义合，复来拒战；仆固玚击破之，长驱至昌乐东。朝义帅魏州兵来战，又败走。于是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于陈郑泽潞节度使李抱玉，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于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这一激烈交锋最终以史朝义惨败告终。对比前文叙述史思明进攻洛阳时自“濮阳”出发，此处记述史朝义自“濮州”出发，虽同为史燕一方，但因战争主动权发生转移，《资治通鉴》地名记载随之发生微妙变化。濮州、滑州、卫州、魏州，战前掌握在史燕政权手中，战后被唐廷攻下，自然称州不称郡。此战所涉地名，《资治通鉴》均记州不记郡。史燕政权三位军将名号，《资治通鉴》又记郡不记州。睢阳节度使田承嗣、邺郡节度使薛嵩、恒阳节度使张忠志，分别对应睢阳郡（宋州）、邺郡（相州）和恒阳军。邺郡节度使薛嵩降于李抱玉时，司马光的处理更加鲜明地体现唐廷称州一方（李抱玉节度使结衔为四州：陈州、郑州、泽州、潞州）的胜利和史燕称郡一方的失败，史燕阵营薛嵩原辖四郡，降唐时改为四州（相州、卫州、洺州、邢州）。同样，恒阳节度使张忠志降于唐廷时，用恒阳军指代史燕一方失败，张忠志原辖五郡，降唐时写成五州（赵州、恒州、深州、定州、易州）。在处理复杂地名信息时，司马光显然颇费心思，使《资治通鉴》在攻守成败瞬息万变的历史关头，既能准确记述代表双方各自阵营的地名，又能彰显胜利者的姿态和立场。值得注意的是，《代宗实录》中有“史思明授（张）忠志恒赵节度使”的记载。史思明所授官职，实为恒阳节度使，唐朝史官刻意改为称州模式下的恒（州）赵（州）节度使。虽只有一字之差，背后却是唐与史燕政权两种不同地名体系乃至政权正统性的对立。宝应二年正月，“时（史）朝义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因中使骆奉仙请降，遣兵马使李抱忠将兵三千镇范阳县，朝义至范阳，不得入”。史朝义奔逃之中被李怀仙追兵所迫而自缢，“怀仙取其首以献”，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同年闰正月，代宗“以史朝义降将薛嵩为相、卫、邢、洺、贝、磁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既是史燕政权改州为郡终结的历史明证，亦可视作行用郡名的时代下限。尤其是范阳节度使改名幽州节度使，背后意义重大。幽州节度使与范阳节度使在学界研究中长期互相通用，但真正意义上名称改易发生在这一时刻，其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幽州名义上重新被纳入唐朝版图，更在于肃宗改郡为州与史思明改州为郡最终合流，郡作为正式政区通名在历史中彻底消亡。四、州的固化与郡的消亡若将安史之乱州郡通名改易置于中国古代政区演化长时段过程中观察，则会发现此事并不像《通典》所言“更相为名，其实一也”那样简单。一方面，从汉到唐，经过安史之乱，州的行政层级及行政建置继续延续；另一方面，从秦至唐，郡的行政层级及行政建置止步安史之乱。以唐肃宗和史思明针锋相对地改郡为州与改州为郡为线索，梳理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地理文献对州郡政区沿革追溯，涉及州郡通名改易者，往往自隋炀帝始，至唐肃宗终。安史之乱结束前一个半世纪，改州为郡与改郡为州反复上演六次：隋炀帝、唐高祖、武则天、唐玄宗、唐肃宗、史思明。隋唐时期如此频繁更改州郡通名，其缘由、效果及影响如何，值得进一步追问。从汉到唐，“州”虽一直沿用，但与汉代相比，唐代州的行政级别已发生很大变化。唐代的州不再是监察政区，只相当于汉武帝设立刺史后的汉郡。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县三级制相比，唐代的州与魏晋的郡相当。正如学者指出，自东汉中平五年（188）到隋唐时期，“缺乏可与汉代刺史比拟的长时间起作用的地方监察机构”，以致“频繁地以新机构来取代旧机构”，故无论改州为郡或改郡为州，均可视作隋唐时期重构地方行政体系的尝试。如果打破断代藩篱，从州郡改易角度将隋至唐前期视作一个完整闭环，可发现其间经历三次历史震荡：隋亡唐兴、武周代唐、安史叛唐。四次改州为郡、两次改郡为州，都与三个重要历史节点直接相关。安史之乱在唐朝乃至中古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分水岭意义，州的固化与郡的消亡，就发生在安史之乱结束这一节点。其深层原因，从州郡对应长官名称变化上或可提供一解。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置十三州刺史，分部按察郡县。刺史自初置即为中央遣使，具有派出性质。魏晋以来，刺史皆持节。“使持节”为朝廷派出刺史监郡象征，与地方行政长官郡太守泾渭相分。故“州”对应“刺史”，“郡”对应“太守”。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罢郡，以州统县，“州”由原按察诸郡的分部变为“郡”的异名、“刺史”由朝廷使官变为抚俗安民的地方行政长官。隋文帝废郡后，州与郡异名同质已成事实，州不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郡之上的更高层监察政区，故《通典》说“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职废”、“后虽有刺史，皆太守之互名，理一郡而已，非旧刺史之职”。隋炀帝大业初又改州为郡，同时置司隶台，有“大夫一人巡察畿内，其刺史十四人巡察畿外诸郡，亦有六条之制，从事四十人，副刺史巡察。每年二月乘轺巡郡县，十月入奏”。炀帝设司隶台遣刺史巡察诸郡，实有回归汉武帝初设刺史之本意。此番制度改易，应含修正隋文帝以州统县政策的意图。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再次改郡为州、改太守为刺史，先加号“持节”、后加号“使持节诸军事”，回到隋文帝开皇三年以州统县、以刺史临民状态。但此时刺史既为地方行政长官，不是中央派出监察使职，不应再持节。故虽名刺史、加号持节，名实已然难副。玄宗天宝元年又一次改州为郡、改刺史为太守，除“制度复古”考虑外，也有循名责实、改立制度考量。安史之乱爆发，肃宗为彰显大唐社稷犹存，迫切希望回归唐高祖“故事”，故通过改郡为州以昭示唐之正统。代宗平定安史之乱后，因安史政权曾以“郡”作为州级政区通名与唐廷对峙，故“州”再无改回“郡”的可能。此后“州”作为地方政区通名为历朝沿用，“郡”一类行政建制则湮没于历史长河中。（作者张达志，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历史研究》在线投稿系统已于2021年9月15日启用，网址为：http://lsyj.ajcass.org/Admin/。可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关注中国社科院学术期刊官方微店，订阅《历史研究》《历史评论》和《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编辑：拾

state）的研究，从整体上质疑了近代早期欧洲各国中央集权政府作用，补充了“军事革命”与国家形成间的传统论断。德裔美国经济史学者弗里茨·雷德利希最早提出“军事企业家”（military

作者：牛敬飞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5期摘

Timorese）保持秘密联系，该党主张东帝汶并入印尼，成为印尼的自治省。而其他两个政党，即“帝汶民主联盟”（Timor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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