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何洛致敬。何洛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教育家、翻译家。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出生入死、努力奋斗，授业解惑、巨笔如椽。他坚贞不渝地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和倾向展开斗争，为坚持马列主义、推进改革开放做了大量工作，在形象思维、实践美学、文艺规律等领域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建树，在翻译日本左翼文艺作品和组织译介马列经典著作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创作红色文艺作品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培养党的革命文艺干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达到“经师”与“人师”的和谐统一。一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在文论界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经师”何洛是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他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探讨、解决我国文艺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完成了多种研究性论著；积极参与文艺领域中的争鸣，写了许多批驳错误文艺思想的文章，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70年代末，何洛积极参加“形象思维”论争，并在论争的基础上对“形象思维”进行系统思考，发表论文，著书立说，取得了一批标志性成果，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随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关于“形象思维”的热烈讨论。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讨论成为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何洛针对文艺界一些同志关于“形象思维”的错误观点据理力争，在论争中廓清了文艺理论和美学上的许多问题。他明确提出：有的同志认为“形象思维的基础是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根本不能对感性材料进行扬弃，这是对形象思维的误解；反对形象思维的同志指责形象思维是直觉主义，我们认为形象思维有直觉的成分，但不能归结为直觉主义；一些同志关于形象思维不能认识本质的看法，不符合艺术构思的基本过程，我们用唯物论的反映论与实践论、矛盾论的普遍原理去观察艺术构思的过程，就会发现形象思维认识事物本质时的基本特点。何洛始终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认识论和实践的观点去探讨和把握形象思维问题,和其他学者一起，不仅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学热”，而且也推动了文学界种种创作方法的新探索，繁荣了新时期的中国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何洛领衔编著被誉为实践美学代表作之一的《实践与美学》一书，推动了实践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在文艺研究界产生了较大影响。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主要成就是把唯物主义反映论引入美学理论进而确立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的话，那么20世纪下半叶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最大成就则是建立了实践美学。实践美学是在对反映论美学原理的机械论弊端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20世纪所达到的新高度。这部以实践观点为主线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著作，围绕美学史上的实践观点、建立在实践观点基础上的美论和美感论、艺术审美实践认识规律的形象思维问题等方面，集中探讨了实践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何洛在书中提供、呼吁、倡导了一系列切合时代需要的观念、命题和思想，引起了较大反响，很大程度上为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思潮提供了理论和思想支撑。二所译著作为革命文艺运动提供了重要滋养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前后，对我国左翼文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且取得了较大成绩的工作，是对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何洛在这项工作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他对被誉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双璧”之一的《没有太阳的街》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等的论著的译介和引入，既从创作上弥补了我国当时反映工人运动的长篇小说精品的稀缺状况，也为我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滋养。《没有太阳的街》是日本作家德永直以自己参加印刷工人大罢工的经历为题材而创作的长篇小说，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的新成就。小说于1929年发表后立即在日本文坛引起轰动，后在多个国家被翻译出版。我国于1931年、1956年、1958年、1985年先后出版过四个不同译本。其中，由何洛翻译、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先驱蒋光慈介绍、1931年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译本，既是首个中文译本，也是国际上首个外语译本。何洛因此被誉为翻译《没有太阳的街》的“第一人”。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工人运动浪潮此起彼伏，但反映工人阶级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的高质量中长篇小说作品在当时还十分罕见。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于1926年出版，被认为是我国现代第一批反映工人运动的中长篇小说之一，固然具有标志性意义，但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内容大量袭自当时的报章记事，又让这部作品的艺术性大打折扣。形成对照的是，德永直在描绘工人斗争的宏大场面方面所表现出的驾驭大场景的艺术功力，以及以电影手法连接、转换场面所展现出的高超艺术手法，是当时国内表现工人运动的作品中所缺乏的，这是蒋光慈倾心推荐这部作品在国内出版的重要原因。当时我国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文论著作，绝大部分是从日本转译过来的。日本文论家如藏原惟人、青野季吉、川口浩等人的论著，曾被视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典范而被大量引介入我国。何洛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陈望道主编的《太白》等杂志上发表多篇翻译藏原惟人等日本文论家的文艺理论文章，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早期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鉴于当时在延安能读到的马列经典著作极为稀缺，中国共产党遂在延安马列学院内成立以翻译马列经典为主要任务的编译部。张闻天任编译部主任，何洛任编译部日文组组长。编译部成立后，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马列著作编译出版工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和规模。包括何洛在内的众多编译工作者们不畏艰难、不辱使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翻译了大量经典著作。马列学院编译部是党中央正式组建的首个经典著作编译机构，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一大创举。三所创作品堪称红色文艺精品在文艺创作方面，何洛横跨戏剧、人物传记、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创作了数量众多的标志性文艺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作品字里行间都表达了对人民、领袖、同志、战友的真挚情感，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大好山河的真挚热爱，以及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延安时期，为庆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何洛执笔创作了独幕讽刺话剧《接“皇军”》。话剧展现了维持会长一家为迎接“皇军”到来，做了许多烦琐的准备，当他们听到爆竹声响起全家出动时，令他们尴尬的是，开进镇里的已是刚刚消灭了“皇军”的八路军指战员。这出戏产生了类似于果戈理《钦差大臣》那般的喜剧效果，得到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认可。那个时期，何洛还创作过活报剧《阶级塔》等，演出后也受到了延安民众的热烈欢迎。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何洛的人物传记作品《李凤莲》。在这部人物传记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看到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看到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和新旧社会鲜明的对比，而且人物传记作为人物或人物资料的有效记录形式，对历史和时代的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李凤莲》中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的细节特别值得一提:李凤莲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开国大典时，忽然想起前两天一位中央首长跟她说的话:“为了建设新中国，不提高文化技术不行，可能很快就要成立一个专为工农开门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送你到这个大学去学习好不好?”第二年的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1号举行开学典礼。中国人民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它的创办反映了中共中央对建立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探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我国迎来了建设的新时期，何洛再次焕发出新的创作激情。结集于1989年、1992年由中国书店出版的《潮声集》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心声。《潮声集》包括重光、悼念、赞颂、欢庆、赠友、旅游及纪念、回忆等多方面内容，每篇作品都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何洛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本色、胆识才华和美好情操。比如，写于1978年的《人民大学复校抒怀》，抒发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的中国人民大学教职工终得返京复校的欣喜之情；写于1984年的“一代贤师表，马列教化真，痛悼哲人逝，永怀晓钟声”诗句，表达了对成仿吾老校长的哀悼和铭感教泽之心；为悼念曹瑛而写的《铮铮铁骨大公无私》一文，追忆了20世纪30年代他们共同经历的狱中斗争和考验；《北京颂》则是他在新中国经过40年风风雨雨后的光辉成就面前，发自内心的激扬赞歌。何洛在作品中体现出的豁达乐观的美德和对社会主义审美理想的赤诚、对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美好期望，深深地感染了每一位读者，其作品不愧为红色文艺精品。四培养大量文艺人才，堪称文艺教育家典范“人师”何洛更是知名的文艺教育家，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全都献给了教育事业。他长期从事文学教学工作，长期担任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精心培养党的革命文艺干部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才。从1937年调至马列学院编译部任日文组组长，何洛开始担任文化教育的领导工作，并自此投身于文化教育和文学教学工作。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到随华北联合大学进入晋察冀边区任文艺学院文学系主任，从1946年自北平军调处调回华北联合大学任文学系的主讲教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大学二分部主任，从1959年参与创办文学研究班到1960年创建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并担任系主任，何洛不仅走向教学第一线，亲自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文学概论、马列文论等课程，而且大力邀请全国知名文艺理论家为同学们系统讲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他经常关心同学们的课余活动，带头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提供方法上的示范；他特别善于引导学生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既注重对深厚的专业知识的积累，又注重对探索和解决文艺问题的实践能力的提升，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和传统，为我国文教战线培养了大量人才。遍布全国各地的华北大学文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研究班和语言文学系的毕业生们，近几十年来在文化战线上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批出自何洛门下的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因感念老师的培育而称他为“恩师”。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2期“经师·人师”专栏以此文向大先生缪朗山致敬。缪朗山（1910—1978），笔名缪灵珠，曾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现为文学院）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外国文学及文艺理论学者、翻译家。他学贯中西古今，通晓西方古典学术语言，更熟谙英、德、俄、法、意等现代西方语言文学，在我国高等学校开辟了第一个西方文艺理论史的课堂。他言传身教，著译丰赡，是我国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一植根“人民性”的学术脉络缪朗山自幼随家迁居澳门，刻苦自修，习得多门外语，渴读诗书。20世纪30年代末，担任澳门圣罗撒教会女子中学校长。他教学之余，不忘读书深造，掌握西方古典学术语言，精研西学经典，通彻古今脉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人中极为罕有。时值全民族抗日战争烽烟正炽，他忧国忧民，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辗转桂林、重庆等地，发表文艺作品，从事抗战宣传，后在朱光潜的举荐之下，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缪朗山作为“经师”的学术观点与其作为“人师”的典范实践相统一。他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心向马列主义，应学生诉求，开设俄文班，利用现代文学课程及各类演讲场合，积极宣传进步思想，并因此受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刁难与监视，甚至短暂被捕。在全国如火如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期间，他成为武汉大学学生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这一时期，精通多国语文的缪朗山奉行“人民性”和“现实性”的学术进路。1946年8月，他在《中国学术》创刊号上发表论文，题为《文学上独裁和民主之斗争：文学的史的发展之检讨》，署名缪灵珠。他认为，推进文学变革的力量不在于占据优势的“少数人文化”，而系于统治集团文学洪潮洋溢之下的一股潜流——“群众文化”，“人民集团文学是一切文学新运动的源头”。他不落宇宙生成论的窠臼，对希腊神话作社会历史的还原性解释，将奥林波斯神系比喻为写实的“官场现形记”：“我们看到那批懒洋洋不管正事，喝着蜜浆，坐享民间供奉的希腊神，就不由得想起现代的抛官腔，糊涂塞责，早晚喝咖啡牛乳，天天受贿赂的官僚们。”而在当时的局势下，他对古代著名师者苏格拉底的评述，不乏自况意味：雅典哲人既有脱离群众、沉湎于形而上、由现实遁入超现实的一面，又“从形而上的梦里醒来，睁眼看到丑恶的现实”，俨然是“第一个为人民仗义执言而牺牲的学者”。1947年5月4日，缪朗山在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第三届文艺节五四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谈文学》的演讲。他批评文艺界脱离群众的倾向，主张以“人民性”考察文学，推崇“大众化”，他指出：“中国的文学，从个性解放到群众的觉醒，到理论检讨，到人民路线，这路线是对的”；作家应“本着自己的良心，不受旁人的威胁，不顾一切的危险，写出他在社会上看到的真实”；文艺界应秉承五四传统，“把文艺从少数人手里交到人民群众手里……作家应该突出个人小圈子，扫清个人英雄主义，为一般文化谋前途，找出路”。二卓越的翻译成就1949年，缪朗山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来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调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文艺理论组和西方文学组研究员。在此期间，他用功甚勤，译作涉及文学、文艺学、考古学、数学等领域，为新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初创作出了巨大贡献。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学研究班（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前身），缪朗山在文学研究班系统讲授西方文论，后任专职教师，并于1961年调往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在文学研究班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工作期间，他边翻译、边授课、边研究，夤夜笔耕，殚精竭思，积累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文稿。缪朗山逝世后，其遗稿结集为《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出版。这四卷译文收纳西方文论两千多年来几十位文论大家的经典名作，其中朗吉努斯《论崇高》、但丁《俗语论》、席勒《美育书简》、尼采《悲剧的诞生》，都是首次以汉语译出全文。《俗语论》至今仍只有缪朗山的全帙译文。而他独具灼见，选取九篇卢奇安散文，作为古代现实主义文论路线的代表，至今难见其他汉语译文。他译笔清雅，句意晓畅，善用文言熟语，化解原典的佶屈聱牙，令后学读之欣然。缪朗山崇尚立足一手材料，强调钻研原典，这种学风也体现在译文当中。因他猝然辞世，美学译稿中有不少篇什未及注明翻译所据文本，甚为遗憾。仅从已标注出处的诸篇，仍能看出他严谨徵实，能得到原文者，即从原文直译，并参考现代语言译本；若原文难寻，则从现代语言译本转译，以解学人近渴。他在选篇时，也充分借鉴同时代国外学者的成果，但并不因陈，而是根据自身的教研需求，采取“拿来主义”。另外值得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诗学》是西方文艺理论开宗明义的重要著作，而多年来我国学人使用最多的罗念生译本，其极为关键的前五章译文，正是在缪朗山译稿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而未经修订的译稿，保存在《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的第一卷中。第二章开首的半句话，缪朗山译为“既然摹拟者须摹拟实践中的人”，不仅反映出“摹拟”一词在原文中分词与动词的应和，更将另一分词prattontas译为“实践中的人”（译出注云：“‘实践中的人’或译‘行为中的人’”），极为精审。同时代学者受现代英译影响，未能充分注意“行为、行动、实践”在古希腊语中实为一词，唯有缪朗山据原文译出“实践”这一层意义，无形中为开启一场重大的思想史对话提供了契机。三精深的文论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缪朗山在学术工作中有意识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逐步形成了基于材料、基于原文、贯通中西的文论思想系统。作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两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文论著作塑造了难能可贵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也为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留下了宝贵的资源与财富。1950年缪朗山利用寒假撰写《苏联新语言学》。在这本百余页的小书中，他崇尚现实性、人民性的文学理念在学理上得到了深化。为解释语言的流变与孳乳，他提出“机能转借”与“意义极化”两种原理。前者指语言依现实的流变而流变，后者指有些“语根”，其始本来只有一个中性的意义，后来渐渐发展而派生出两个意义对立的字。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武断性只是表象，受制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须从社会历史的观点予以考察。“转借”与“极化”，一纵一横，在缪朗山笔下，洗脱了学理的烦琐与哲思的玄奥，又显现出理论的敏锐与建构的勇气，更与文学思想史上重视语言底层、崇尚表征现实、彻入生活日常的暖流相融汇。缪朗山在1961—1964年间的课程讲稿，经章安琪整理，以《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以下简称《史纲》）为题于1985年出版。全书论述自古希腊罗马至18世纪启蒙运动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及其代表人物的文艺思想，凝结了其所学所思，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专著，也是我国西方文论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山之作。《史纲》的筹备和出版，正值我国学界译介西方文论的两个重要时期。与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等同类型作品相比，《史纲》源于缪朗山的教学与翻译实践，材料详实，亲近原典，义理通彻，其古典至文艺复兴部分一段，尤为丰富；至于法、德启蒙主义时期，则执繁驭简，择其核心人物，详加缕述。缪朗山治文论，勤于搜集材料，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史纲》绪论指出，文艺理论是根据大量材料造出的理论，材料越丰富，分析越精细和正确，则理论越接近真理。比如柏拉图部分，同时期其他论者大多依《理想国》《法律篇》探讨“摹仿说”与“理念说”，依《伊安篇》《斐德若》探讨“灵感说”与“迷狂说”。唯有他注意到《巴门尼德篇》中的“分有”观念：柏拉图借巴门尼德之口告诫青年苏格拉底，哲学的最高境界不应排斥头发、污泥一类的卑鄙事物，它们亦“分有”理式。缪朗山认为，《巴门尼德篇》的这一境界与《会饮篇》循“爱的阶梯”所能达致的最高阶段实为一致，并借用道家概念，称之为“‘齐万物’的广义的美”。他思维通脱灵妙，融贯中西，又单刀直入，发掘出柏拉图并非全然唯心的一面，有力拓展了学术认知，这当然基于他对文献更为圆全细致的掌握。《史纲》的撰写也与缪朗山的翻译实践密切相契。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十三章，往往被近世学者解释为“过失说”。原文中极关键的一句话，缪朗山译为“悲剧人物陷入否运，并非因其邪德败行，而是由于‘错误’”。“由于‘错误’”四字，严格忠实于原文。他吝惜笔墨，近乎质拙，实则有其学理上的考虑。《史纲》将“错误”分为两类——明知故犯与不知而犯，并依托亚氏哲学中的“潜能”与“实现”分别解释性格与情节，暗中开辟了一种新的理解可能性：悲剧“错误”并不一定总是源于英雄个人，而可能来自家庭、命运、世界，而导向更为雄浑的悲剧观念。而近二三十年来的古希腊悲剧研究，不再奉“过失说”为圭臬，正与他的直觉相符。采取比较思维、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例证，是《史纲》的另一显著特色。在探讨莱辛《拉奥孔》“诗画关系”的部分，短短十几页中，缪朗山先后征引十多部中国古代文艺作品。信手拈得的诗句，配合诗画理论的曲折绵密，本身已是上乘的比较文学文章。据学生回忆，缪朗山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课堂极富感染力，曾用自己的身体摆出过一个惟妙惟肖的拉奥孔造型。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凭着《史纲》这一段锦绣文章，我们仿佛也能看到他的表情。“当忆颠沛有灵珠”——这是缪朗山早年手书赠予友人的一句诗。先生远去多年，循着这句诗，我们追索他治学为师的陈迹，愈加珍惜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他精通专业知识，熟谙外国语文，思虑审辩，文笔灵妙，为同侪中的佼佼者，是当之无愧的“经师”；他性情通脱不羁，注重涵养德行，在文艺界声援民族抗战，在讲坛拥护解放事业，亲躬教学，成果斐然，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是当之无愧的“人师”。缪朗山传奇而典范的一生，无愧为“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欢迎关注本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唯一官方微信平台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主编：林尚立国内统一刊号：CN11-1476/C版权所有如需转发，请联系授权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缪朗山（1910—1978），笔名缪灵珠，广东中山人，童年随家迁居澳门。12岁时在南洋烟草公司当徒工，天性颖悟，受商人资助，刻苦自修英、法、德语，并阅读大量名著。1924年毕业于澳门励英英文学院。20世纪30年代末，任澳门圣罗撒教会女子中学校长，为该校首任非神职人员的校长。1936年至1942年，自设“灵春学舍”，讲授英语和西方文学。抗日战争期间，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2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同年开始发表作品。因敌特活动猖獗，于1943年前往桂林，参加由郭沫若、李济深领导的抗日宣传队。1944年，缪朗山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当时很多学生向往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革命，他利用业余时间开设俄文班，传播新思想，听者云集。因此，受到反动军警严密监视，曾短暂被捕。武汉大学迁回武昌珞珈山后，他教学不辍，愈加勇毅地宣扬进步思想。他授课声音洪亮，激情洋溢，被学生形容为“上课时如上舞台……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1947年，在武汉大学“六一惨案”中被捕，获释后前往香港。1949年，缪朗山应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来京，任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1952年，调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文艺理论组和西方文学组研究员。1959年，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人民大学合办文学研究班（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前身），缪朗山在文学研究班讲授西方文论。1961年，调往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任教授。他边翻译、边授课、边研究，夤夜笔耕，殚精竭思。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调往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从事联合国资料的翻译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他重回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同年，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缪朗山学养深厚，学风严谨，立足第一手材料，注重钻研原文原著，惯于独立思考，备受学界推重。他从事外国文学、文艺理论与美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学术骨干，为我国外国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和开创性的贡献。他从古希腊、拉丁、英、法、意、德、俄等语种翻译了大量文献资料，译笔隽雅，至今仍是经典。缪朗山著有《苏联新语言学》（1950），译有雅诺夫斯卡娅《数学基础与数理逻辑》（1953）、吉谢列夫《苏联的考古研究》（1953）、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1955）、高尔基《俄国文学史》（1956）、埃斯库罗斯《奥瑞斯提亚三部曲》（1983）等。他的学术涉猎极为广泛，为新中国诸多学科的建设贡献了力量。缪朗山去世后，其遗稿经学生整理编订，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包括：《西方文艺理论史纲》（1985）、《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四卷（1987—1991）、《缪朗山文集》九卷（2011）。《西方文艺理论史纲》是我国最早的西方文论通史类专著之一，因材料丰富、思辨绵密、贯通中西，被誉为“扛鼎之作”；享有盛赞的《缪灵珠美学译文集》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我国学者研习西方文论的重要源文献。(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目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要1本期专稿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背景下的主文献建设徐拥军

［作者简介］孙靖洲，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交叉学科的学科特征分析与评价索传军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要1本期专稿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和议程臧峰宇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目

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本文使用2009—2018年6分位产品的出口数据，构建了剔除中国影响的世界各个国家产品层面的贸易网络，测度了PageRank中心度指标，运用双重差分法验证了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辛松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4管理学构建中国特色“一核三线”新型市场监管理论体系刘鹏

王瑶（通讯作者），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讲师配套协同还是增发陷阱？——我国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的并购绩效分析徐经长

要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习近平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战略思维冯刚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目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modernity）分析框架，不同文化传承下的现代化路径与形貌的重要差异被刻意忽略或排斥。而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土耳其、卡塔尔等东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发展，证明了“多元现代性”（multiple

Science数据库研制出全球第一个世界大学排行榜——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榜（ARWU）。令人意想不到的是，ARWU居然反响巨大，并引发全球纷纷效仿，先后出现了QS、THE、U.S.

要1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视阈中《共产党宣言》的文本考察刘建军

［关键词］行政犯；社会自由；善治秩序；刑事治理现代化［作者简介］田宏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6经济学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探析宋华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总结回顾了中国共产党100年奋斗历程、宝贵经验，展望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辉的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宣言，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本刊邀请专家学者撰文畅谈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的认识和体会。一篇充满真理力量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齐鹏飞（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兼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立意高远，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力、思想穿透力、理论说服力以及现实针对性，体现了深厚博大的历史思维、总揽全局的战略思维和与时俱进的创新思维，以及“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为民情怀和担当意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理论创造进程中的又一篇贯穿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世界观方法论、充满真理力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献，是指引我们党在新时代新阶段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又一政治宣言和行动指南，为全党全国人民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精神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前进。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在党的百年历史上，从在政治上走向全面成熟的延安时期开始，中共就在全党范围内制度化、规模化地举办党的诞辰纪念日庆祝活动，这一“七一”“党庆”的光荣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无论是在“革命救国”年代、“建设兴国”年代，还是在“改革富国”年代、“复兴强国”年代，凡“逢五逢十”的建党大年“七一”，中共必定结合党的新的历史方位和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举办“回望过往历程、眺望前方征途”的“党庆”活动。可以说，“七一”“党庆”活动已经成为中共具有自我认识、自我检视、自我总结、自我肯定、自我彰显、自我宣传意蕴的重要仪式和重要表征，成为进行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思想建设、理论建设、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内容，具有创造历史、超越时空的精神魅力。总之，每一次的“七一”“党庆”活动，都是一次全党范围的党史学习教育宣传，都是我们党实现以史鉴今、赓续传统、振奋精神、统一思想的重要载体，都能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形成一些极具政治表达功能、理论创新意义与历史文献价值的纪念文本。立足党史学习教育，仅从党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与1978年以来建党大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历次“七一”重要讲话文本进行简要比较，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一”重要讲话，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新内容、新概括、新提法，对于党史研究的深化、丰富和发展有着特殊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其一，第一次明确地以百年党史的“四阶段”论来凸显第四个“三十年”，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阶段性特征。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对于中共党史三个“三十年”之大的历史分期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为第一个“三十年”，主题为“革命”；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29年，为第二个“三十年”，主题为“建设”；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第三个“三十年”，主题为“改革”。逐步达成基本共识，中央也有比较明确的倾向性意见。比如，近四十年来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庆祝建党70周年、80周年、90周年、95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对于中共建党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做的“三件大事”或三大“历史贡献”的归纳和概括，都是与这三个“三十年”相对应的。2017年中共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理念和概念以后，学界也开始探索着将2012年中共十八大开启的新时代，从已经延续了三四十年的新时期“独立”出来，作为百年党史的第四个“三十年”（2012—2049年，主题为“复兴”），但是一直没有形成比较明确、统一和规范的界定和话语表述。而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四个“伟大成就”的归纳和概括，则是直接对应着这四个“三十年”的，并且在对第四个“伟大成就”的论述中非常精当地梳理和阐释了新时代（即第四个“三十年”）的阶段性特征。这应该成为学界关于党史研究特别是其历史分期问题研究的指导思想和主要依循。其二，第一次将百年党史的主题高度浓缩和凝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21世纪以来，学界关于百年党史主题的界定和阐释，基本上是围绕着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的“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说展开的。在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以后，学界关于百年党史主题的论述开始自觉地将“两大任务”说与“初心使命”说有机联系和对接起来，具体说明中共建党以来在不同历史阶段先后为“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之“两大历史任务”而奋斗的历史主题，是蕴含在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并将第二大历史任务的表述与时俱进地调整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党史学习教育要坚持科学大历史观和正确党史观，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此后，学界关于中共党史主题的讨论掀起了一个新高潮，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其主基调还是有不同侧重的“两大主题”说。在今后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的新归纳和概括、新提法和表述为准绳和指针来进行全面校正，将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上来。其三，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伟大建党精神”并具体界定和诠释了其科学内涵——“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而且明确指出“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伟大精神孕育于伟大事业，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一部百年党史，也就是一部革命精神的培育形成发展史。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建立丰功伟绩的光辉历程，也是不断造就其革命精神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所构建的精神谱系、所创造的精神家园，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最丰厚的政治资源，是我们党的理想信念、根本宗旨、道德品质、工作作风、精神风貌尤其是红色基因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百年来，在应对各种困难挑战中，我们党锤炼了不畏强敌、不惧风险、敢于斗争、勇于胜利的风骨和品质。这是我们党最鲜明的特质和特点。……这些宝贵精神财富跨越时空、历久弥新，集中体现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风，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为我们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滋养。”因此，必须“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始终保持革命者的大无畏奋斗精神，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历史从哪里开始，精神就从哪里产生。我们党的革命精神是伴随其主体的产生而产生的，探寻“精神之源”理应回溯至“建党之时”。近年来，在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所培育所形成所总结所提炼出的近百种革命精神中，习近平总书记给予明确界定和诠释其科学内涵的就有二十多种，如今又将新定义的“伟大建党精神”直接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阐明了传承和弘扬这一革命精神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明确了我们党精神谱系之精神坐标、精神丰碑的历史起点和逻辑原点，明确了“伟大建党精神”就是我们党百年辉煌背后的“源代码”“根目录”。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之精神密码的探究和解读，势必成为学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新的思想兴奋点。其四，第一次明确阐释了“能”“行”“好”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立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国之旗帜以及根与基、魂与魄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的重大创新性论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民接受之后，就成了一种认识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科学理论，成了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马克思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百年党史，就是一部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也是一部我们党在理论上不断自觉、自信、自强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思想指引。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我们必须“要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必然性，坚定对党的领导的自信。要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的真理性，增强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性。要深刻领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自2019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此一时代“三问”的重大理论命题以后，学界对于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研究和阐释就一直没有停歇，而这次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提出的重大创新性论断，将起到纲举目张的“破题”功益，成为该理论研究和阐释的思想指引和路径依循。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题，全面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对于我们全面、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提供了重要指导和启发。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际上，在2010年之前，与党史主题相关的认识，主要是围绕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展开的，有的时候表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有的时候表述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等。201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要牢牢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2021年2月，在《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在此期间，理论界较普遍地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解读为党史的“主题主线”。“七一”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高度，回望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践行初心使命的百年历史，展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美好前景，创新地提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结论既高度凝练、准确，又把历史、现实和未来有机地统一起来，可谓高屋建瓴、要言不烦、立意深远。其次，“七一”重要讲话以民族复兴为主线，明确地按照四个时期回顾和总结党的百年历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创新了党史阶段划分和成就总结。进一步言之，第一个时期，“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个时期，“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向世界庄严宣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第三个时期，“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向世界庄严宣告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第四个时期，“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集中体现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知道，以往讲党史一般是分为三个时期，第三个时期基本上用改革开放新时期命名，且时间一直在延续。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界开始尝试将党的十八以来的历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段看待，党史学习教育启动之际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较明显地将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作为新的历史阶段，也有理论工作者开始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描绘百年党史。“七一”重要讲话无疑为党的历史阶段的新划分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不仅如此，“四个伟大创造”和“四个向世界庄严宣告”，相对于我们过去习惯用“三件大事”或者“三方面伟大历史贡献”，即建立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总括党的历史成就，更为全面也更为深刻。实际上，“七一”重要讲话对于“九个必须”的历史经验总结，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同样是民族复兴。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等经验总结里，则直接使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字。初步统计，整个讲话使用

宣」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链接我刊网站下载PDF全文

“公共知识界”与新思想的传播如果说理论界是政府和知识界间的桥梁，那么“公共知识界”和“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点击上方“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关注我们作者简介

「成海鹰」哲学博士，汕头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汕头大学卓越人才计划”优秀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官网：http://xuebao.ru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官网：http://xuebao.ruc.edu.cn

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人文社会科学综合学术期刊。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官网：http://xuebao.ruc.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