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经济预测：“仍需改革以实现持续增长”
科睿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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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了对中国经济的预测，但同时表示：“需要进行消费友好型改革，以维持强劲、高质量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日发布的报告称，根据第一季度的增长情况和近期支持房地产行业的举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年的年增长率可能达到 5% 。这比早先的预测高出 0.4 个百分点。
但报告警告称，实现持续增长需要建立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提高工人收入，以使中国消费者有能力增加支出。
IMF还表示，北京方面应减少以牺牲服务业等其他行业为代价来支持制造业的补贴和其他“扭曲性”政策。
此前，中国政府将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5.3%，高于预期，带动了全球经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其上调预测还反映了近期促进增长的举措，包括降低利率和减少住房贷款首付要求等对房地产行业的新帮助。
风险仍然存在？
IMF表示风险依然存在，预计2025年经济增长率为4.5%，也比早先的预测高出0.4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赞扬中国政府注重所谓的“高质量”增长，包括增加对清洁能源和先进技术的投资以及改善金融业监管。
报告补充称，“更全面、更平衡的政策方针将有助于中国应对经济面临的逆风。”失业（尤其是在疫情期间）和房价下跌给许多中国人的财务状况造成了冲击。
该报告呼应了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提供社会安全网并增加工人的收入，以便中国家庭能够减少储蓄并增加支出。
IMF报告对长期前景的评估则不那么乐观。报告称，由于人口快速老龄化、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房地产市场长期困难，预计到2029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将降至3.3%。
报告称，利用产业政策支持汽车制造和计算机芯片开发等各个行业可能会浪费资源并影响中国的贸易伙伴，这暗指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一个关键争论点。
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正在向其本国产业提供不公平的支持，并造成过剩的制造产能，而这些产能只能通过出口国内用不到或卖不出去的产能来吸收。
中国拒绝这一立场，同时抗议美国和其他富裕国家以虚假的国家安全担忧为由对向中国出口技术实施不公平的限制。
改革势在必行
要理解中国经济从之前的高速增长转向6%~7%中高速的增长，首先需要深入了解全球的形势。
假设有两个经济体，一个富裕，一个贫穷。富国拥有10万块资本和300个人，而穷国只有10块钱资本却有3000个人。前者可以类比为欧美和日本，而后者则类似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
在过去，这两个经济体之间存在着一道蓝色的隔离墙，使它们各自独立运行。贫穷国家缺乏资本，因而无法提高生产率，主要依赖人力和自然资源，导致经济进展缓慢。富裕国家拥有雄厚的资本，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因此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现在，隔离墙被打通，即进行了改革开放，打开了这个壁垒。隔离墙打通后，这两个经济体合并起来，总资本量变为10万零10块钱，总人口为3300人。各要素的相对比例发生了变化，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竞争格局发生了变化”。
首先，富国的资本总量只增加了10块钱，但是人口总量增加了3000人。因此，资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化后，华尔街可以赚取丰厚利润的原因。
其次，富国拥有先进科技，而3300人需要争夺这些科技，从而使科技的稀缺性也增加了。
然而，富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原本只有300人，现在却需要与3300人一起竞争工作机会，劳动者的竞争加剧了。在这个过程中，富国的蓝领和底层白领感受到了压力，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原来收入只有1块钱的3000人的竞争。
因此，发达国家的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这也是造成二战后发达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全球化后两极分化加剧，基尼系数上升的结果。
华尔街和硅谷赚取了大量财富，但与此同时，中间层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在全球化进程中，制造业工人和中低层面临的压力超过了他们获得的好处。
当然，全球化也有好处，例如中国的产品价格低廉，美国可以享受稳定的物价。但与此同时，相对收入差距也开始显现。
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曾经降低，但随后又上升，这带来了社会矛盾。很多美国人感到失望，因为他们既无法进入金融界，也无法进入高科技领域。
特朗普的崛起反映了一个趋势：在每次重大变革中，并不是每个人、每个群体、每个板块都能同等受益，有得必有失，因此社会矛盾不断加剧。
还有一个术语要提及：比较优势。李嘉图的理论认为，各国应该发挥自身优势，但后来的研究表明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各国擅长的领域趋于一致，导致发达国家不知道如何应对。
中国通过不断提升比较优势，赚取了巨额顺差。而美国的比较优势消失了，经济以外的规律开始发挥作用，贸易摩擦、贸易壁垒甚至国际紧张局势都出现了。
从外部看，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主要是因为全球需求收缩。如果一个国家主要依靠内需发展，那么影响就相对较小，但我们在高速增长阶段高度依赖外需，所以影响更加显著。
从内部看，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的变化，其中核心问题是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国曾经高歌猛进地进行全球化，主要是因为具备了成本优势。一旦开放，我们发现穷国也有竞争力。穷国意味着工资水平较低，而低工资则意味着成本较低。同样一种产品，如果成本低，售价也会相应降低，这样便能在全球市场上获得更多的竞争力。
然而，当前的经济形势是成本正在发生变化，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能源成本等，这些价格都在经历着高速增长的阶段。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国设厂。
成本变化最显著的地方是体制成本。仅仅将中国崛起归因于劳动力成本低廉是不准确的。劳动力成本低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的崛起。在改革开放之前，劳动力成本更低，但那个时候并没有出现中国的经济奇迹。如今，许多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比我们还要低。
拥有成本优势并不仅仅意味着拥有低廉的生产要素，更重要的是，这些要素必须转化为竞争力。要将生产要素转化为竞争力，需要进行组织，并使其在一个有效的体制内运作。这就引出了体制的问题。
因此，中国经济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简单地因为之前穷，而是通过改革将封闭的体制转变为开放的，允许组织进行创新，并进行体制改革。
例如，如果没有实行包产到户政策，农民就不可能得到解放，也不可能释放出生产的积极性。有了体制改革，接下来的一系列变革才得以实现。例如，劳动力解放后，民营企业的兴起。产能释放后，市场需求的提升。因此，中国参与WTO谈判，将世界市场打开了。
进入WTO后，中国面临着种种挑战，但也逐渐尝到了甜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的成本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上，更重要的是，通过改革，将原本高昂的体制成本大幅降低。
正是通过这一土生土长的方法，我们成功地将体制成本降低，加上之前的要素成本低廉，以及学习曲线的加速，最终塑造了中国经济的“中国故事”。
然而，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新问题是成本再次上升，原本的成本优势消失了。目前我们通常谈到的成本优势消失主要是指劳动力成本和工资的上涨。然而，人们忽视了的是：我们的体制成本正在迅速上升。
1995年至2012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名义GDP增长了8.6倍，全国工资总额增长了8.8倍，税收增长了16.7倍，政府除税收外的收入增长了18.8倍，法定的社会保障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土地出让金，增长了64倍。
体制成本的上升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例如，我们至今仍未达到税收法定化的目标。很多税收是由行政部门直接制定的，没有经过人大的审核，这很容易导致税收过度收取。
另一个例子是简政放权的口号声很响，但实际上大部分文件都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制定的，现在这些文件成为我们经济下行时的负担。这些都是体制性的问题。
目前，虽然我们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帽子，但是却有很多小的束缚。这些问题加在一起，摩擦系数变得越来越大。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摩擦还不是问题。然而，一旦外部需求收缩，这些问题就会凸显出来。
另外，对新科技的态度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过程。
城市化也是一个问题。我们的城市建设有许多问题，修建了许多设施，但却浪费了许多资源。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人口和资源的流动来发展城市化，将资源投入到有需求的地方。
综上所述，我们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成本的变化和体制成本的重新上升。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进行改革，适应变化的经济环境。
出路在哪里
确保我们的成本优势有两个关键方法：降低体制成本和推动创新与升级。
中国当前的状态如同两个海平面，但现在这个比喻更像是一个三明治，我们被夹在中间，成本已经上升，市场成本也在上升。劳动力和土地成本都在上涨，但我们手中并没有太多独特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上，竞争可以归结为两点：要么拥有成本优势，要么拥有独特的产品或服务。例如，美国的苹果公司全球热销，人们通宵排队购买，这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公司所没有的独特之处。
目前，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取得了伟大成就，但在全球格局中仍处于中间位置，下方有印度、越南等国，他们的成本比中国还要低廉，他们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不可阻挡的变化。如今，要继续保持成本优势，但其中的体制成本却没有得到改革，这或许成了光靠民间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上层坚强的领导，主动推动一轮又一轮的深化改革，那么这个成本也很难降下来。
例如，社保基金的问题，中国现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比美国高。当初设定这么高的保障率是出于无奈，当时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所以社保缴费率被设得相对较高。但当时就有一句话，要将大型盈利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入社保基金，用其收益来支持社会保障。然而，真正执行起来并不容易，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这一措施写入了议程，意图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划入社保基金，从而降低法定保障率。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的降低将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体制成本的上升则将拖累整个社会的发展。
渐进改革的优势在于震荡较小，而不是一次性解决问题。然而，渐进改革的难处在于需要“持续渐进”，因此，体制改革必须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体制成本降低为止。
如果体制成本无法降低，那么是否可以延长其持续时间，将成本曲线往右推，尽可能延长我们的成本优势持续的时间。因为成本曲线一定会上升，从人均GDP从200美元增加到8000美元，再到深圳的数万美元，成本必然会上升，但我们可以将整个成本曲线右移，延长成本优势的持续时间。
因此，真正对付成本压力的方法是不断将成本曲线右移，形成一条长期内持续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变化。这是商业世界的铁律，也是整个经济体系竞争中的关键。
降低成本的第一个突破方向是体制改革。而第二个突破方向是创新，通过创新来打破全球的僵局。
创新是至关重要的，但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成本曲线也不一定会右移，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过剩产能、僵尸企业和陷入停滞的企业。创新是有条件的。
例如，以色列有800万人口，却拥有3500家初创公司，特拉维夫更是主导了美国硅谷的高精尖研发，美国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维夫设立他们的研发中心。虽然这与以色列的特殊国情有着巨大关系，但他们的成功也同样得益于非凡的科创能力与先进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系统。
创新与产业升级必将是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的另一大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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