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村民遭刑讯逼供认罪强奸杀人，服刑27年后法院“鸵鸟式”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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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陆炎
三十年前，云南大理坡脚乡村民杨徐邱，被云南省高院认定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如果一个人同时犯下杀人、强奸重罪且拒不认罪，最终却没有被判死刑——
唯一“合理”的解释便是：疑罪从轻，留有余地。
根据此前媒体报道，1993年3月，坡脚乡一名村妇阿稳（化名）在家中被杀害；案发数月，警方侦办始终无任何进展。这时，专案组突然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
匿名举报信称同村村民杨徐邱”有重大嫌疑“，但并未提供任何客观证据。
警方根据这封举报信，把杨徐邱抓了。被抓后，杨徐邱“承认”了1986年强奸同村女子贵英、1993年杀害同村女子阿稳两起“犯罪事实”。
值得一提的是，杨徐邱被抓后，并没有第一时间被送到看守所，而是被关在曲硐乡派出所。
他的所有有罪供述，都是在派出所作出的；一被送到看守所，脱离了警察的掌控，杨徐邱就立刻翻供。
派出所并非法定的羁押场所。数十年前，在派出所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根据杨徐邱的讲述，在派出所，他遭到了惨烈的刑讯逼供，被警察用绳子捆了一整天，不认罪的话就要挨打；期间，他休克了两次。
此前媒体报道也指出，杨徐邱刚被抓到派出所时，前五次供述都坚称自己没有犯罪；
第二天，开始“承认”犯罪；
几天后被送到看守所，杨徐邱翻供；
再被外提至公安局刑侦队办公室后，又“承认”犯罪；
再度回到看守所，又翻供。
一句话概括便是：只要是在非法的羁押、审讯地点，杨徐邱只能认罪；一旦脱离警察掌控，杨徐邱立刻翻供。
各中缘由，不言而喻。尽管早已不会再有什么证据来佐证刑讯逼供，但我们可以想象，杨徐邱在那段时间究竟遭遇了什么。
1994年4月28日，杨徐邱被大理州中院一审认定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
此前媒体报道早已充分阐明：
纵观全案，没有任何一份客观证据，案发现场没有任何杨徐邱的生物痕迹，没有任何目击证人；定罪的主要依据，就是杨徐邱本人遭遇刑讯逼供后作出的“有罪”供述。
云南省高院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因此，1994年6月10日，被指控强奸、杀人的杨徐邱，被改判为死缓，留下了一条命。
云南高院“刀下留人”的理由是，“鉴于本案具体情况。”
究竟是什么样的“具体情况”，可以让一个被指控杀人、强奸且不认罪的人，逃避死刑的制裁？
用杨徐邱自己的话来说：“如果说认为我有罪，就把我枪毙了就完了。没有罪，就还我清白。”
在监狱里，杨徐邱拒绝参加劳动，拒绝穿囚服，他一直在坚持申诉，“我是冤枉进来的，我不是犯人。”
2017年12月19日，最高法作出《再审决定书》指出，原审判决认定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指令云南省高院进行再审。
在彩云之南，荒唐的事情仍在上演。尽管最高法要求再审，但云南当地的司法机关，似乎却一直在消极对抗：
最高法再审决定作出三年后，2020年6月1日，云南省高院才作出《刑事裁定》，将案件发回大理州中院重审；
同年12月，杨徐邱刑满出狱，生于1949年的他，从44岁开始被羁押，走出监狱时，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
云南省高院发回重审后，又是漫长的等待，直到2024年8月29日，大理州中院才正式开庭，对此案进行重审。
从最高法指令再审，到大理州中院开庭重审，接近7年的漫长时间。一名法律人对此评论：
“他们如此拖延，恐怕是想把坚持喊冤的老人拖死。等他死了，事情就一了百了，司法错误也不用去纠正了。”
在彩云之南，荒唐的事情远不止此。
根据上游新闻的报道，在8月29日的庭审中，最高法认为杨徐邱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方据此认为，指控杨徐邱所涉及的强奸罪名，仍然成立。
因此，这一次的重审结果，大概率是撤销对杨徐邱“故意杀人罪”的指控，而维持“强奸罪”的判决。
有法律人认为，重审结果若是如此“改一半，维持一半”，显然是“鸵鸟式”改判；堂堂大理州中院，可谓毫无司法担当；
最高法以“故意杀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指令再审，并不意味着“强奸罪”就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实际上，无论是强奸罪，抑或故意杀人罪，两罪的判决逻辑是完全一样的，都是经刑讯逼供、非法获取被告人有罪供述；此外，没有任何客观证据，没有任何证人证言。”有法律评论员表示。
此外，笔者从杨徐邱处获悉，大理州中院将于2024年9月4日对该案进行重审宣判。
8月29日重审开庭，庭审三个半小时，9月4日就将宣判——
当年的错误刑事判决，已然改变一个男人的一生，已然严重污染了司法的水源；如今，一场如此匆匆、有“走过场”之嫌的重审，会否继续污染司法之水源？
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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