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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夫人李力群:苦难教我宽容

李力群 千山老余
2024-09-16


作者:李力群

01

我和高岗结婚

毛泽东是媒人我是江苏邳州人,1920年出生。我父亲做过国民政府的县长,我二叔却是中共党员。二叔比父亲还疼我,我考上徐州女子师范后,他常来看我。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生们纷纷参加抗日救国运动,二叔对我说:“要抗日救国,最好去延安。如果你和同学愿意去,我可以请我的领导朱瑞给你们写介绍信。”于是,我拿着朱瑞写给林伯渠的介绍信,和四个女同学一起去了延安我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在那里,我入了党。

陕北公学

我总盼着能上前线,为收复家园出力,可是总不能如愿。1939年10月,我从中央党校毕业,在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办公室,他问我:“你毕业后想到哪里工作?”我回答:“想与同学们去前方打日本鬼子。”陈云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问:“你在中央党校时知道讲党建的人是谁吗?”我说:“不认识,只记得是个高个子。”陈云说:“他就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高岗同志,现在就要将你分配到他那里工作。”

陈云

我听了之后,心里一下子泄气了。不是去前线我挺不乐意。另外,我觉得给我们讲课的那个陕北人有点土气,我也不喜欢。但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这是党的纪律。我只得说:“我服从分配。”于是,我就到了边区党委秘书处工作。

高岗在延安

一天傍晚,高岗来到我的房间,约我去杨家岭看望毛泽东。听说能见到毛主席,我非常高兴。那时候,我和高岗还不熟。到了杨家岭,毛泽东不与高岗说话,而是一个劲地问我是哪里人、谁介绍来延安的、多大岁数。接着又向我介绍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创始人之一,说高岗与刘志丹是陕北人民的领袖,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因为他们,我们长征过来才有落脚点。毛泽东问我:“高岗的话你能听懂吗?”我说:“听不懂。”毛泽东就说:“你现在被分配到边区党委工作很好,你要向他学习。以后工作和生活在一起,相处会很幸福的。”听了这话,我心里一愣,不知毛主席说我与高岗相处、生活很幸福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留高岗和我在他家吃饭,桌上有一盘辣椒炒鸡蛋、一盆炒土豆和小米干饭。我只顾埋头吃饭,也不敢夹菜,都是毛泽东不时给我夹菜。毛泽东对高岗说:“这个女同志是个很纯洁的青年学生,跑到延安参加革命,你要好好培养她,爱护她。”

毛泽东、高岗

当时我对高岗很尊重,但我们之间谈不上感情,我对他还有些害怕。所以,离开杨家岭后,我就不去想毛主席的话,一心一意工作。不久后的一天晚上,王明、王若飞、习仲勋等几个人来,说有个晚会要我去参加。我不想去,他们说你一定要参加,王若飞还过来拉我。我知道他们会拿我和高岗开玩笑,还是不想去。习仲勋就说:“你这个女娃怎么这么不懂事?”我不敢坚持,只好跟他们去了。到了高岗办公室,他们将我按在高岗身边坐下。王若飞说:“今天我们是来为高岗办喜事的。毛主席说在杨家岭已经请了你们两个了,也宣布你们的结合是幸福的。祝你们白头到老。”我一听这话,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我连什么叫结婚都不懂,害怕得直想哭。他们吃完、说完就走了,高岗拉着我一起送他们。直到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我才放声大哭。高岗说:“你与我结婚,我会爱你,会把你当小妹妹一样保护、培养的。”那是1940年元旦。与高岗结婚时,他35岁,我不到20岁。到1954年8月17日高岗自杀,我们在一起生活了差不多15年。高岗一家

02

高岗在延安做的两件大事

结婚后,我和高岗一起到基层做调查研究。记得一次去安塞,他不住招待所,却住进一个乡长家里。了解情况时,他们就盘腿坐在火炕上,装上一杆子长烟袋,乡长吸一口,高岗就接过来吸一口。我心里暗暗想:他怎么这样不讲卫生?后来我问高岗:你怎么不开会、不做报告,就这样听汇报就完了?他说:这样与他们在炕上拉话,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工作作风。高岗待我很好,让我有了依靠。有了家,也感受到家人的温暖,我对他也慢慢地由害怕变成好感,开始关心他的生活。慢慢地,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革命经历。知道他与刘志丹、谢子长一同战斗,多次死里逃生,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根据地。

刘志丹、谢子长

高岗是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西北局书记。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一时间大家的生活十分困难。在边区政府召开紧急会议期间,有—天打雷,延川县代理县长李彩云在会堂里被雷劈至死。有个老农就说,怎么没把老毛劈死?话一传开,延安公安处把这个老农抓了起来,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他。高岗得知后说,不能杀,我来问问是什么原因。陕甘宁边区原有150万人口,中央红军来了后,加上各地干部、青年齐聚延安,最多时增加了12万张吃饭的嘴。边区农民的救国公粮任务逐年增长,到1942年,陕北农民已经身负20万担公粮的重任。边区本就地瘠民贫,老百姓种的粮食自己都不够吃,自然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一时便说出气话。高岗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农民不是反对你,确实是负担太重了。高岗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把救国公粮从20万担减到16万担,4万担缺口可以通过搞大生产,号召军、民、党政干部开荒种地,自力更生,这样可以缓解陕北农民的负担。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那位老农也获得了自由。高岗回来后,立即制订生产计划,带头上山开荒,延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高岗除了给农民减负,还制止了“抢救运动”。1942年,由中央部署、康生领导的“抢救运动”,把一万多人打成特务、奸细。当时延安机关和学校“全线突击”日夜抢救,一时“特务”如麻,人人自危,有人被逼疯,有人被整得自杀。这时,西北局机关一个公务员被打成日本特务,准备执行枪毙。高岗知道了,就去找毛泽东。他说,我不相信一个农村放羊娃出身的人也是日本特务,像这样“抢救”的话,谁都有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就再没人把心思放在工作和生产上了。 这时,毛泽东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对康生说:停止“抢救”,不准再斗。毛泽东在党校鞠躬检讨,“抢救运动”才算慢慢平息。1939年,西北根据地部分干部在延河边合影。前排左二为刘景范;二排左一为高岗,左六为习仲勋;后排左三为张秀山,左五为刘澜涛

03

毛泽东说:你去东北,不要担心我的安全1945年,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破裂后,改变了战略方针。中央在沈阳成立了东北局,书记是彭真。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找高岗和张闻天去谈话。毛泽东说:“老高,你是否可以暂时离开西北,去东北创建根据地?在陕北,你与刘志丹、谢子长对创建根据地是有经验的,东北的环境比西北更艰苦,日本人在那里统治多年,土匪遍地都是,气候寒冷。你年轻,身体好,到那里也是对你的考验。在西北,我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你放心,这里还有贺龙、林伯渠、徐向前。你与张闻天一起去,你俩一个是建立根据地的专家,一个是党内的理论家,到东北后,前方有林彪、罗荣桓,后方有你们俩,我就放心了。”高岗从杨家岭回来后,连夜召开西北局委员紧急会议,并调习仲勋来西北局机关主持日常工作。高岗和张闻天乘飞机去东北,但我们这些家属是走陆路去的。几经辗转,我带着孩子到了哈尔滨南岗的马家沟高岗住处,却没见到高岗。到了半夜高岗才回来,我都快认不出他了。他戴着皮帽,穿着羊皮大氅,脚上绑着乌拉草,一身雪花,胡子拉碴,简直就跟东北胡子(土匪)差不多。高岗衣服未脱就去抱孩子,吓得两个孩子哭着直往我怀里躲。我说:“你也洗洗脸再看孩子,他们都不认得你这个爸爸了。”在陕北,我曾跟在高岗身边,亲眼看着他怎么联络群众,怎样做宣传工作。到了东北,他也是这样,和农民交朋友,讲解党的政策。他们在东北仅用了两年多时间就消灭了土匪8万多人,农民分到土地,户均一头耕畜,一下子使东北人民心向共产党,我军兵力猛地增到23万人,比初进东北时增加了一倍多。1946年,东北局改组,彭真被调回中央,林彪任东北局书记,高岗任副书记。林彪在前方打仗,把叶群和女儿留在家。有时叶群去前方看丈夫,就把女儿交给我带着。林彪不太爱说话,不抽烟,也不喝酒,他指挥打仗时爱吃炒黄豆,所以就给女儿起名豆豆。林彪非常疼爱这个女儿。后来,林豆豆因为父母的问题受了很大委屈,但她也挺了过来,非常不容易。她有空就来看看我,至今没断过。林彪主政东北局后,非常信任高岗。第一副书记罗荣桓因病去苏联治疗,林彪在前方打仗,后方的工作都交给高岗负责。他们合作得非常愉快,林彪常在一些将领面前讲:“没有高岗的配合,我打不了胜仗。”1948年,我与东北局一同到了沈阳。东北解放后,林彪率领第四野战军进关打仗,高岗接任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以及东北人民政府主席职务。东北局进驻沈阳。1948年,东北局召开会议。左起: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吕正操四野走了,他们的子弟不能随军,东北局决定创办一所学校培养这些孩子。张闻天找我谈话,要我做这项工作。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自己又没有办学经验,不敢接。张闻天说:“不会可以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学校就叫第一育才学校。”听了张闻天的指示,我就去找校址,到各地请老师。到北京找老师的时候,我见到了徐特立老先生,他听说我办学,为我介绍了优秀教师,并鼓励我好好干。

徐特立

1949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育才学校办了起来。自1952年10月我离开学校后,至今这么多年,许多曾从育才学校毕业的学生常来看我,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

04

彭德怀说: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

1949年10月,高岗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那一年他44岁。高岗虽任国家副主席,但仍兼东北局党政军一把手。3年时间,东北的制造业增长6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彭德怀临危受命,出任志愿军司令员。高岗被任命主管志愿军后勤工作。1949.10.20,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南海颐年堂合影。中排左二为高岗彭德怀到了沈阳,跟高岗开玩笑说:向你这个地方首长报到。在朝鲜战争中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是就地掩埋,受伤的战士则从战场上抬下来送到鸭绿江边,让后方接收。我当时抽空去做一些救助伤员的工作,由于受伤的战士太多,后方根本接不过来,有许多战士就这么静静地躺在江边,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闭上了双眼。当时我们住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家,金日成、彭德怀常到我们家开会。彭德怀与金日成高岗在沈阳单独给彭德怀准备了一套房子,但他在我们家开会开到深夜,往沙发上一躺就睡了。彭德怀生活简单,炒个辣椒就能吃饭。但他脾气不好,在我们家,彭德怀是用无线电联系前方的,我常能听见他大声骂人:“他妈的!他妈的!你怎么搞的?给我滚下去!”我问秘书:“彭老总骂谁呢?”秘书摇摇手说:“我们谁也不敢问。”1951年,抗美援朝战局初定,彭德怀回国述职时路过我们家,我们留他吃饭。饭桌上,彭德怀说:“高麻子,我真正认识了你的聪明能干,干起事来不仅果断,也有战争经验。”彭德怀回到沈阳时在干部群众面前一再讲:“抗美援朝胜利,功劳有高岗的一半,洪学智的一半。”到了北京,彭德怀也这么讲,尤其是在军委会上讲,还推荐高岗任总参谋长。这在后来都成了彭德怀、高岗“阴谋反党”的“罪证”。抗美援朝结束后,我随高岗一起到了北京。刚进北京时,毛泽东要他住进中南海,高岗说,因为经常和计委的同志研究工作,来往中南海不方便。毛泽东说,可以找个大一点的院子。就这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我们一家搬到了东交民巷8号,原法国驻华使馆的院子。刚看到房子时,高岗有顾虑,觉得院子太大了,以自己的身份住在这里不合适。周恩来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房子了,再说这也是毛泽东的指示。1953年,周恩来见高岗太忙,家里没有人照应,就叫我不要工作了,把家里的事管一下。高岗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有时周总理还亲自来与高岗研究工作。周恩来对高岗的生活很关心,怕高岗工作繁忙无法休息,就让总政治部组织文工团到东交民巷8号跳舞。我对此事不满意,对总理说这样高岗就更累了,得不到休息。总理说,一个礼拜一次,这样可以让高岗换换脑子休息一下。左起:张闻天、刘少奇、高岗(访苏期间)1954年,毛主席去杭州,布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召开四中全会,要求在会议上各自作自我批评。但在四中全会上,高岗的自我检查没通过。一夜之间,高岗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门前车水马龙,形成一个阴谋反党的司令部”,同时宣布高岗的政治生涯走到了尽头。这时他到北京才14个月。2月15日,高岗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他回到家中不吃饭,不睡觉,只抽烟,一直趴在桌子上写。2月17日,备感冤屈的高岗申诉无门,他给周恩来留下一封托孤信后,欲开枪自杀,被身边人及时阻拦。中央立即成立“高岗管教组”,彻底限制了他的自由。高岗几次对我说,像这样活着不如死了算了,但就是放心不下我和几个孩子。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有位领导找我去中南海谈话,那时我正怀孕五六个月。到了中南海,那位领导对我说:“去医院做个手术,小孩就不要了。高岗就要搬走,你不能再跟他了。你要出去工作,要为自己前途着想。”与这位领导人的一席谈话,使我的心情愈加沉重。当晚,高岗知道了内情,露出了绝望的神情。他流着泪对我说:“我是冤枉的。我对不起你,你很年轻就和我结婚生了几个孩子……不要把孩子打掉,不要离开我。将来生活困难时,将孩子送到延安,让我妹妹抚养。”8月17日早上,我发现高岗情况有些不对,怎么推他也推不醒。我马上叫小女儿去喊秘书,并立即给北京医院打电话,医生迟迟没来,也没人把高岗往医院送,就这样一直耗着。我眼睁睁看着高岗的呼噜声由重变轻,再到无声无息,直至死亡。这一年,高岗49岁,我34岁,小儿子还在腹中。高岗去世7个月后,他和饶漱石被定为“阴谋分裂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及“反党联盟”,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桩“反党集团”案件。高岗、饶漱石

05

林彪说:没有高岗,我在东北打不了胜仗毛泽东知道高岗去世的消息时在杭州,他的秘书叶子龙后来告诉我说:主席得知高岗死了,心情极其沉重,寡言少语,给周恩来打电话说要厚葬,要买最好的棺木,要土葬,不要火葬。毛泽东还特别交代:高岗的几个孩子让中央组织部管,由国家抚养长大;要找个像样的四合院,配给一个厨师、一个看门的,让李力群带着几个孩子住。高岗去世第二天,我和孩子就从东交民巷8号搬出来,几乎两手空空地搬到新街口一处旧四合院。生下小儿子后,我将四个大一点的孩子送到住宿学校,带着小儿子一起在家。没有暖气,夜里孩子冻得浑身发抖,直往我怀里钻。搬到新家后,有一天,忽然有位解放军来看我,问我和孩子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有一个老头子与你在沈阳一起吃过饭,还住过你们家,是他让我来问的。我问是不是彭老总,那人直摆手,示意说你知道就行了。彭老总那时也不如意,他还能想着我们一家,至今我都忘不了。“文革”中,有一次,我看见彭德怀被学生从四川抓回来,头戴纸糊的高帽,绑在大卡车上,学生们一拳一脚将他打得鼻口出血。当时我觉得比打在自己身上还难过,心像裂开一样疼,怕被人发现,只好偷偷躲进厕所流泪。1962年春,一天上午,单位人事司突然通知我,让我立刻回家,说有人找。当时我很惊讶,随即又很害怕,不知道又出了什么事,会不会又被关起来。当我走到家门口时,看见一辆红旗轿车停在那里,从车上下来—个人,是叶群。见到叶群,我又惊又喜,我说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她说从军队打听到的。她说:101(林彪在东北打仗时的代号)从杭州回来,叫我接你和几个孩子到毛家湾去,他想看看你和孩子们。遇到有人关心,我心头一热。到了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林彪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我们。林彪让女儿带我的两个孩子去电影室看电影,客厅里就剩下林彪、叶群和我三个人。林彪问我:老高是怎么死的?我说:吃了过多安眠药。林彪又问:安眠药是谁给高岗的?我说:是秘书每天发给高岗的。不给高岗安眠药,他睡不了。林彪接着说:在东北,没有老高在后方打土匪、搞土改、动员群众支持前线,我打不了胜仗,部队不可能由几十万人增加到一百多万人。林彪问我生活情况,问家里吃饭是否困难,他叫叶群给我带些大米、食油。我说:林总,我和孩子们还行,主席、总理对我们都很照顾。

平津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聂荣臻、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林彪

1959年,彭德怀受到批判,我被隔离了4个月,要我揭发彭德怀与高岗是如何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的。1962年下半年,习仲勋、贾拓夫被隔离审查,我又被软禁3个月,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1971年“批林批孔”期间,又让我揭发和交代高岗与林彪的关系。我不明白,为什么党内一有领导人受批判,就要联系上高岗,就要我交代问题?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省凤阳县、教育部办的“五七干校”劳动。1971年,毛主席、周总理两次派人把我接回北京,回科教组(教育部改名为科教组)计划司上班。

二排右六为李力群

不久,国庆节来临,我突然接到参加国庆宴会和上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后来,我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相隔没几天,又被选为第五届政协委员,政治生活待遇提高了很多。我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大的贡献,从来没想到自己会获得这种种荣誉。作为高岗的未亡人,我承受了党的深切关怀和爱护,其实这是党对高岗几十年为党、为中国革命所做贡献的肯定。每每想到这里,我就悲喜交加,百感交集,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虽然受了那么多苦难,我们一家总算平安地过来了。1981年,我被恢复到原来级别,1987年离职在家休养,按副部长级享受医疗等待遇。

晚年李力群

高岗去世后葬在北京万安公墓,当时周恩来说可以立个碑,写上“高岗之墓”。最后虽立了块碑,却没刻字。“文革”中,连这块“无字碑”也被人砸成两截。直到2006年,经组织批准,孩子们才给父亲重新立了块新碑,刻上了高岗的名字。这么多年来,经历过那么多苦难,我从不怪任何人,也不恨任何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态度。那些整我的人也并不是和我有什么仇,只是一时思想不受自己控制,做出错事罢了。我知道高岗不是完人,也犯过一些错误,也许当时他自己还感觉不到,但是我们后来人可以指出来,可以引以为戒,就像我们党曾经走过一些弯路,现在不是正在一一改正吗?

互为备份    各有内容

情怀守望⬇️读者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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