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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三运官场现形记:“会演戏”的霸道与做秀

千山老余 2023-12-26



王三运者,亡三运也。何谓‘三运’?官运、财运、福运。

一朝三运到头,与之俱亡矣。惜惜惜!错错错!莫莫莫!

在忏悔录里,王三运写道:

“中央对我进行组织审查是完全正确的,自己落得如此下场绝非突然、而是必然,我心服口服、认错认罪。虽然我现在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错已铸成、为时已晚。”

据了解,落马时的王三运已65岁,从十八大算起,是被查的第15位中央委员。

出生于1952年的王三运,是一名资深正部,他早年在贵州工作,1995年出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时仅42岁。

此后,他先后担任贵州、四川、福建、安徽省委副书记,在安徽主政时间较长。

2007年底至2011年,他任安徽省省长。2011年到2017年又担任甘肃省委书记。

“他是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的事?有过什么样的变化?从他的官场现形记里能窥见一二。

01

会演戏还写一手好字

王三运的公开履历显示,他的出生地在山东单县,但单县少有知之者。反而是远在西南的贵州织金县,在这个环山绕水的小县城,王三运却“声名远播”。

1968年,王三运到织金县绮阳公社当知青,任县一中代课教师时,年仅16岁。

许多人以为,这是王三运第一次从山东到贵州,但其实生在山东的他长在贵州,是名副其实的织金人。

“听他满口的织金音,怎么可能是山东人?”刘国雄(化名)摆摆手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本地人,可能在山东出生,但从小就在这儿长大,他老爹我也认识,都叫他‘王盖斗’,真名不知道。” 

刘国雄是王三运的中学同学,现在是一家小卖部老板,提到王三运,仍记忆犹新,他对记者竖起大拇指说:“我们这儿没比他更大的官了,左眼角有颗大黑痣,过目不忘。”

王三运在织金当地算是“官二代”,王盖斗为南下干部,既为干部,有一件事就显得有些不同寻常。

“王盖斗后来成了修单车的,就在学校不远的路边,修了半辈子。”

问起修车缘由,刘国雄也是皱眉不解,“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私下里猜他是不是犯过什么事,被‘贬’到这里来的。”

读书时,刘国雄和同学放学回家,总会看见王盖斗蹲坐在摊位前,打声招呼,偶尔打气也不用花钱。

“他人很好,老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个修单车的,不怎么说话。他和王三运住在大斧头(地名)桥下,一条河的边上。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很小很破。”

尽管双方熟络,刘国雄却从没见过王三运的母亲,“我印象中家里就他跟他爸两人,没亲戚,王三运出去当官后,这里就他爸一个人,几年前他爸才去世,挺孤独的。”

刘国雄与王三运交好,是因为学校的一次样板戏演出。

当时,全国推行“八个样板戏”,学校要遴选一批有音乐素养的人演《智取威虎山》,刘国雄有一手过硬的二胡本领,因而入选,王三运却是因为相貌进了戏班子,还扮演了主要角色杨子荣。

“除了他,大家都会点乐器,他不会,却生得白净,长得斯斯文文的,形象好,被老师看中,当了演员。”刘国雄笑道。

没有唱戏底子的王三运练习起来非常刻苦,总是第一个到达排练场,“练嗓子,一直‘啊’”。在刘国雄印象里,王三运温和、助人为乐,会在下雨天把感冒的同学送回家,也从来没有发过脾气骂过人。

中学毕业后,同学们都去当了知青,但知青被分派的工作也大相径庭,比如刘国雄,去了条件艰苦的耐火厂,整日与钢水、煤炭为伍,王三运则去学校当了代课老师。

“他命好,那时候当知青,最低年限是3年,他刚好当3年,我在工厂干了5年。”刘国雄说。

结束知青生活,王三运考进贵阳师范学院(现贵州师范大学),算是跃了“龙门”。同一时间与他进入这所大学的,还有同学刘先元(化名)。

在刘先元眼里,王三运是个家庭有背景的同学。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管他父亲后来怎么样,以前好歹是干部。”刘先元说,“那个年代,如果当知青不干农活,一下乡就代课,家里多半有点关系。

插队很苦,代课显然是好差事,好差事自然不容易落到普通知青头上。但王三运就赶上了这好差事。除了他,我还认识另一个代课的人,县委书记的儿子。”

大学时期的王三运,踊跃参加学校的文艺活动,并练就了一手好书法。

“我们中文系的《长征组歌》大合唱就是他的作品。”刘先元说,“他能够领导大家,另一个原因是同学多半来自农村,比较拘谨,王三运作为干部子弟,举止言行要大方一些。”

王三运性格外向,善于表达自己,但让刘先元赞赏的是,身为“官二代”,王三运并不傲慢,也没有表现出优越感。

“他喜欢被同学称‘伙计’,同学有困难他也会帮衬,因此比较有号召力。”刘先元回忆。

艺术之外,王三运的成绩并不突出,3年的大学生活,社会活动占了一半时间。毕业后,王三运留校,这又是一份绝对的好差事。

“不知道为什么会选他留校,比他优秀的人也有很多。”

对于王三运后来的官运亨通,刘先元不解:

“读书时连党都没入,入党还是工作好几年后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对仕途会有很大影响,不应该那么平顺。”刘先元不知道,“组织者”王三运对人脉的利用,正是他“驰骋官场”的利器。

02

“念旧情”

现在贵州省委大门外做交通疏导员的陈伟强(化名),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贵州某家具厂的签收员,那会儿王三运刚从“凉都”六盘水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没多久。

提到这个市委书记,陈伟强笑道:“虽不见其人,但曾见其名。”

当时的贵州,棋牌娱乐之风并不盛行,赌博之人更是少见。陈伟强在一次订单交付前,发现此次交付方的负责人一栏,赫然写着“王三运”三个字。

“那可是市委书记,不是一般人,竟敢这么光明正大地署名在这种订单上。”这份货,是用于赌博的大型木质器材,“作为一个领导,他胆子真大。”

除了胆子大,排场也不小。

贵阳市委离退休干部休养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以前王三运去视察,会有车给他开路,身边围一群人。如果他不从贵州调走的话,可能早就被抓了。他在贵阳做市委书记的时候,跟他搭班子的市长是刘长贵。”

2003年3月,刘长贵因涉嫌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纪检部门拿下。

1998年,王三运官至贵州省委副书记,3年后,他离开工作33年的贵州,前往邻省四川短暂任职省委副书记1年。

随后调去东南沿海,履职福建省委副书记5年。

在这5年中,一家福建上市公司进入王三运的关系网,而他的落马,据称涉及了该公司的相关违纪违法行为。

2007年,王三运从福建调往安徽,继续担任省委副书记一职。

其间2010年,上述福建公司在芜湖启动光电产业化项目,在合肥举行签约仪式。当年的《安徽日报》报道,王三运在仪式上致辞,并参观了该公司的产品。

安徽退休干部张培钊(化名)说:“王三运和在安徽做生意的福建老板们关系很好,这些老板都说他对福建商会非常照顾,把他们的生意扩张到了安徽。”

作为在安徽与王三运共过事的同事,张培钊对他印象深刻:

“他在这里的时候,圈子里的人背地里给他取了个外号,叫‘钢铁公司’,意思是他脾气大,一碰就大发雷霆。这跟他的工作不顺不无关系。

他和搭班子的人关系很微妙,当时他有一套改造省政府的思路,但他是副书记,不是一把手,与他政见不合的人并不买他的账。

想做点事情,权力又被制约,很憋屈,所以总是板着脸。”

当问到王三运有无喜好时,张培钊笑道:

“特别爱喝茅台酒,酒量也大,从贵州‘训练’出来的嘛

他手下的各个部门都备了不少茅台酒,等他一去就拿出来‘供奉’。

他喝完酒就成了歌唱家,放声高歌,还唱得很好,是个麦霸。”

在张培钊看来,王三运算是“身体力行”地为茅台酒做着宣传。

1998年,茅台集团在贵阳举行某签字仪式,时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便出席了签字仪式。

多年后,茅台集团在安徽开经销商联谊会时,作为安徽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又在合肥接待了贵州赴会领导。

2015年,甘肃白酒销量超10亿元,而贵州白酒正是市场的主导。2017年,“多彩贵州风,黔酒中国行”活动也在兰州拉开了序幕,双方近200家企业负责人共同开启了黔甘两省白酒产业的合作推介与分享。

这样看来,虽然身在兰州,但出身贵州的王三运的确“不忘老乡情”。

时任安徽省长王三运(右一)率团赴贵阳出席酒博会

03

王三运的霸道

多数落马的贪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霸道,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他说的是错的,也务必执行,否则就不会有好果子吃。比如孙政才、王三运、虞海燕等等。

今天在这里就说说王三运过去的霸道吧。

大家都知道,王三运曾经在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是文艺青年,没事的时候喜欢吊吊嗓子,唱上几声。那时候还经常被选进学校里的一些文艺团队或组织,并且是骨干力量。

所以,王三运的这个爱好,似乎一直在他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起着调味品的作用。

他落马后,关于一些他的霸道行为才曝了出来。

2010年安徽电视台录制春节晚会,当时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很多明星大腕前来助阵。

后来节目录制完了,邀请来的明星们也都回宾馆休息了,可王三运突然提出要求,让几位明星陪他去唱歌。

台里与几位明星商量,但明星们都累了,不愿意出来。

结果王三运大怒,当场训斥了省上搞宣传的领导。你说霸道不霸道,他想干什么就要干什么!

转眼就到了2011年,王三运调到了甘肃省,任省委书记,彻底成了地方大员。

这时候的王三运可不比从前,因为是一把手了,霸道不比从前,说一不二。

曾经在2016年年初,甘肃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舆论事件,当时兰州几家媒体驻武威市的记者被抓,震惊了当时的全国新闻界。

当时《兰州某报》记者张某某突然接到武威市步行街中段浙江大厦进行消防演练,出人预料的是演练弄假成真的新闻线索,前去采访,没想到当场被抓。

后来甚至被安上了好几种罪名,但最后经过调查基本都是子虚乌有。

就记者被抓事件,当年在全国的两会上,当时是甘肃代表团媒体开放日活动,《新京报》记者突然向王三运提问:

“王书记,能不能回应一下武威抓记者事件?”

根据以往的经验,但凡记者提出问题,不管是什么样的问题,作为一个省上的省委书记,一般都会回答,哪怕简单的回答。

可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身走人,给记者们留下了一道背影。

其实,对于很多的腐败分子,最怕记者的曝光,尤其是曝光他管辖范围内的负面消息,认为是给自己的政绩抹黑,所以他会选择不回答记者的提问,直接走人。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落马是必然的,即便记者不去报道,也有露出马脚的那一天。

04

“工程”与“扶贫”

“王三运”三个字很长时间都是甘肃的热门话题,以至于坊间作诗相传:

“王三运者,亡三运也。何谓‘三运’?官运、财运、福运。噫吁嚱,危乎高哉,官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高处不胜寒,而今三运到头,与之俱亡矣。惜惜惜!错错错!莫莫莫!”

由于在出席会议时被发现戴表无数,王三运又被当地百姓冠以“表哥”之名。

王三运在省一把手位子上没栽跟头,乍一看他是一名清官,再联想到中央巡视组在对甘肃省委进行巡视和巡视“回头看”时,也并未明确指出他存在什么问题,这名前省委书记似乎真是明镜高悬、两袖清风。

但甘肃的官员有着不同看法。

“对王三运来说,虽然两次中央巡视都侥幸过关,但那时候危险正在向他慢慢靠近。”一名甘肃官员透露,“其实问题早有迹象,只是一时间难以撼动。”

虽说两次巡视用语不一样,但在两个方面只是换了一种说法,即工程与扶贫。

“王三运栽倒的原因就跟这两个词有关。”张弓说,“在工程方面,首先是榆中县的‘大名城’房地产项目。

榆中县是兰州唯一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交通不便,大名城的房子没人买,为此就要把地铁修过去。

地铁按立方米算价,就为这么一个项目,把地铁修到那儿,得多大投资?按照当地的经济条件,成本根本收不回来。

那为什么还要修?因为中间有利益输送。另外,他跟安徽商人也有扯不清的关系。”

一名甘肃官员透露:

“甘那这几年的大项目几乎全部由安徽商会运作,谁想拿到省列的大项目,都要通过它,它就是总发包人,比如某个省列煤矿项目,徽商插手后该项目增加了20亿决算支出。”

在甘肃,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某高科技企业是王三运的财源,与他儿子有生意上的往来。而这家企业也正是起家于合肥,崛起于兰州。

2014年,该企业在兰州新区建造了一个占地千余亩的产业园,算是跟着王三运“转战南北”。

而兰州新区,也是王三运的一个工程。

兰州新区

“兰州新区升级为国家新区,是王三运的政绩,但他又弄出些问题。

他在位时提出‘蓝天工程’,把重污染企业从市区迁了过去,但新区配套设施太差,从市区到新区坐车要好几个小时,员工怎么上班?所以一些公司去了又走了。

白天看新区高楼林立,很漂亮,晚上去就瘆人,只有一两盏灯。

这些工程和房地产,都跟虞海燕脱不了干系,因为他当时是兰州市委书记,其实就是王三运的大管家。”张弓摇头道。

扶贫,也是王三运的施政重点。

2012年,在谈到赴任甘肃3个多月的履职感受时,王三运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中揭家底:

“甘肃在全国的几个重要指标上是倒数。倒数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倒数第三是人均GDP,倒数第五是小康进程。”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在王三运的领导下,甘肃省委决定从2012年开始,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开展“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

“他本人也是参与者,下基层调研时经常在车里吃自带干粮,2012年全国两会前还带着被褥在当地最干旱的会宁农村住了一宿,了解农户的困难。”张弓说,“但这个涉及40多万干部的行动引来不少诟病。

比方说某些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也为了完成任务,以摊派的形式强制干部出资扶贫,甚至出现红头文件指令性出资帮扶,这种做法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一部分靠薪资养家糊口的基层干部的利益。”

“有民警跟我说,王三运为了扶贫,削减对公安系统的开支,每个警察的工资都少了几百块,拿他们的工资做政绩。

另外,为了应付上级领导视察,下面的官员还会把羊群赶到路边,营造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张弓说,“但贫苦百姓对王三运的印象普遍不错,就算拿1块钱给他们买两个馒头他们也感恩戴德,因为实在是穷。

实事求是地讲,贫困确实改善了,如果10个亿的扶贫预算,最后落实的就算只有1000万,那也一定有用,这是效率问题。”

后来王三运走了,甘肃未来的发展他也无缘得见了。这位曾在赴任前被甘肃人民寄予厚望的省委书记,到头来带给百姓的只是失望。

“人之初,性本善。王三运可能以前是好的,支过教、扶过贫,从知青一步步成长为‘封疆大吏’,能力显而易见。

但能力换来的权力大到某种程度,没人控制他、约束他,他就滑向了罪恶边缘。”张弓说。

【延伸阅读】

中纪委为什么要拿下王三运?任职跨5省份 昔日中学教师成地方大员

王三运祖籍山东单县,1952年出生于贵州,1968年12月,16岁的他成为贵州织金县绮陌公社的插队知青,担任县一中的代课教师。

1974年,王三运开始在贵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三年后留校成为学校党办工作人员。

在大学工作6年后,王三运成为贵州省委组织部秘书,走上从政道路。

1995年,他担任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跻身省部级官员之列。1998年起,他历任贵州、四川、福建、安徽四省的省委副书记一职。2008年1月晋升正部,任安徽省省长。

2011年12月,王三运任甘肃省委书记。到甘肃五年后,2017年4月,王三运履新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0年接受采访时,他称自己“祖籍山东,在贵州出生、长大,上过学”,在福建、四川工作过,走南闯北又去了安徽。

虽然去过不少地方,但王三运对家乡贵州织金县的感情很深。

据当地人介绍说,王三运的父亲是从山东来贵州的南下干部,解放初期就来到织金工作,后来终老在织金。现在很多亲戚都还在织金县。

2011年2月,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的王三运结束陪同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安徽省的视察慰问,新年正月初一至初三匆匆赶回家乡织金。

根据贵州日报等媒体报道,王三运在甘肃省委书记任上,多次到贵州省亲,并组织贵州与甘肃两地的合作交流。

有媒体指出, 王三运能够从贵州织金县的一个普通代课教师,上升到省部级大员,并当选中共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十八届中央委员,备受境内外媒体关注。

有分析人士称,王三运既有中东部发达地区的从政经验,也有西南、西北落后地区的经历,对他决策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视角。

专注扶贫 曾对小女孩说“我是服务员”

大概是在落后地区长期任职的经历,王三运非常强调自己的“服务员”身份,推进扶贫工作。

在2007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王三运,参加了央视访谈节目,就“平安农村建设”进行对话。

在录制现场,永安农妇蒋春莲也带着两名女儿,讲述自身依靠农村低保金走出困境的经历。当时蒋春莲的小女儿小钰仅10岁,拿着一幅画坐在旁边。

主持人撒贝宁突然问小钰:“你知道这位王爷爷是做什么的吗?”

小钰摇了摇头。

“你不会以为王爷爷是邮递员吧?”撒贝宁大笑。

“我是服务员。”王三运看着小钰说:“以后你们家有什么困难,可以直接给我写信,我收到了就会来帮忙解决的。”

根据新京报报道,2011年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王三运曾多次赴天水市武山县,到村庄、农户家中走访调研。而面对农民时,他3次说自己是“服务员”。

可以说,到甘肃之后,扶贫工作始终是王三运的重点。2012年两会时王三运接受采访表示时自曝“家底”:

甘肃在全国的排序中,三项主要指标列“倒数”,分别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倒数第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倒数第三,小康进程倒数第五。

为此,他表示甘肃要采取“超常规”措施,才能与其他省份同步实现小康。

他的措施是——动员40万名公务员下基层,与“贫困”结“姻”,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脱贫。

据报道,赴北京参加两会之前,王三运带着被褥,在当地最干旱的农村住了一宿。

白天,他和那里的农民一起下地撒肥,面对面拉家常,倾听他们生活中的困难。

2016年3月,王三运做客中央台时坦言,扶贫攻坚一直是甘肃省的“一号工程”,这几年,他的大量精力都放在了扶贫上。

王三运(右二)做客央视访谈节目年初甘肃“回头看”:存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搞团团伙伙等问题

但在王三运主政甘肃期间,政治上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2017年2月10日至11日,中央第三巡视组向甘肃省委反馈巡视“回头看”情况时,中央第三巡视组组长傅自应指出,巡视“回头看”中,巡视组发现和干部群众反映了一些问题,主要是:

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力,“四个意识”不够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提出的“八个着力”要求有差距;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意识不强,一些领导干部执行外出报备制度不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不到位;

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担当不够,交通、民航、土地、文化等领域廉洁风险较高;存在“带病提拔”、“带病上岗”、搞团团伙伙、超职数配备干部等问题;

省直部门党建“灯下黑”、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上轮巡视指出的落实“两个责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等问题整改不到位。

同时,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等有关部门处理。

当时,王三运表示,中央巡视组严肃指出了巡视“回头看”发现的突出问题,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坚决整改。

各级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巡视组提出的要求,高度重视并切实抓好整改落实,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前进。

之前甘肃政坛看似“风平浪静”的现象在2017年戛然而止,查处的官员级别和当月查处的数量都在刷新甘肃历史记录。外界认为这是暗流涌动,非同寻常。

最关键的还是在4月,短短13天,公开的信息中就有5名厅级官员涉嫌严重违纪接受审查,刷新了甘肃历年落马厅官之最。

当时,有人曾撰文认为各种指向均说明,一场不亚于地震的反腐或许才刚刚开始,并预言下一个会是谁!

甘肃省林业厅厅长马光明被查,随后武威市委副书记陶军锋,庆阳市委常委、华池县委书记张万福,定西市政协原副主席彭双彦,甘肃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理事长、党委原副书记雷志强等人也被审查 ……

这一系列动作形似“外科手术”定点摘除,一切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之后,坊间盛传兰州市政协主席俞敬东跳楼,发改委主任周强跳河等人自杀消息。

对此,有分析认为,甘肃似乎正在以一种“翻旧账”的方式清除着腐败存量。

所谓“翻旧账”,就是以几桩旧案为抓手,继续向纵深排查,以捕捉“保护伞”。

有消息称(中国经济周刊),王三运在7月5日左右即已失去自由。同时失联的还有曾任王三运大秘的甘肃省委政研室主任唐兴和。

46岁的唐兴和是王三运的老部下,曾任安徽省政府办公厅秘书一室主任,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为时任安徽省省长王三运服务。

2011年底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也将唐兴和带到甘肃,先后任甘肃省委办公厅副主任 、甘肃省委副秘书长 、甘肃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职。

王三运2011年12月履新甘肃之前,陈树隆被提拔为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周春雨、杨敬农也是王三运的老部下,王三运在安徽时,二人分别主政地方。

从去年11月起,陆续有4名王三运的下属落马,分别是安徽省委原常委陈树隆、安徽省副省长周春雨、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杨敬农和甘肃省原省委常委虞海燕。

而虞海燕虽然在王三运调任甘肃前就已升至副部级,但仅任甘肃省副省长,王三运主政甘肃4个月后,虞海燕进入省常委班子。

王三运是落马的第五位省委书记,如果算上天津原代理书记黄兴国,就是第六位。

源:环球人物、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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