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胜未来五年：什么样的城市能在“抢人大战”中获胜

自2017年开始，“人才大战”的硝烟，燃起之后就没有停过。2019年，全国有超过170个城市发布新的人才政策，比2018年增长40%。2020年以来，尽管全国都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各地“抢人才”的脚步没有放慢，甚至在疫情最严重的一季度，依然有超过50城发布新的人才政策。

有所不同的是，今年以来的“人才大战”已经演变成无差别的“抢人大战”，抢的不仅是人才，是人都抢，是人都要。不分男女、老少、贫富、学历......

我们对5月以来发布的人才、人口政策进行梳理，发现落户门槛再降低、亲属可投靠、先落户再就业成为人才落户三大关键词。

4月8日，南京发布《关于支持促进高校毕业生在宁就业创业十项措施》指出，落户政策调整本科学历人才年龄限制，从此前的40岁放宽至45岁。此外，留学回国人员和非全日制研究生，且40周岁以下大专学历人员，在宁就业参保半年可以落户。

4月28日，浙江省宣布执行新修改的《浙江省常住户口登记管理规定》。根据规定，父母投靠落户年龄将不受限制（过去老年父母投靠城镇地区子女落户，男性需要年满60周岁、女性年满55周岁），支持孵化器、众创空间、特色小镇等设立集体户，人才公寓、酒店式公寓可以设立集体户。

5月8日，山东省13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0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全面放开对高校在校生、毕业生的落户限制，全省16市均可先落户后就业。不久，山东省出台《全省开展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着力抓好照料服务、甄别寻亲、街面巡查、落户安置......

演绎一下，三家“竞标”就是这个样子的：

南京说，我们不再要求“35岁”的落户门槛，你只要有工作，45岁以内都欢迎呢，参保半年就够了哦。国内外人士都一样，大专以上都可以是南京人。

浙江说，你可以捎上父母一起落户，父母还不限年龄。意思差不多就是，你来我家吃饭顺便带上父母.......且落户对房子产权的要求放宽到人才公寓、酒店公寓，全国绝无仅有。

山东说，我们“好客山东”没有门槛，大学毕业没工作可以落户，甚至流浪乞讨者也可落户并纳入社保：远方客人只要愿意留下来，不管想落户齐鲁大地哪个城市，我们都欢迎您。

实际上，各地政府这些年非常重视抢人才、抢人口，“广栽梧桐，争引凤凰”，甚至引发全国范围内的“抢人大战”，这背后是发展转型、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城市转型等长期叠加作用的结果。

为什么要抢人？因为不抢不行，不抢人越来越少，不抢就没有足够人力资源支撑一个城市的未来。

第一个原因：产业转型升级需要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关键要靠创新驱动、技术赋能，而创新的关键是年轻人集聚。随着我国服务业占国民经济比重不断提高，服务业容纳的就业人数越来越多，中高端人力资源也更多流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一线城市及大都市圈，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自然成为金融、科技、咨询等服务领域人才的首选，而成都、重庆、宁波、佛山、东莞、南通等制造业较发达的新一线城市及二线城市，则受到广大技能型人才的青睐。

无论是什么规模、什么等级的城市，在这一轮“抢人大战”中获得优势的，首先是自身拥有较强产业集群带来的人才集聚效应。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互联网企业集聚的城市，抢人优势更明显。

2020年一季度，受新冠疫情影响，各行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国GDP历史性下降6.8%，人才需求整体上也变得低迷，但互联网行业的招聘量却出现小幅上升，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逆势增长13.2%，领跑全行业。

据脉脉大数据3月30日发布的《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显示，在腾讯、阿里、百度、字节跳动、美团等19家公司中，仅有3家公司减少招人需求，其余16家人才需求均有抬头，其中字节跳动、华为、快手人才需求量涨幅显著。

而据拉勾大数据6月22日发布的《2020年新基建人才报告》显示，新基建直接相关行业的人才需求指数大幅上升，其中杭州以28%的需求涨幅稳居第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等城市的新基建人才需求量也将大幅增长。

可见，最能吸引人才的城市，是那些现代服务业发达、率先实现产业转型的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当然，最缺人才、抢人最给力的也是这些城市，因为它们需要的人才数以百万计。

第二个原因：人口自然增长趋缓

随着经济结构往高级化转变，国人的生育意愿大幅度下降，近年开放的全面二胎政策效果也有限，全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的下降趋势，短期内基本不可逆转（见下图），人口红利渐入尾声。

人口流出型城市面临产业和人才“空心化”的危险，均试图通过人才政策扭转活力不足、人气不足的局面。

以东北地区为例。传统制造业衰退，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不高，无法承载大规模新兴产业人才，人才人口流出严重，生育率排名全国倒数。这种人口生态下，沈阳于4月份宣布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真正实现“零门槛”落户。

再放眼中西部地区。江西、贵州等地相继打出“乡情牌”，通过“黔归人才计划”“赣籍人才回乡创新创业计划”等，吸引本省人才回乡创业。

第三个原因：供给过剩的去库存

外来人口不仅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更能间接改善当地人口的年龄结构特征，当然也能提升一个地区的购买力、消费力。

在“房住不炒”的总基调下，导入人才能够间接促进楼市的持续稳定发展。多数二三线城市通过放开人才落户政策，吸引大批新增户籍人口来消化商品房的巨量供应。当然，这也是导致部分城市的房价在2017-2018年间大幅增长的诱因。

对购房资格的放开，其实各地一直以“一地一策”的名义在进行，包括放开人才购房限制，打开人才租房、购房的“绿色通道”。

比如，杭州市规定，全球本科以上应届毕业生，给予每年1万元租房补贴，最多享受6年；温州市则给予符合条件的人才购房享5-7折优惠；江门市则对外地户籍买房全面放开，大专以上学历无社保也可买一套房……

实际上，需要去库存的不仅仅是房子，商场、夜市、街道、工厂，包括直播间，都需要有人集聚和支撑，尤其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眼球集聚的地方，就有底气和机会。

那么，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背后，人才究竟流向了哪里？

我们发现，一线城市通过对标国际一流城市，重点打造一流发展平台，借此吸引国内外高层次人才。

上海出台的《上海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聚焦宇宙起源与天体观测、脑科学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等13个科技领域的高峰人才，并强调高峰人才“要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突出成就、一般处于本领域全国前5名或国际前20名，或年富力强、活跃在创新创业一线，具有成长为世界级高峰人才的潜力”。

北京对于各类人才的引进也同样设置相对较高的条件。以科研教育类人才为例，北京主要引进“具有国家‘双一流’大学（或学科）或国家级重点实验室5年以上工作经历，且具有高级职称的高等教育人才和科研人才”。

深圳的人口增幅连续三年领跑一线城市。这其中固然有北上2300万与2500万人口红线的“推力”作用，但更为关键的是华为、腾讯、大疆等领军型企业背后的强大产业吸引力。据统计，华为是2018年985高校毕业学生去向最多的企业，吸纳了最多的优质人才。

当然，除了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城市功能或说城市能级也是影响人才去留的关键因素。从美国移民研究专家、社会学家Massey的观点来看，人口迁移不仅仅是一种理性选择，更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

由于深圳建市时间较短，科研基础设施、高等教育资源较为稀缺，为补上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的“短板”，深圳近年来引入一大批包括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区、北京大学深圳校区在内的一流大学分校。同时，深圳对中小学教育人才大批量、大投入引进。深圳中学强大的师资力量一度在朋友圈“刷屏”。

恒大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推出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显示，2019年上海、深圳、北京位居前三名。而上海自2017年起已连续三年蝉联最具人才吸引力的城市。尽管受疫情严重影响，2020年以来上海应届生的本地求职率仍高达83%，领跑全国。

“让草根灿烂，让平凡出彩”是魔都的最新宣言。6月23日，十一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谱写新时代人民城市新篇章的意见》，提出了人民城市的根本属性。

如今，植根江南的传统文化、高度发达的商业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氛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创业者来沪扎根、生长，拼多多、携程、哔哩哔哩等本土企业群星璀璨。对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探索创新、“绣花”般的精细化管理，又让上海多了一个让人期待的理由。

从产业到功能，一线城市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那么广大的新一线、二三线城市就注定无法吸引人才了吗？

先天不足，但事在人为。

从绝对人口增量来看，2019年全国主要城市中，杭州（55.4万）、深圳（41.22万）、广州（40.15万）、成都（25.1万）和长沙（23.98万）位列前五。值得一提的是，杭州新增人口首次超过深圳，跃居全国第一。

从应届毕业生的去向看，2020年春招季，新一线城市吸引了38.5%的应届生，较2019年同期（37.5%）再次提升，超出一线城市11.5个百分点。

新一线凭借经济结构成功转型、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以及居住环境和生活成本的比较优势，在吸引年轻人方面，逐步实现了对一线城市的超越。

杭州提出“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的目标。阿里巴巴、贝贝网、丁香园等头部互联网公司生长于杭州、壮大于杭州，并吸引大量一线高端人才向杭州导入。

当前，杭州已成为北上深互联网人才最心仪的城市。租房平台自如的数据显示，在杭州，10个租客里差不多有4个是程序员，排名全国第一。阿里员工总数超过7.3万名，而年末杭州常住人口为980.6万人，占比0.7%。也就是说，杭州每1000人中就有7人为阿里员工。

与北上深的特殊定位、政策倾斜相比，新一线城市本身不具备经济、区位、功能的全面优势，但可以在某领域取得局部领先的优势。

比如南京的教育医疗、杭州的互联网、佛山的制造业，当然也可以是人才综合服务。新一线之所以能够大量分流一线的人才，主要是依靠待遇留人，包括完善人才服务、降低落户门槛、加大创业支持、推行租（购）房补贴等。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送房送户口”就一定能够留人。甚至可以绝对地说，没有一个人是完全根据一个城市的人才政策力度大小来选择是否扎根落户的。人才政策能够“锦上添花”，却极少能够“力挽狂澜”。

天津和西安就是例证。

天津的“海河英才”计划依靠“零门槛”吸引了23.5万人落户，但转化为常住人口的比例却很低。2019年天津常住人口增速是0.14%，同比仅增加2.23万人，比2018年的0.18%略有下降。

天津政务网上，有网友留言称：“若不提升天津本身的经济软实力，吸引外资，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那么人才可能也只是在这边落户，把孩子放这边，而自己可能去北京或是上海等一线城市工作。”

西安作为西部的“网红城市”，自2017年开始，就推出了史上最宽松的落户政策以及“23条人才新政”。仅2018年一年，就落户了79.5万“新西安人”，落户标准还在不断降低。

然而，这并没有完全逆转“孔雀东南飞”的趋势。以本地C9大学西安交大为例，2018年西安交大毕业生在本地就业的综合比例为37.60%，位列全国985高校的第20位。同为副省级城市的C9高校，浙大为59.69%，南大为50.05%，均远远超出西安交大。

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东北、中部和西南地区人口持续流入东部沿海地区，二三线城市人口持续流入大都市圈，部分省份出现了一个省会城市虹吸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的情况。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改变。

2019年，东三省的常住人口增量分别为：辽宁负7.6万，吉林负13.3万，黑龙江负22.1万。三省人口增速位列全国倒数前三，而它们连续负增长的年份分别是9年、4年和6年。所谓的百万东北人“占领”海南，就是人口长期流出的佐证。

2019年，河南的常住人口增量高居全国省级行政区的第6位。但是，根据上一年度的人口发展报告，郑州市占据了河南省内跨市流动人口中的59.8%、外省流入河南的人口中的36.8%。而除郑州外，河南有10多个城市常住人口为净流出状态。

在人口流出地区，城市“摊大饼”式扩张与总人口增长不匹配，导致大量空置小区出现，资源要素得不到合理配置，最终出现“县城空心化”“收缩城市”等现象，2019年末“5万元到鹤岗买两居室”引发舆论热议。“白菜价”的房市，其实是我国部分人口流出型城市产业坍塌、经济下滑、收入倒退的一个缩影。

所以，我们必须思考，“十四五”时期，严峻的外部形势和内部压力之下，城市何以广纳贤才、竞胜未来？

首先，是完善城市功能，打造有温度的城市形象。

在这次疫情中，城市应对疫情的能力、效果，以及信息公开的透明度、准确度，都将对城市信誉、品牌、功能产生深远影响，也将成为后疫情时代年轻人选择栖息城市的重要考量指标。

因为，疫情这次“大考”给了我们全面比较城市医疗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契机：论三甲医院的数量，前三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论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时间，前三分别为广东、浙江、湖南；论防疫系统的高效，浙江的“一图一码一指数”提供了实时而精准的数据支持，并为诸多省份效仿；论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纾困解难，苏州的“苏式十条”、广东的“点对点”返岗专列，都体现了政府在非常时期的作为和担当。

历史将会证明，将人民群众的安全与健康放在首位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才能请年轻人“近悦远来”。

其次，是做大做实产业集群，提升产城融合度。

产业集聚才会带来人才集聚。尤其是对非一线城市来说，人才政策必须对接核心产业的人力资源需求。这里举例三个有代表性的例子。

宁波在2019年城市人口增量前十名中排名第四，也是长三角地区第二大人口增量城市，新增人口34万，仅次于杭州、深圳、广州。这背后是宁波强大的制造业实力。

宁波是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拥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8家，数量居全国城市之首，其中57.1%的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92.9%的企业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猎聘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6月，宁波制造业人才净流入率达到19.59%，连续18个月位居全国首位，远超国内的其他制造业大市。

佛山2019年新增常住人口达到25.3万人，创下近9年来新高，排名全国第五、珠三角第三，是2019年城市人口增量前十名中唯一的地级市，排在前面的都是直辖市、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佛山对人口的吸引力，也是源于其强大的制造业实力——世界制造业之都。

佛山制造主要是To C型——面向消费者，拥有美的、碧桂园、联塑、格兰仕、海天、东鹏等一批在国际国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以及一批具备核心竞争力的细分行业“单打冠军”。佛山人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有家的地方，就有佛山制造。”

当然，佛山人口吸引能力之所以仅次于成都，不仅仅是其制造业的优势，还在于区位优势。佛山与广州构成广佛都市圈，基本和广州实现同城化。佛山人口净增长超过成都，很大原因是广州溢出的人口流入佛山。

成都2019年人口净流入25.1万人，排名全国第六，是西部人口流入第一城。成都人口流入量大，有强省会战略的因素，毕竟人口净流入的前十榜单中，还有长沙、郑州、西安等中西部省会城市及直辖市重庆。

但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成都在集成电路、新型显示、计算机、网络通信、电子元器件、信息安全等领域的实力。多年以前，电子科技大学有综合排名全国第一的电子类专业，但毕业生大多流向珠三角、长三角，留在成都的比例仅有10%左右。

如今，电子科大毕业生留在本地的比例达42%。是因为英特尔、华为、戴尔、纬创、富士康、仁宝、联想、京东方、德州仪器等一批世界级企业在成都落户，形成领先中西部乃至全国的发展优势。

第三，是因时而变，不断更新人才理念与政策。

在这个快速蝶变的时代，新技术、新模式、新需求层出不穷，这也倒逼地方政府必须以开放的姿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为城市发展和产业转型注入新血液。因为人才的种类和特质不是一成不变的。

比如，此次疫情加速了网络直播行业的崛起，直播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扩大。近日，志在建设“直播经济第一区”的杭州市余杭区发布了一则“直播电商政策”：明确对有行业引领力、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人才可通过联席认定，按最高B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享受相关政策。

《光明日报》对此发表评论称，看到一批享受“国家级领军人才”待遇的“李佳琦”“薇娅”忙碌于直播间中，或许真的指日可待。而先行者上海已经抢先一步——近日，李佳琦通过人才引进通道落户上海市长宁区。

在这个时代，传统意义上的行业界限被重新定义，“人才”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得到拓展， “不拘一格降人才”不仅仅是一种愿景，更加彰显的是一个城市的态度。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才去留选择，是对一座城市经济实力、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人文关怀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等方面的综合考量。

每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和功能定位都是不同的。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没有通用模式、标准答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们是否选择在某个城市奋斗和栖息，最核心的指标，是看这个城市是否能给予适合他们的发展平台和机会。

能让年轻人愿意挥洒青春、追逐梦想的城市，必然是一座能让年轻人“近悦远来”的未来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