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城大格局：沪深“双子星”背后的中国梦和全球梦

作者：陈昌智  华略智库新兴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来源：华略创智（ID：uit_shanghai）

从中美互加关税、日韩互相拉黑（将对方移出贸易优待“白名单”），七国集团首脑貌合神离的合影，中国总理同时会见日韩两国外长，再到中国对美国售台武器、支持港毒的强硬表态......这些动作背后都指向一个词——争夺！

但是，与某些大国频繁退出朋友圈、经常威胁加征关税的损人利己行径所不同，中国将解决问题的视角和焦点放在深化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上。

一方面，我们承诺“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而且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实施具有较强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开放政策和制度，打造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的核心功能，成为我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来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

另一方面，我们坚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来自《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而深化对内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这两项任务，都布局和落实到两大超大城市上，增强这两个城市对所在城市群、对全国大局、对世界发展的牵引力和集聚力上来。

8月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下称《方案》）；

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

8月20日，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正式揭牌，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也挂牌成立；

8月26日，国务院印发中国（山东）、（江苏）、（广西）、（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4天后，6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

今天，我们重点分析深圳的《意见》。这是深圳建市40年来中央给予的最高规格的文件，之前获此殊荣的是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

而且，纵观中央给地方的定位，有国家级新区、开发区和自贸试验区，还有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这些定位也都是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探路，但从没有一个城市能像深圳一样，被点名为“示范”的同时，前面的定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在新时代、新起点，深圳到底被赋予什么样的历史使命，拥有什么样的新机遇？从“试验田”到“示范区”，大国将在大城上有什么样的大格局？

从对标世界一流到成为全球标杆

用一句话来总结《意见》给深圳的战略定位，那就是：

短期是要争创世界一流，成为国际化创新型城市；中期是要打造全国高质量发展典范，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长期是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全球城市标杆。具体我们看《意见》的表述：

争创世界一流——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最终目标，是成为全球标杆——到本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下面，我们对《意见》对深圳各领域发展的影响进行逐一分析阐述。

如果说昔日深圳特区的试验，主要是在经济发展上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那么，如今就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全方位的新试验，而这个新试验是在对标基础上的坚守自我。

《意见》中讲得非常明确，“先行示范”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五位一体”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的示范区建设。

“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是全国及各地都要实现的目标，先在深圳搞示范区，再以点带面复制到全国，这是示范区建设的出发点和目的所在，是一种政治设计和路线的风向。也就是说，深圳不仅是对接和融入世界经济的试验之地，还是彰显中国实力和中国内涵的示范之城。

说得更直白一点：深圳建设示范区是要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是完全适合中国的光明大道，也是值得全世界所参考借鉴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不仅能够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能够为世界各国提供不一样的发展范式。

从另一个层面看，珠三角地区缺乏权威的首位城市，如北京之于京津冀、上海之于长三角。而广州是广东省会，深圳是经济特区，香港是“一国两制”下的特别行政区——这3个城市都缺乏作为绝对首位城市的地位。

为从国家政治的高度落实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必须明确一个城市作为政治中心，来统领大湾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是国家政治功能的统领、融汇和传导，即在大湾区代表国家向全球展示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统领大湾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88年10月，国务院将深圳列为国家计划单列市，即省辖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并赋予这些城市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从此深圳拥有独立的经济权。

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从此深圳拥有了独立的立法权。

此次《意见》期望深圳：“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

这实际上是新的放权信号。事实上将形成深圳特殊的行政地位，可看做是一种特别行政权，尽管深圳仍然没有直辖，但在先行示范区架构下，诸多改革性的政治事务、行政事务将由深圳在特区立法权的保障下自我执行，并把改革经验通过先行示范的模式推广至整个大湾区。

此前，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独立性难以充分发挥。

这次中央明确给予深圳“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对于深圳未来真正落实“法治城市示范”的战略定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包，等于“用好用足特区立法权”没有天花板，让深圳特区更加敢闯敢试。

实际上，不管是深圳的《意见》，还是上海的《方案》，自由化、国际化贯穿于版面，这透露出改革开放的重要方向——放松管制。

尤其是8月30日上海出台《关于促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高质量发展实施特殊支持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大向新片区管理机构放权力度”。

事实上，此前6月底上海已经出台了《关于支持浦东新区改革开放再出发实现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若意见》，提出“依法赋予浦东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某种程度上，制度变革更为根本、更为重要。1978年11月，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就此拉开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并引发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进程。

经济学家周其仁有一个比喻叫做“水大鱼大”。水是指制度环境，鱼是企业。好的制度，让企业如鱼得水，也是技术创新的土壤。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香港的定位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强化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国际资产管理中心及风险管理中心功能，推动金融、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向高端高增值方向发展。”可见，国际金融中心——始终是中央对香港最看重的功能和角色。

而《纲要》对深圳的定位是：“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加快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努力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开放创新是深圳最大的IP，中央更希望深圳进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功能。

当然，这并不代表深圳的金融实力弱。实际上，深圳的金融业一直很强。《意见》没有明说支持深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但给深圳的金融重任一点都不轻。

例如，《意见》说“完善创业板发行上市、再融资和并购重组制度，创造条件推动注册制改革。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注册制改革、数字货币研究、金融产品互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跨境金融监管，这些概念其实有大文章。

比如，对于注册制，都以为在科创版先启动，现在可能会先在深圳推动。这个是一个不小的突破，注册制推动起来之后，一大批科技企业将会引起上市潮，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尤其是新兴产业将带来重大变化。

又如，对于数字货币，在当前数字货币和移动支付成为大趋势、全球金融新高地的背景下，深圳如能占据这个制高点，就有望成为全球金融互联网的中心。

再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一方面，资金需要安全渠道。今年以来，香港社会动乱让人看到香港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中心也不那么安全，还是深圳安全靠谱。以后深圳也要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中心，建立一套人民币国际化的新机制、新制度。

另一方面，资金渠道需要多元化。深圳要着力培育支撑创新发展的创新型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成为国际风险资本投资高地。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跨境金融监管。

其中，推动基金互认和深化外汇管理改革，将有助于中央依托深圳，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开放。借助香港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当然，国际金融中心不是一天建立起来的，需要市场、产业、政策、人才等各项因素叠加，更何况是在国际形势动荡，且国内金融严格监管、对海外热钱有所顾忌的情况下。但至少，这扇门已为深圳打开。

过去40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其中，2018年深圳GDP首次超过香港，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尤其是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67.3%，远超北京和上海。

深圳成功的原因，如果凝结成2个字，那就是“创新”。这个年轻的城市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盘根错节的利益牵绊，有的是年轻的拼劲和创业的激情，这里有大量从草根成长起来的大名鼎鼎的科技企业，如华为、腾讯、中兴、比亚迪、富士康、华强北，这些企业联通国内外大市场，通过大进大出积累了资金和技术，并慢慢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

因为拥有大批影响世界的科技企业，深圳才被定义为“创业之城”。实际上，从《纲要》出台，到《意见》发布，深圳被赋予的战略性定位发生较大变化，即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这比《纲要》多了“创业”这个要素，使得深圳的城市气质和形象更加立体饱满。

我们再从《意见》中抽取几条干货来分析一下。

比如，《意见》提到，“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个关于创新领域最大的支持项目。因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国家科技竞争的重要平台，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基础平台。随着《意见》发布，深圳将成为继北京、上海、合肥之后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将发挥关键作用。

此前，深圳存在明显的基础研究短板。缺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创新平台，一度被认为是制约深圳发挥创新辐射力的重大障碍。截至2018年6月，全国已建成大科学装置22个，其中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新建16个，而这38个大科学装置都不在深圳。但是，深圳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已突破1.4万家，数量仅次于北京，成为我国乃至全球最具科技创新力的城市之一。

《意见》又提到“探索建设国际科技信息中心和全新机制的医学科学院”，这是要以国际视野和先进的运营机制，把深圳打造成全国高科技基础研究高地，向京沪看齐，补足基础研究短板。而深圳本身在信息技术产业和医药产业方面领先全国，中央重点支持建设这两类重大创新载体，将极大推动深圳高科技领域的水平。深圳的科技创新，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转变，从应用型技术创新走向原始创新策源与应用技术创新并重转变。

又如，《意见》提到“打造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实验区”。阿里巴巴的崛起给杭州带来世界互联网大会、云栖大会，以及“中国电商之都”的地位。2018年10月，杭州又提出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在数字经济前沿基础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重点产业领域数字化转型、社会治理数字化应用等争取领跑全国乃至领跑全球，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样本。

而深圳有华为和腾讯等巨无霸科技企业，中国70%的跨境电商聚集在华南，华南80%的跨境电商聚集在深圳，也就是说深圳占据中国跨境电商“半壁江山”，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境电商”之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将会进一步激活深圳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毕竟5G、AI都是深圳的长项。

又如，《意见》提到“支持深圳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大数据中心”。把大湾区的大数据中心放在深圳，相当于新建一个高端的新兴产业平台，必定会催生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大数据、云计算和软件产业必定蜂涌而来。

深圳的崛起是一个奇迹，但由于历史太短、发展太快，深圳的短板也非常明显，最大的短板就是医疗、教育、文化和体育的软硬件设施和品牌显示度均存在严重的不足，比如存在部分市民更愿意跑到广州的大医院去看病的情况。

因此《意见》对这几个领域均有布局，主要是补足民生服务领域短板，加快推进社会和生活现代化。

比如，深圳目前的基本教育和高等院校供给不足。在文化娱乐和消费层次上，与上海还存在差距，与香港及其他全球城市的高水平相比差距更大。深圳要着力补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短板，全面提升城市品位和功能。

尤其在文化建设方面，这将是深圳提高城市服务功能、塑造国际品牌和城市显示度的重点工作。目前深圳的主要定位是建设区域文化中心。《意见》提出：

“推动更多国际组织和机构落户深圳”“支持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和文化交流活动”“鼓励国家级博物馆在深圳设立分馆”“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设立面向全球的创意设计大奖，打造一批国际性的中国文化品牌。”

有人说，深圳连办一个国际赛事都要中央支持么？是的！国家级资源肯定都是国家调配的。北京奥运交给北京去操作，进博会交给上海来承办，这是一种荣耀和地位，是对城市价值和品牌的承认，就如同当年广州亚运会给广州带来巨大变化是一样的。

包括“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一个城市如果有机会承办很多国家重大主场外交活动，说明这个城市的国家政治地位很高。从全国看，北京、上海等城市经常举办外交活动，如“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就连杭州也有G20峰会、厦门有金砖国家峰会。

在大湾区，香港、澳门和广州也有不少各种层级的国家外交主场活动，相比之下，深圳的此类活动很少。这次《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深圳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显然有助于提升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在国家政治外交领域的地位和价值。

此外，国际组织机构落户、举办国际赛事活动、设立创意设计大奖、国家级博物馆设分馆、打造国际文化品牌......这些都是作为全球城市的标配。这些文化品牌，北京、上海都应有尽有，相比之下深圳确实稀缺。要打响深圳作为全球城市标杆的品牌影响力，需要文化来聚人气、聚价值。

短短半个月之内，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和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重磅出台，中国两大城市几乎同时翻开历史新篇章。

这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是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经济谋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和竞争态势，回应种种内外压力和考验的进发求变，展现的是大国大城崛起的决心、定力和意志。

上海要“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新片区参照经济特区管理”；深圳要打造“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竞争力、创造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所以，有人说临港新片区是对标深圳打造经济特区；也有人说深圳是对标上海打造全球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上海和深圳就是改革开放的方向，是14亿人口对标世界一流、向对手亮剑的方向。他们共同证明：市场的力量和制度的力量是如此强大，只要政府尊重市场、敬畏市场、服务市场，尊重法制和倡导契约精神，就能激发起不可想象的力量。

中央是把沪深两地放在全球视野下，对标国际最先进的标准来规划，甚至从引进标准到输出标准和价值观，以致成为全球标杆和典范，去实现我们的“城市梦”“中国梦”“复兴梦”。

上海和深圳，如同双子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引领。

我们不应止于比较二者的强弱高下，更要互相参照学习、比翼齐飞——在大格局中守望而立，找到彼此的位置和方向，并通过一条共同的路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成为更好的自己，共同引领全国，一起撑起更强大的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的条件下，要谋求发展壮大，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更加积极主动地打开国门搞建设。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

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们在大海中勇敢地游泳，是为了不沉沦于泥沙；我们主动拥抱世界，最终是为了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