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晓文，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内容提要：传统上对于民众主义的分析通常采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忽视社会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拉丁美洲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社会同样具有主体性，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使民众主义绝非简单地表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操纵，社会的力量也影响着民众主义的形成及演变。从这一视角出发，本文认为阿根廷民众主义是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国家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在经济危机中，传统社会矛盾凸显，原有政权的支持网络无法维系，政治领袖便通过诉诸民众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权支持网络，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统治。除民众主义外，军人干政也是阿根廷时常依靠的另一种解决危机的方式。从根本上说，军人干政与民众主义的反复出现均根植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一方面阿根廷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当危机发生时民众会诉诸权威对国家进行改造；另一方面，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在危机下必须通过权威的方式才能推行改革和新政。而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的出现又与所处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军人干政发生于精英内部与民众内部均处于分裂的状态下，而民众主义发生于精英分裂但民众相对团结之时，这也使得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成为危机之下的不同选择。

关 键 词：阿根廷   民众主义   权威政治  

社会分裂

      学界关于拉美民众主义（Populism）已有诸多论述，然而时至今日依旧存在不少分歧。就拉美学界而言，有关民众主义的争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译名的分歧。国内现有关于“Populism”的译名并不统一，《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译本提供了“民粹主义”“民众主义”和“平民党主义”三种译法。而在实际运用中，尽管拉美研究界长期使用“民众主义”的译法，但其他领域的学者往往采纳“民粹主义”的译名，在拉美研究界也引起了争议。第二，关于内涵的分歧。现有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界定囊括了民众运动、分配政策、从政方式等不同维度，对拉美民众主义的特点也众说纷纭。由于对民众主义内涵存在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具有民众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在另一些学者眼中却不是。第三，关于如何评价民众主义存在分歧。现有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评价大多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政策的角度评估民众主义与社会发展、福利分配之间的关系；二是从制度主义的角度评估民众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均存在正反两面的评判。这些争议的存在也就使拉美民众主义成为学界经常探讨却又始终无法形成共识的概念。

      在拉美民众主义现象中，阿根廷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一般认为，阿根廷民众主义经历了庇隆时期、梅内姆时期、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时期，也有不少学者将20世纪初激进党的伊里戈延执政时期看作早期民众主义的代表。与其他拉美国家相比，在历次拉美民众主义浪潮中均能看到阿根廷的身影。有学者甚至认为，民众主义主导了现代阿根廷的政治历史。尽管国内外已有大量关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论著，但学者们对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认知却有较大差异。究竟应该如何理解阿根廷民众主义？

      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关于拉美民众主义的解读通常建立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一是学者们对民众主义的界定一般基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即认为国家精英支配社会，以至于对民众主义的解读经常限定为下层民众被克里斯玛型领袖蛊惑及操纵；二是对民众主义产生原因的解读往往趋向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主要聚焦在政治制度层面，认为民众主义通常是在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中实行的政治策略，强调国家在民众主义产生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在其中的影响。实际上，就拉美民众主义而言，一方面，民众并非仅仅是被操控的、非理性的对象，拉美民众主义的代理人认为民众主义是大众在面对经济变迁等大环境下的一种集体行动；另一方面，在当今世界，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威权国家都能发现民众主义的身影，美国学者罗伯特·迪克斯就此提出了民众主义的两种模式：民主的民众主义和威权的民众主义。因此，基于国家中心视角对拉美民众主义的解读是存在缺陷的。

      事实上，尽管斯泰潘（Alfred C.Stepan）认为分析政治与经济转型的社会中心主义视角在拉丁美洲的地位从来都不像其在北美地区那么稳固，但拉美同样存在社会的自主性及其与国家的互动。美国学者肯尼斯·罗伯茨根据政党组织化程度和市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互动组合区分了四种不同形式的民众主义：以卡德纳斯治下的墨西哥为代表的有机民众主义；以秘鲁阿普拉党为代表的党派民众主义；以阿根廷庇隆为代表的劳工民众主义；以厄瓜多尔前总统贝拉斯科和秘鲁前总统藤森为代表的选举民众主义。本文将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对阿根廷民众主义进行分析，并试图对民众主义的研究争议提供一种观点。

            一  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时间特性

      肯尼斯·罗伯茨曾经归纳过拉美民众主义的五个特点：第一，个人化、家长式的、并非一定需要克里斯玛型的领导；第二，异质性的多阶级联盟；第三，绕过体制、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过程；第四，无定形或折中的意识形态，经常是反精英和（或）反建制的；第五，运用再分配或庇护主义方式推行经济计划。他的这一定义基本涵盖了拉美民众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学者们对拉美民众主义的看法依旧不尽相同。事实上，除了对拉美民众主义特征的总结之外，理解拉美民众主义也需要回归到特定的背景和情境中，根据其实际效用来寻求对民众主义的界定。作为拉美民众主义最活跃的国家，阿根廷的民众主义自20世纪以来反复出现在政治舞台，影响着该国政治进程。尽管从伊里戈延到基什内尔夫妇，各时期民众主义都有自身的一些表现，但归纳这些民众主义，其大致的背景是一致的，即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出现具有明显的时间性特征，往往与经济衰退、经济危机相连。在危机之中，民众主义领袖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力量。

      早期民众主义领袖伊里戈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选阿根廷总统。在伊里戈延上台前，国家自治党曾长期执掌政权。国家自治党统治时期，阿根廷经济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按要素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10年之前的整整40年中平均每年增长6.3%，阿根廷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然而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农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要经济支柱的阿根廷经济受到了很大冲击。以小麦出口为例，1913年阿根廷的小麦出口超过281万吨，而在一战爆发后的1914年，小麦出口迅速下降到约98万吨；在整个一战期间，阿根廷出口额都受到很大影响，经济增长率远低于一战之前。由于经济陷入困境，1914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失业率大约达到16%~20%，战时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实际工资下降了一半，国家陷入抗议与工人运动之中。在国家的政治权威逐渐受到侵蚀的状况下，通过动员及发展广大中产阶级构建起政治基础的激进党在全国各地显著发展。在1916年大选中，激进党候选人伊里戈延抨击当时的政权“妄自尊大”、对平民漠不关心。伊里戈延的当选结束了保守派长达42年的统治，也标志着民众主义领袖开始走到政治前台。

      伊里戈延上台后，阿根廷经济逐渐走出萧条，整个20世纪20年代，激进党统治下的阿根廷都处于经济增长中，直至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发生。1929—1931年期间阿根廷的国内生产总值下滑了14%，粮食产量下降了20%，制造业产出下降了17%。在危机中，阿根廷国内出现政治动荡。1930年，以乌里武鲁（José Félix Uriburu）将军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于1928年第二次执政的伊里戈延政府。在军人组织的保守派政权下，阿根廷经济开始恢复增长。除1937—1938年因农业歉收而一度出现衰退外，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经济恢复良好，年均增长率达到3.4%，其中粮食出口主导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一次将阿根廷经济带入衰退中。战前阿根廷的出口有40%销往西欧，战争爆发后阿根廷的出口量在1940年收缩了20%。粮食出口在战争中受影响最大，1942年粮食出口仅650万吨，约为1937年的1/3，农产品价格平均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2/3，进出口均下降到经济萧条时期的最低点之下。在这种局面下，保守派政权出台了经济重振计划，然而依旧无法解决阿根廷面临的困境。1943年，军队又一次发动政变，并建立了军人政权，阿根廷逐渐转向以庇隆为首的经典民众主义。

      在军人政权中，庇隆被任命为劳工部长并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政策，受到工人阶级的拥护。此后他被任命为副总统，成为军政府中的重要人物。由于庇隆推行的政策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他于1946年当选总统。在庇隆执政的最初几年，阿根廷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1945—1949年间经济年增长率接近6%，工业产量上升了25%，同期就业水平提高了13%。但从1949年起，阿根廷经济重新陷入困境。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膨胀率快速上升，工人对政府的不满也在增加。尽管政府实行了调整和紧缩政策后经济有所好转，但一些根本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工农业产值停滞不前，外贸在1955年年底还存在赤字。工人们开始发动新一轮罢工，抗议政府的工资冻结政策，庇隆政府遭遇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军队再一次走上政治前台，于1955年发动军事政变并组建了新政府。

      虽然军队干预了国家的危机，但阿根廷的政局却没能实现稳定。由于军队监护下的文职政府无法很好地应对庇隆主义者及其支持的民众，政局仍然处于动荡之中，经济大幅波动，经济下滑和政权转换同步发生。1966年阿根廷又发生军事政变，翁加尼亚（Juan Carlos Onganía）将军接管总统职位并宣布进入“阿根廷革命”。在军人执政的前期阿根廷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但从1970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再次下滑，而通货膨胀率却在不断上升，工人实际工资不断下降。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庇隆在1973年的总统选举中重新执掌政权，其妻伊莎贝尔（Isabel Martínez de Perón）当选为副总统。

      然而庇隆并没有解决经济上的困境，也没能重塑稳定的政治秩序，他在重新担任总统不到一年间便辞世。他的妻子伊莎贝尔于1974年继任总统职位，但由于没有丰富的执政经验，面对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阿根廷陷入更严重的动荡中，军队于1976年再次发动军事政变。然而，军政府的上台也没有使阿根廷的经济形势出现明显好转。1976—1982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年均下降0.2%，制造业产出比1975年低了20%，贸易活动减少16.4%，而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30%~50%。马岛战争失败后军政府于1983年下台。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阿根廷过渡到民主化时代，激进党人阿方辛成为民主转型后第一任总统。但阿方辛政府对于棘手的经济状况并无治理良方，1984—198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仅为0.3%，而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依然高企，国家外债负担不断攀升。1989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079%，阿方辛政府面临巨大压力。在当年举行的总统大选中，以抨击传统政治势力、关心穷人和弱势群体为竞选风格的庇隆派候选人梅内姆当选总统，阿根廷重新回归民众主义时代。

      与传统民众主义不同，梅内姆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大量国有企业被售卖，工人的失业率和贫困率也随之大幅攀升。他的改革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稳定经济的效果，通货膨胀率在1990年后逐年下降，到1996年和1997年仅为1%。但从1997年起，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阿根廷经济再次陷入衰退。事实上，梅内姆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债，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根廷的外债大幅上升，到1998年外债达到了近1600亿美元，是1994年的2倍。在经济萧条和民众对新自由主义改革日益不满的情况下，尽管梅内姆试图通过修宪获得连任，但并没有获得成功。1999年，激进党候选人德拉鲁阿当选总统，结束了梅内姆长达10年的统治。

      德拉鲁阿上台后推行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缓解阿根廷的经济困境，相反却进一步恶化了该国的经济形势。1998—2002年，阿根廷国内生产总值总计下降了20%，失业率上升到25%，贫困人口超过50%。2001年阿根廷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陷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衰退。危机之下德拉鲁阿总统宣布辞职，政局随即严重动荡，短短两周内出现了四位临时总统，直至第四位临时总统杜阿尔德上台后才暂告稳定。在2003年举行的阿根廷总统大选中，庇隆派候选人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选，这标志着阿根廷进入新一轮民众主义阶段。

      面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给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什内尔夫妇相继执政期间采取了使中下阶层受益的社会政策。基什内尔夫妇执政时经济保持连续增长：从2003年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当政至2011年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第一个任期结束，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7.7%，失业率从2002年的21.5%下降至2010年的7.9%，同时期贫困率从54.3%下降至9.9%。然而在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第二个任期中，受到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依赖农产品出口的阿根廷经济重新陷入困境。2012—2015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分别为0.8%、2.9%、-2.5%和2.6%，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2015年，右翼总统马克里上台，结束了阿根廷民众主义政权。

      归纳阿根廷政治更迭与民众主义政权的兴替，经济危机无疑是民众主义政权出现的时间性特征。实际上，不仅民众主义的出现与经济困境相连，民众主义政权的倒台同样与危机相连，民众主义的发展与变化形成了这样一条路径：民众主义因经济危机而起，具有民众主义倾向的政治力量走上政治舞台；当经济危机再次发生时，民众主义随之退潮，政局出现新一轮的调整与变动，直至军事政变抑或新一波民众主义的出现。正如阿根廷学者所言，经济发展是阿根廷的“阿喀琉斯之踵”：当经济增长时，无论谁当总统都能长期执政；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无论是谁都难以完成任期。这为理解阿根廷民众主义提供了线索。

           二  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政治逻辑

      不少学者认为，民众主义出现在经济危机发生时，其面对的危机并不是特定发展阶段的危机，而是现存体制内在的危机。因此，民众主义绕过现行体制直接诉诸人民，正是为了克服现行体制的危机。这种观点指向的是民众主义在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任何制度均会遭遇制度危机，民众主义在此时就发挥了重塑制度权威的作用，因为民众是制度合法性的主要来源。

      福山曾经指出，必须在经济增长、社会动员和有关正义与合法性的思想中去理解政治制度的变化。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强调民众主义在推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上的效用，例如庇隆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转向进口替代型，而梅内姆时期又从原先的福利国家政策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回顾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历史，民众主义政权只是强化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而并没有以推动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主要目标。在庇隆当政前，由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阿根廷民众产生了支持工业化、优先发展国内工业的诉求。20世纪30年代通过政变上台的军队力量也认同这种诉求，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进出口的萎缩，发展国内制造业成为解决危机的有效手段。1935—1946年间，工厂的数量上升了55%，工人数量增加了130%；1943年工业部门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首次超过了农业和畜牧业的总和。工业在庇隆上台前就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为庇隆的民众主义政权提供了执政基础。

      同样对于梅内姆而言，新自由主义政策并非形成于他的任期内，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军人政权时期就开始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尽管阿方辛政府在上台之初为了保持与军政府的距离而选择了不同于原有经济政策的方略，但面对经济治理的失效，1987年阿方辛政府的经济改革计划被认为是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回归，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经济等。实际上在1987年下半年后，阿根廷国内存在的争论并非是否需要推行自由化改革，而是改革应该承担多大的社会成本。可见，梅内姆的经济政策也不是一种转向，而只是对之前共识的强化，不少学者为此将他定位为符合时代潮流的、实用的庇隆主义者。

      相对于经济转型而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出发，民众主义在危机中更为突出的作用在于重建政权的支持网络，这也是政权维系统治的根本。在经济增长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往往被暂时掩盖，包括因经济增长而产生的新问题也容易被忽视；但在经济危机中，传统矛盾和新社会问题经常一并凸显。由于政府的政策具有滞后性，政府在危机中通常很难及时应对新的变化，这就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下降，社会动荡和不稳定随之增多。面对社会的强大压力，国家必须重塑权威、重建政权的支持网络，才能稳定政治秩序，这就为民众主义的上台创造了条件。

      （一）伊里戈延与中产阶级支持网络

      在伊里戈延执政前，国家自治党的政权支持基础主要为农牧业精英阶层，以阿根廷农村协会为代表。随着阿根廷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和人口也在发生转变。1869年阿根廷的总人口约为174万，到1914年上升至789万，新增人口中移民数量超过319万。与此同时，城乡人口比例也出现了变化，城市居民占比由1869年的29%上升到1914年的53%。这些新增城市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商业和建筑业，原先以农牧业寡头为主的政治统治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城市民间自治组织在此时便开始涌现，这些组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工会组织，在20世纪初，工会组织发展非常迅速。这些工会大多持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以工会为基础组织各项活动，拒绝参与政治选举，反对政府的干预。另一类是民间自治机构，包括移民互助会等。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例，在1914年前后有214个不同类型的互助会，会员数量超过25万。这些民间组织的涌现对长期执政的国家自治党形成了挑战，例如工会组织了大量罢工，在1907—1916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会罢工达到1290次，其中5次为总罢工。。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这些新社会群体对国家的不满变得更为强烈，这为伊里戈延的上台提供了契机。

      作为民众主义领袖，伊里戈延的主要支持者为中产阶级，他重组了激进党后并广泛动员中下层民众。有学者统计，1905年后激进党的群众基础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并在较小程度上得到上层阶级的支持。伊里戈延上台后推出了一系列保障公民权益的法案，包括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推行工人养老金和休假制度等，并积极支持大学教育改革。这些举措为伊里戈延赢得了较高的支持率，激进党的政权支持网络也得以巩固。1918年，激进党赢得众议院选举，而此前议会一直由保守派所掌控。1922年大选中，由于当时阿根廷宪法不允许总统连选连任，伊里戈延指定的候选人德阿尔韦亚尔当选为总统，伊里戈延本人又在1928年再次当选，直至1930年被政变推翻。伊里戈延以民众主义的方式塑造了新的政权支持网络。

      （二）庇隆与工会支持网络

      在伊里戈延下台后，阿根廷又重新回到以农牧场主和出口商人为主导的寡头统治时代，但阿根廷的工业化进程却并未因此停滞。在此时期，阿根廷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上升，工厂和工人的数量也得到较大增长，特别是产业工人的人数，从1914年的38万增至1946年的100万以上。但是，1929—1939年工人的实际工资却下降了10%，这一工资状况一直维持到1942年。工人人数的上升与工资收入的下降使工会的力量得以增强。1930年，阿根廷最大的工会组织全国劳工总会成立，起初会员人数约为20万人，到1941年会员人数超过了33万人。全国工会会员人数约占就业人口的9%，在当时的拉美国家中居首位。尽管由于工会内部的分裂以及政府的镇压，工会在当时的影响力有限，但从工会的活动范围来看，工会力量已经遍布阿根廷全境，在圣菲、图库曼等一些省份，工会活动较为活跃。然而雇主和政府并没有真正对这一力量给予关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拒绝与工人阶级协商谈判，这导致其与工人阶级之间产生了很深的隔阂。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阿根廷经济再次陷入困境，阿根廷于1943年又一次发生军事政变。与先前政府不同，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认为国家操控和指导下的工人阶级是巩固政权的一个工具，他们试图通过镇压与福利政策相结合的手段来控制这一力量。特别是在庇隆担任劳工部长后，他一方面广泛与工人阶级接触，并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社会政策，例如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非技术工人的实际工资在1943—1945年上涨了17%；另一方面，他对拒绝与政府合作的工会进行打压，规定每个行业只能存在一个受到政府认可的工会，逐渐将工会改造成国家控制的机器。他的这些手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1945年前，工会并不存在对庇隆有组织的支持，工会上层存在不少反对庇隆的声音；但在1945年后，工会力量先是在当年10月通过大罢工成功解救被囚禁的庇隆，之后在1946年的大选中又将庇隆推上总统职务，工会与庇隆之间开始形成紧密关系。在庇隆担任总统期间，工会会员人数从1945年的大约53万增长到1954年的225万余人，相当于全部工人总数的42.5%，构成了庇隆政权最主要的支持网络。庇隆以民众主义的方式同样完成了对政权基础的重塑。

      （三）梅内姆与城市下层社会支持网络

      与伊里戈延和庇隆执政的背景相似，在梅内姆上台前，阿根廷国内社会结构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庇隆政权被推翻后，阿根廷国内出现了削弱甚至镇压工会力量的情况。特别是在1976以魏地拉将军为首的军人政权上台后，阿根廷政府一方面严厉打击游击队、工会等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工人阶级的数量和影响力在此期间均出现下降。据统计，1975—1982年间，纺织工人从15万降至8万，冶金工人从50万降至38万，机械工人从15万降至7万，铁路工人从17万降至12万。有学者估计，阿根廷工人阶级在此期间大约减少了100万人，而失业和非正规就业者人数大大增加。工人力量的衰减给传统上以工会为政治支持网络的庇隆党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在阿根廷民主转型后的第一次大选中，尽管庇隆党赢得了12个省和上百个市的选举，但在总统选举中，庇隆党败给了激进党候选人阿方辛。过度依赖业已衰弱的工会力量被认为是庇隆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为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庇隆党内部就已经出现了要求对传统工会网络进行重构的革新派，庇隆党在此后也着手重组其政治支持网络，减少对工会的依赖，特别是在梅内姆执政期间。

      梅内姆上台后，将政治支持网络从工会力量转移到城市庇护网络，工会力量在庇隆党全国委员会执委会中的占比从1983年的37.5%下降到1995年的12.5%。在他构建的城市庇护网络中共有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以社区为中心的组织体系，其核心是城市社区中的“头领”（Puntero）。这些“头领”主要存在于下层民众聚居的社区或贫民窟中，起着政治中介的作用。他们与政党互动以获取政治和经济资源，并通过向所在社区居民分发药品、食物、信息等资源以换取选票，实际上起到了将经济资源与选票相互配置的作用。这一层级的网络是城市庇护网络的核心，有阿根廷学者为此将这一层级网络定义为“问题解决网络”。第二层级是市一级的组织体系，由不同的社区“头领”组成社团（Agrupación），每个社团平均包含10—30位“头领”，以结盟的方式向地方政党索要资源。这些市级社团的领导人可能是政府官员、省市议员、工会领袖等，是一种非正式的组织机制。第三层级是省级以上的组织体系，由不同的社团聚合成政党内的派系，借此竞争省级及以上的政府及议会职位。通过这三层网络，梅内姆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就在这一庇护网络中进行分配，同时换取社会下层民众的支持，成为其民众主义最主要的表达渠道。梅内姆领导下的庇隆党维持了近10年的统治，直到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

      （四）基什内尔与“占路者运动”支持网络

      梅内姆时期建立的城市庇护网络实际上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动员群众的一种方式，但这种网络也有其缺陷。第一，资源具有稀缺性，在分配时必须做出取舍。例如梅内姆政府时期推行的“就业计划”就存在一种平衡，即如何维系庇隆党支持网络并争取激进党摇摆选民。数据显示，当该项目资金投放至激进党执政的地方市，激进党的支持率会相应下降，但这同样存在丢失传统支持群体的风险。在经济增长阶段，这种模式尚能维持，一旦经济危机发生，这一网络就容易出现断裂。第二，这一网络以选举作为主要运作目标，日常动员不足。阿根廷社会学家哈维尔·奥耶罗对大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市圈的一个社区进行调查后指出，不少贫民窟中的居民都认为选举年是不同需求能够最快得到满足的时候，而社区“头领”的出现往往也是为了政治。日常动员的不足导致选票存在不确定性。第三，这一网络以与社区“头领”的亲疏关系作为分配资源的半径，越处于内圈的群体获益越大，而处于外围的群体容易成为社会的边缘，导致其对政府的不满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深入推进，下层社会举行了城市骚乱、占路者运动、敲锅抗议、邻里自治会、物物交换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反抗运动，在经济危机时变得愈发活跃。因此，在20世纪末阿根廷出现经济危机后，这一网络就陷入困境，而占路者运动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

      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占路者运动于1995年最早出现在内乌肯省（Neuquén），它通过占领国家公路与城市道路以抗议国家的经济改革。第一波占路者运动与工会、社区“头领”等力量存在着合作关系，但自2000年后，第二波占路者运动明确拒绝与其他力量合作，而是试图建立独立和自治的组织以代表失业者的利益，直接与政府进行协商。与第一波占路者运动不同，第二波占路者运动的参与者主要为年轻失业者，这些人基本上从未获得过稳定的工作或者享受过工人福利，这就使运动带上更多反建制色彩。

      为了应对这一社会力量，杜阿尔德政府试图与其进行对话，并向他们分配了一定比例的社会资源。内斯托尔·基什内尔担任总统后，与占路者运动进行了合作。从2003年开始，土地与住房联合会等规模较大的占路者运动组织公开支持基什内尔，而基什内尔政府也向其给予更多的社会资源，一些占路者运动组织的首领甚至在政府中任职。在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任职期间，除了保持与规模较大的占路者运动组织开展合作外，克里斯蒂娜还通过推行新的社会项目拉拢其他占路者运动组织。例如2008年颁布的“阿根廷就业计划”旨在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以满足占路者们的需求。2015年，该项目预算达到近67亿阿根廷比索，能够提供25万个工作岗位（月工资为2600比索）。因此，占路者运动发起的社会运动大为减少。基什内尔夫妇运用民众主义的方式再次重构了政权支持网络，保证了阿根廷政局的相对稳定。

      综上所述，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政治逻辑来看，民众主义是在经济危机下政治领导人重塑国家政治权威的一种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原有为国家控制的政权支持网络容易受到侵蚀，需要通过诉诸民众来重建新的支持网络，以此获得社会的支持。有学者指出，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经常和庇护主义相连。而从伊里戈延到基什内尔夫妇，这些民众主义领袖从根本上说都是通过民众主义的方式重塑庇护主义网络，这也就使阿根廷20世纪后的政治带上了民众主义色彩。

                三  阿根廷民众主义的根源

      前文回顾了阿根廷自伊里戈延以来民众主义出现及终结的社会背景，除了民众主义外，在阿根廷经济危机下另一种反复出现的方式是军人干政，而在民主化之前，阿根廷民众主义本身也经常为军人政变所终结。究竟民众主义和军人干政分别在何时会成为解决危机的选项，而民众主义产生的根源又是什么？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历史来看，政治与社会传统起着关键作用。

      （一）阿根廷的权威主义传统

      不少学者都认为，拉美民众主义的突出特点在于强调领袖的作用：例如美国学者库尔特·韦兰认为拉美民众主义呈现出浓郁的克里斯玛式政治风格；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也认为，与其他地区的民众主义相比，拉美民众主义政治表明了领导的重要性。对魅力型领袖的推崇反映的是拉美国家权威主义的倾向。事实上，无论是民众主义还是军人政权，从本质上说都是对权威的一种崇尚。阿根廷之所以尊崇权威，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在阿根廷的政治发展中，长期存在着权威主义的传统。英国学者卡尔维特在其著作《阿根廷政治文化和不稳定》中提到了阿根廷具有人格主义（Personalism）的政治传统，也就是向个人而非制度寻求支持，特别表现为对克里斯玛型政治领袖的偏好。他们认为这一政治传统是西班牙人殖民统治的文化遗产，是对考迪罗文化的一种继承，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依旧没有消退。而早前阿根廷政治学家奥唐奈在总结了二战后以阿根廷为代表的南美国家的政治发展时也提出，社会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政治民主，政治权威主义可能是南美国家最高的现代化水平的伴生物。即使在阿根廷民主转型后，依旧不断有学者用“完美独裁”“不自由民主”“选举威权主义”等概念来描述阿根廷的政治实践，体现了权威主义理念在阿根廷的深厚基础。为此，当危机发生时，由于权威主义的传统使然，民众会默许甚至支持权威对国家的改造，这也就为民众主义与军人干政的反复出现提供了土壤。

      第二，在阿根廷的政治实践中，长期保持着庇护主义的政权支持网络。前文提到，在经济危机时，政治领袖通过民众主义的方式重建政权支持网络、重塑权威，而这些政权支持网络实质上是庇护主义的结构。从庇护关系本身来看，就涉及不平等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即奴隶与主人、工人与雇主、选民与政党领袖等，而这一关系的存续首先就需要确立权威，进而构建其网络。庇护主义能够在阿根廷长期存续，一方面是因为权威主义的传统使这种权威主导的方式契合阿根廷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制度的惯性。美国政治学家阿图尔·科利曾指出，国家制度倾向于持久的部分原因是社会强势者无力设计新制度以代替旧制度，另一部分原因是现存制度有利于这些强势者追求其物质利益和理想。民众主义反复重塑的庇护主义网络恰巧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体现。而保罗·塔格特则从民众的视角出发，认为拉美民众主义的支持者们之所以重视领袖人物，特别是个人化的克里斯玛式的领导人（如庇隆），说明民众期望的是改变而不是革命，这也使民众主义能够在阿根廷的政治舞台上不断地出现。

      （二）分裂程度较高的阿根廷社会

      阿根廷民众主义长期存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的分裂。美国学者森特诺（Miguel Angel Centeno）曾经指出，拉美国家的一大特点在于权力的稀释，国家无法控制社会，其根源在于社会的分裂。从阿根廷的具体情况来看，其社会分裂可以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精英与民众的分裂，突出表现在社会的不平等。从殖民时代开始，阿根廷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就逐渐形成。从早期的大庄园制度到当代社会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在阿根廷相对固化。福山在《落后之源》中提到，不平等不仅会降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而且会催生出反体制的社会活动和政治阶层，同时为社会矛盾的激化和零和博弈创造条件。这是阿根廷民众主义反复出现的重要因素。

      二是精英内部的分裂。自阿根廷独立开始，基于自身利益的阿根廷精英阶层就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充满分歧：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内陆各省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拥护中央集权制和拥护联邦制之间，各种势力之间的斗争造成国家的普遍分裂。到了20世纪，阿根廷的国家发展又时常经历政坛的左右摇摆，社会共识较难形成。为此，军人政变和民众主义也交替在阿根廷出现。

      三是民众间的分裂。在20世纪90年代进行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其中有一项调查询问民众的组织属性，即是否属于劳动工会、宗教组织、政党、专业社团、社区行动团队等16类组织中的任意一项。在所调查的62个国家中，阿根廷组织成员的比重最低，各类组织的成员的平均比重刚过2%，民众之间的分裂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阿根廷一方面存在着崇尚权威的传统，权威的力量长期影响着阿根廷的政治走向。例如在庇隆当政时期，阿根廷国内把庇隆主义思想提高到国家学说的地位，即使在庇隆被军人政变推翻后，流亡海外的庇隆依旧对国内政治产生巨大影响，这也使其能够在1973年重新当选阿根廷总统。另一方面，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社会的分裂导致国家很难就发展方向形成共识，必须依靠权威的手段才能推行改革和新政。面对旧有权威的持续影响和新社会问题的出现，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导致危机发生时往往只能诉诸权威重建的方式来稳定社会，这就使民众主义与军人干政交替出现。甚至在新权威出现后，社会共识的难以形成使得国家通常只得采取一些非常时期的特殊措施，导致政策的稳定性较低，国家最终陷入失序和权威干预的循环之中。

      （三）军人干政与民众主义形成的社会差异

      如前文所述，在阿根廷的历史上，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是经济危机时经常出现的两种解决危机的方式。军人干政是利用强权手段重塑社会稳定，而民众主义是通过强势领导人的权威重塑政权支持网络以重建社会秩序。前者不依靠大众动员，而是部分精英意志的一种强加，其本质是自上而下塑造秩序；而后者建立在大众动员的基础之上，需要部分精英和民众意志的协调，是一种自下而上塑造权威以寻求社会稳定的方式。在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的情况下，理解经济危机下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出现的时间节点，就需要回归到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阿根廷社会存在着精英与民众分裂、精英之间分裂以及民众之间分裂三种状况。由于精英与民众间的分裂在阿根廷社会相对固化，两者间的分裂也是产生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的前提，因而精英分裂与民众分裂之间的相互组合就成为理解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时间节点的重要元素。归纳两者在阿根廷出现的社会状况，可以发现如下两个特点。

      第一，军人干政出现时基本处于精英分裂和民众分裂同时并存的状态下。对于军人干政，不少学者都认为是由于一些拉美国家的精英没有能力去化解本国的政治矛盾，他们就反复利用军事干预来解决问题。而军人干政最为直接的原因在于精英之间的分裂，精英阶层无法对国家的重要议程达成一致，导致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呈现出极不确定的状态，只能依靠诉诸强权的方式来强加部分精英的意志。为此，亨廷顿就曾指出：“军人干预政治并不是偏离正常的和平政局的孤立现象，它只是各种冲突的中产阶级集团所采用的多种直接行动手腕中的一种而已。”与此同时，在军人干政前民众也往往陷入分裂的境地：他们一方面对现状感到不满，同时又对未来充满迷茫，担心在现政权下获得的利益受到损害，这就使民众充满矛盾，以致对军事政变通常采取漠然接受的态度。

      以伊里戈延政权被军人政变推翻为例，当时的社会精英与民众均处于分裂的状况。就精英阶层而言，由于伊里戈延在1928年第二次上台后采取更偏向民众的政策，其支持者在他执政后还发起了一场接管官僚的运动，他与其他精英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加剧，例如之后推翻伊里戈延政府的乌里武鲁将军就一直是伊里戈延劳工政策的主要反对者。与此同时，由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民众的失业率开始上升，收入逐渐下降，原先支持伊里戈延政府的民众也出现分裂。随着政府对社会开支的减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日益上升。之前最积极支持伊里戈延的学生现在加入到游行示威中反对他，而伊里戈延的支持者们也分裂成相互斗争的不同派别。最终，军事政变发生，在伊里戈延被推翻时，没有人站出来保卫合法政府，工人们反应冷淡、漠不关心。精英与民众的双重分裂使军人干政得以成为可能。

      第二，在民众主义出现时，精英可能依然分裂，但民众已相对趋于团结。与军人干政相似，民众主义出现时同样处于精英分裂的状态。由于民众主义领袖一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而选举过程本身就会加剧精英的分裂，即精英们希望通过向民众灌输差异化的主张以获取执政的可能，精英间的对立会被强化。而与精英的分裂不同，民众在此时相对处于团结的状态。他们一般对现状表示不满，甚至对现存建制感到失望，希望通过变革现有的执政方式来改变自身处境。由于民众相对团结，一些民众主义领袖热衷于用全民公决的方式来处理精英之间的分歧，这也使民众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具有“多数人暴政”的倾向。

      以庇隆政权为例，在他上台执政前阿根廷社会正好处于精英分裂和民众相对团结的状态。由于庇隆在担任劳工部长后推行了不少有利于劳工的政策，他的亲民政策引起了部分精英阶层的不满，当时的阿根廷政府分裂成亲庇隆的支持派和以阿瓦洛斯将军为首的反庇隆派。1945年，阿瓦洛斯成功地迫使庇隆辞职，之后又有一部分军人将庇隆囚禁，精英阶层在如何对待劳工和民众问题上出现严重分裂。但民众在此时立场较为团结，在庇隆遭到逮捕后，30多万工人举行游行抗议，要求释放庇隆，撼动了阿根廷的社会和政治基础。除了对庇隆的支持外，民众的团结同样表现在民众希望通过自身力量来助力国家的发展。例如在庇隆执政期间曾推行“庇隆想知道”的信件运动，在运动中民众们不仅给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还有大量信件反映了民众通过自身努力帮助解决地方问题的实例。精英的分裂和民众的相对团结使民众主义领袖可以通过诉诸民众来获取权威，在分裂的精英阶层中取得对国家的统治权。

      总结民众主义产生的根源，不难发现民众主义植根于阿根廷政治与社会传统中，也与阿根廷的社会结构有很大关联。社会分裂状况的差异使军人干政和民众主义分别在不同危机中产生，影响着国家的发展与走向。当然，随着20世纪8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在拉丁美洲的蔓延，军人干政在历史舞台上逐渐消退，通过选票塑造权威成为广泛被接受的准则。然而精英与民众的双重分裂在阿根廷并没有因此消退，这就使社会更容易在经济危机中陷入无序状态，直到民众主义领袖的再次出现。也正因为此，民众主义在阿根廷出现的时间间隔在20世纪90年代后逐渐缩小，而这一趋势预计将会延续下去。

                              四  结论

      民众主义是阿根廷20世纪以来最为活跃的政治现象，从早期的伊里戈延到当代的基什内尔夫妇，民众主义频频出现在阿根廷的政治舞台上。对于民众主义，国内通常采用国家中心主义的视角加以认识，强调国家主导社会，不少学者进而认为民众主义是政治领袖蛊惑民众、操控民众进而实现政治统治的方式。然而在拉丁美洲，国家与社会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共生的关系，社会力量同样能够影响国家的政策以及发展方向，这就需要在研究民众主义时纳入社会的变量。从阿根廷民众主义的实例来看，社会力量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民众主义通常发生在经济危机下，是国家无力控制社会的一种表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发展、国家政策等因素发生改变，原有的统治方式逐渐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权支持网络受到侵蚀。当经济危机到来时，这些矛盾和问题会集中体现，政府因原有政权支持网络失效而陷入权威危机，必须重塑这一网络并进而重塑权威才能重新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因此，克里斯玛型领袖在经济危机下利用民众主义的方式进行大众动员、重塑政治权威，以期重建政治秩序，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产物。

      第二，民众主义植根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传统中。民众主义的产生与阿根廷的政治和社会传统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阿根廷具有崇尚权威的传统，这可以追溯至西班牙人殖民统治时期。由于国家权力长期为考迪罗所掌控，阿根廷社会始终建立在庇护主义的网络基础之上，这就使危机发生时民众首先会诉诸权威来解决困境。另一方面，阿根廷社会分裂程度较高，国家权力很难得到有效集中，危机发生时，只有通过诉诸权威的方式才能实现有效的改革，这就使民众主义成为反复出现的一种选择。

      第三，在经济危机情况下，民众主义与军人干政是经常出现的两种解决危机的方式，然而两者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阿根廷社会存在着精英与民众的分裂、精英之间的分裂和民众之间的分裂三种状况，在精英与民众分裂相对固化的情况下，当精英分裂与民众分裂同时存在时，更可能出现军人干政的局面；而在社会处于精英分裂但民众趋向团结时，民众主义就更有可能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社会因素无疑是认识民众主义形成的重要方面。

      也正因如此，如果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民众主义是基于社会和历史传统的产物，很难用好坏、优劣来进行评判。如果阿根廷社会崇尚权威的传统、社会高度分裂的传统和庇护主义的政治传统不发生根本性改变，民众主义将会继续在阿根廷的政治舞台上反复出现，并且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延续。

                            （责任编辑  刘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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