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杯”征文大赛初审作品：短篇组-13号 | 《半个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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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母亲

全文约7498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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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看看你江姨吧。她快不行了。”

部门会议结束，一片拖动椅子与收拾文件的嘈杂声中，我打开手机查看刚才的未接来电，便看见了母亲二十分钟前发来的这条消息。一关掉屏幕，靠清晨那杯浓咖啡堪堪维系的精神堤防瞬间溃决，通宵加班的疲惫感潮水般涌来。我扶着椅子勉强站起，一边强忍着像被钝刀子刮过一样的胃痛，一边摇摇晃晃迈出第一步。

“徐姐，你没事吧？要不要去休息一会？”助理小陈担忧地问道。我对上他年轻的双眼，仿佛在瞳孔倒影里看见了一张毫无血色的脸。

我不想解释太多，借口身体不适，让他推掉了这几天的所有行程，然后拎起包走向电梯。穿过公司一楼的旋转门后，我望见AI助手帮我约的那辆银色特斯拉已经停在路边。

早春的风凉意犹存，天色一如既往地清澈透亮。

司机是个年纪跟我爷爷差不多大的老头儿，穿着白汗衫大裤衩，像旧时光里穿越过来的人。车载系统读取目的地后，开始自动行驶。老头儿一只手搭在紧急制动摇杆上，一只手在半空中划着圈，用虚拟轮盘调频道。许是从后视镜里看到了我的正装，全息屏里咿咿呀呀的黄梅戏切换成了正点财经。

“小姑娘，这会儿到高铁站，去出差呀？”

“不是。”我简短地应道，低头给副总监发消息交代这几天的工作计划。

老头儿安静了一会。车里只剩下女主持人字正腔圆的播报声。过了一会儿，看我放下手机，他又道：“小姑娘，我看你精神头不大好，也不像累的，该是遇上什么烦心事儿了吧。要我说，谁家日子还没点磕磕绊绊呢。得多想点好的东西，多想想自己有的，事情总还没到最糟的地步嘛。”

我靠着椅背合上眼。要说值得庆幸的事，大约也就是没接到母亲的电话，不用听到她冷淡的通知语气；以及，她终究没有像之前说的气话那样，直接把一盒寿终正寝的零件寄到我家里来。

扫完虹膜，房门自动解锁。一阵震耳欲聋的声浪传来，仿佛要淹没整个楼道，我闪身进去关上门，在哥斯拉的咆哮声中扯着嗓子吼道：“你就不能开小声点吗！”

电影暂停了，银幕上的画面定格在一片灰暗的城市废墟，是一零年代最流行的那种灾难片。偌大的客厅没有开灯，声音消失后，蓦然显得有些空荡。微弱光芒照出母亲枣红色的鬈发和被BOTOX填平皱纹的脸。她显然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没想到阔别半年后，回家的第一句话竟然就是斥责。

虽然某种意义上，这正充斥着往日的熟悉感。

我弯腰脱掉高跟鞋，换上棉拖，将外套挂到墙上，边向沙发走去边解开衬衫最上面的两粒扣子。母亲在手机上划了两下，柔和灯光缓缓亮起，电冰箱触控屏上跳出一个年轻甜美的虚拟形象，温声道：“徐漪女士，欢迎回家！”

我一直觉得这句话如果由她自己开口，而非交由电子合成音代劳，会显得真情实感得多。坐到她右手边的空位上，我发现她的脸颊看起来有些奇怪，应该是又打了美白针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当然，现在我对她这半年去了几次整形医院毫无兴趣。

“江姨现在是什么情况？”

路上我就问了好几次这个问题，但她坚持当面说。

“早上下楼买菜的时候，在楼梯上滑倒了。背板磕坏了，留下一道很长的裂缝。林医生已来看过，说修不了，建议我们尽早停机。”

母亲平稳而沉静地陈述道，像是背诵一篇发言稿。也许在我到家前她已经演练了很多遍，尽管这语气听起来，与她平时的风格相差无几。

“怎么突然就滑倒了？”

我有些恍惚。我妈七十岁退休之后，我一直害怕有一天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陌生的小伙子着急地告诉我，她摔了一跤，断了股骨、髋骨或是别的什么骨头，正躺在医院。可是这个老太太每天跟姐妹骑车，坚持得舒饮食，还经常跑马拉松，活得远比我更健康精神。没想到，我们三个人中间，会是江姨先倒下。

“林医生说，是平衡系统老化了。毕竟已经超期服役十年之久。”

母亲冷静复述着医生的观点。语毕，她嘴唇微张，我以为她会加一句“我早就说过她该被回收了”，但她终究什么都没说。

我能想象当时的场景。报错讯息将她从梦中吵醒，她不情不愿地掀开羽绒被，睡眼惺忪，披上外套出门，走了一段，看见躺在地上无法动弹的江姨。她很有力气，但无法一人拖动一百多斤的重物。所以她会跑下楼，敲门叫醒张阿姨，两人一步一步把江姨挪回房子里，再打电话给林医生。尽职尽责的医生为了五百块钱出诊费在十分钟内赶到，打开工具箱，上下检查了一遍，然后严肃地点头宣告死刑判决。

“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她摇头。其实我们都知道。三年前，华光集团深陷债务违约泥淖，最终宣布破产。华光的零部件在市面上流通了一段时间后便无迹可寻。华光牌抚育机器人注定成为历史。

我低头盯着两块瓷砖间的细缝，只觉眼眶干涸得生疼，却流不出一滴泪水。母亲动作生硬地拍了拍我的背，说道：“江姨在房间里，你可以去和她待着。”

闻言，我动作僵硬地缓缓站起，一步一缓走到房间门口，就好像我才是那个被摔坏的机器人。深吸一口气，努力强抑住横冲直撞的复杂情绪，我推开了门。

“漪漪，你回来了。我等了你好久。”

江姨姿态优雅地站在窗边，微微偏过头来，眼睑微垂，微笑里是止不住的忧伤。

她一袭明亮温柔的纯白连衣裙，依然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模样。以一片洁白开始，在一片洁白中结束，白色是最纯净无暇的爱，完美无缺、无可挑剔，自私的人类永远无法做到。我过去抱住她，她动作轻柔地抚摸着我的头，轻轻梳过长发，就像回忆里和梦境里无数次出现过的那样。而我把头埋在她的胸前，任性地哭了起来，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

在心里，我一直把江姨当作我的母亲，至少，算半个母亲。

徐晓晓，我生理学意义上的母亲，在四十五岁那年突发奇想，打算要个孩子。如果放在一百年前，这显然是很危险与麻烦的一件事，高龄产妇，况且还是未婚。按理她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应该找个靠谱的好男人，然后过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下半生。

也就是那么巧，在这个想法出现的两年前，TART（全体外辅助生殖技术）正式投入商用。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徐晓晓倚在沙发上喝着冰镇西瓜汁，顺手就在个人终端上把协议签了。

从冷冻库内提取卵子，随机选择一位优质男性的精子（精源保密，因此我并不知道自己生理学意义上的父亲是谁），配对成功，形成受精卵，然后置入人工子宫进行培育，全流程标准化操作，一切由AI操控。十个月后，我在那个不知该称作实验室还是医院的地方出生了。（官方名称是“孵化中心”，我不喜欢这个名字，听起来感觉自己被当成了卵生动物）

由于没有经过通常意义上的妊娠过程，如果徐晓晓想像其他母亲一样哺乳，需要打激素针。但是显然，她有钱，有钱就可以避免这一切麻烦。于是，一台华光RA-13抚育机器人来到了我们家，这便是江姨。我不知道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只记得小时候，母亲偶尔唤起时，会忍不住流露出遗憾的神情，可我在长大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种神色，这不禁令我怀疑是否是自己的记忆出了差错。

哺乳、哄睡、换纸尿裤、制作儿童餐、早教……江姨几乎代行了徐晓晓作为母亲的全部职责，包括一部分的母爱。正如华光公司的广告语所言：“解放双手，重获自由。”印象中在我十岁以前，母亲都像家里的访客，她的时间被工作、应酬、美容、社交挤满，做着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母亲该做的所有事情，只在周末时能抽出空陪我看看书，跟我一起玩亲子VR游戏，或是带我去一次水上乐园。

年纪尚小的我完全无法理解一切。我只知道，每天晚上用棉花糖一样柔和甜美的语气给我讲睡前故事的，是江姨；我被幼儿园里小朋友打哭时出面维护我的，是江姨；和我一起完成学校布置的亲子作业的，也是江姨……

所以，我十岁生日那天，徐晓晓笑盈盈地向我伸出手，说妈妈带你去过生日的时候，我紧紧抱住身旁的江姨，望着她轻轻说了一句：

“你不是我妈妈，她才是。”

或许并非完全不懂事，也有一些赌气的因素——为着两周前一场她临时爽约的音乐剧。但我当时确乎没有意识到，这句话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

我向江姨提起这段回忆，她笑一笑，抚着我的手，柔和的眉眼间荡起一丝嗔责：“当时你妈妈可伤心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呢。”

那天后来的景象，我却已记不太清了。徐晓晓的手和笑容一同凝固在空中，僵硬而扭曲，我不知所措地扯着江姨的衣服，她俯下身子安慰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徐晓晓已经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隔音很好，门外安静非常。我也不可能再有心情到旋转餐厅一类的地方吃饭，只是一个多小时后，当我们点起蛋糕上的蜡烛，准备唤起母亲时，她却兀自开了门冲出来，大步流星地穿过客厅，还没有看清身影便离开了房子。

我不明白应该哭还是怎么样，可能要流的泪要耍的脾气在刚才也已经耗竭了吧，我好不容易平复下来，还不知如何重拾激动的感觉，房门被徐晓晓重重摔上时，我的心、我的身也随着蜡烛的火焰一起颤动了一下。只是颤动了一下。

“江姨，一起吹蜡烛。”我把蛋糕轻轻推到两人中间。奶油很白，白得像江姨身上的那条连衣裙；蜡烛很红，红得像江姨永远抿着微笑的唇。年幼的我只是认为，母亲缺失的位置，江姨就填补上。一向都是这样，本就应该这样。江姨永远无私，永远为了我、为了这个家。

反正，她不会拒绝的。

江姨望着母亲离开的方向。

“江姨，我们一起吹蜡烛吧。”

她转过头来，笑容干净得像五月初上枝头的栀子花：

“漪漪，生日快乐。”

她和我吹了蜡烛，分了蛋糕，和我一起玩公主换装游戏，陪我看她拍摄和剪辑的成长纪录片（这对AI而言自然不是难事），徐晓晓只是偶尔出现在这些影像中。

快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有人敲响了门。我生理学意义上的母亲被一个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小男生勉强扶着，扶得不稳，汗流浃背，肌肉颤抖，一看就是人类的姿态。我站在沙发旁边，无言地扶着墙，他和江姨说了些什么，我听不见。我只看见徐晓晓衣衫凌乱、烂醉如泥，已经不省人事到开不了虹膜锁。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徐晓晓被公司安排到南华出差，下班后她片刻也不敢耽搁地坐上磁悬浮列车，跨越整整两千三百七十四公里的路程，只是想回来陪我过这个生日。

次日，她带着酒意在视讯里对着上司大喊，她不干了，她要待在家里做个好母亲。

她于是不再是徐晓晓，而成为了全职的母亲。江姨忽然之间闲了下来，只剩下些洒扫屋子的活计，仿佛转型成了家务机器人。母亲则担负起所谓的“责任”，接送我放学，陪我写作业，给我做饭，还让我戴上她织的毛线帽子。我小心翼翼维护着她的这种热情，尽管歪歪扭扭的毛线帽子让我在学校被嘲笑了很多次，尽管母亲根本不记得我爱吃什么菜，尽管每次聊天都尴尬得让我想马上逃离。

但是母亲还是很努力想成为一个母亲。

“AI可以在短短几秒内载入完整的情感模拟程序，可是人类却要用很长的时间才能学会爱，甚至常常用了一辈子也无法学会。”江姨望向窗外，城市天际线倒映在她的眸中。

江姨的手将我攥得有些紧，手指屈成怪异的形状。这是运动系统开始出现故障的表现。

母亲辞职一个月以后，家里的争吵渐渐多了起来。她以前从不过问我的学习，现在却会为了一道数学题斥责半天；她自己的东西都总是整不清楚，却一直对我的着装细节挑挑拣拣。吃饭、上厕所、走路的姿态，文具、游戏、和班上小男孩的关系，每一天都过得如履薄冰，却总是有什么事情可以触怒她。每次发火以后，母亲也很自责，但是过不了多久又会有下一轮的争吵。我开始难以压抑自己的烦躁，而母亲总是把“我为了你牺牲这么多，你怎么不体谅一下妈妈”挂在嘴边。

那时我有一个好像有点自私的想法：许多事情本来都是江姨可以完成的，你非要揽过去做，是你自愿的，为什么非逼着我感动？明明你做得又没有江姨好。事实上，我确实很难在那些不好看的衣服和咸淡不匀的饭菜中感受到所谓“母爱”。我开始怀念起被江姨照料的日子了。当然，这句话我不能说出来，不然就是“白眼狼”。

一次，我起夜的时候偶然听见母亲和朋友通话，她正坐在沙发上打毛衣，因而开着免提。

“晓姐，最近怎么不见你出来玩儿了啊？金梦这边的调酒师都问我好几次了，我说你工作忙啊，可以前也没这么忙啊。”

“我辞职了。家庭原因。”

“怎么，这么好的位子不继续干，准备洗干净嫁人了？我跟你说，前两天我约到个男大学生，白白净净的，一逗就脸红……”

母亲低着头，一边嗯嗯哦哦地敷衍着，一边用长长的钢针挑起淡黄的毛线。

第二天，她兴冲冲拿着那件鹅蛋黄的毛线外套给我看。我问她，我之前不是有一件同色的了吗，而且这个尺寸也太大。母亲笑着说，这件她穿，这样我们就能有一套母女装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明明带着很重的黑眼圈，脸颊也因为休息不好而黯淡无光。

我的心莫名地一阵难过，但更多的是忿恨。

母亲一头扎进奉献的无边深海，捧上一把混杂精血的爱，逼迫子女不得不接受，却从来不想着他们想要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不知道过去的子女是如何忍受这一切的，我猜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机器人的陪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经历过江姨完美无缺的爱，我便再难接受母亲无时无刻的陪伴，距离太近消散了一切美，只会无尽放大缺点，她毕竟不完美，我也不完美。可是我们都要戴着好母亲和好女儿的面具，心照不宣地演一场戏。

戏里戏外分不清，只是曲终总要落幕。

两人的耐心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几乎完全耗尽，房子里充斥歇斯底里的怒吼，江姨温声细语的劝说很容易就被盖过。我觉得她装不下去了，我也快装不下去了。

最后徐晓晓先扔掉了面具。

她离家出走了。

偶尔传回来一些照片和文字，拒接所有通讯。她在冰岛看了一个月的极光与海洋。

我觉得这很诗意、很疯狂、很浪漫，crazy，远胜我在十岁那个年纪看过的所有小说。但我好像丝毫没有遗传到她的这个品质，所以后来成了无趣的基金经理。

从冰岛回来以后，徐晓晓重新找了一份工作，重新变回了徐晓晓。这家公司比之前的更闲，我不太理解她的工作，只知道是做创意设计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她随手画两条曲线就可以赚到足够我们去十趟法式餐厅的钱。业余时间她还是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参加读书会、做美容、去无数个派对、谈一场又一场过眼云烟的恋爱。从这么看我好像的确可有可无，或者说是某次冲动消费的产物，只是这种消费不允许无理由退货。

但是徐晓晓不愿让我这么认为，进入青春期后，她就反复强调塑造我的“独立人格”，并给江姨安排一堆毫无意义的家务活，减少我们亲密相处的时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这样的殊荣仅归于母亲一人，即便是非人之物也不得触碰与抢夺。

偶尔叛逆的时候会觉得，如果没有生育关系，我们从人格上应该是完完全全的陌路。

只是我终归还像那个风筝，看似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却早有看不见的线牢牢束缚。

此线，名为血缘。

我想飞。

所以大学我去了伦敦，和徐晓晓隔着八个时区。我恳求她让我带上江姨，毕竟她是个抚育机器人，以她的财产完全可以再买一个最新款的、服务成人的家务机器人。

徐晓晓拒绝了，明显带着私心的拒绝。她还切断了我和江姨的通讯，她毕竟是第一控制人，我发出的任何指令都再也没有回音。我觉得荒唐又可笑。

在伦敦的生活有无数事要忙，我认识了许许多多的朋友，除了每周一次惯例的报平安，几乎没和家里有什么联系。徐晓晓似乎也玩得很开心，很自由，并没有望着月亮发出什么思念之声。我那个时候想着，干脆直接定居欧洲，跑到一个永远不会有大设计师造访的偏僻小镇居住，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和徐晓晓有任何瓜葛，我真的自由了。

说巧不巧，大四临近毕业的时候，徐晓晓检查出胃癌。我无数次对自己说，回国只是想江姨了。但是我坐在手术室外面等医生把晓晓腹腔内那颗瘤子摘掉的时候，我还是崩溃地一直哭，一边哭一边扇自己巴掌——我为什么要哭啊。由于这样异常疯狂的行为，半条走廊里挤满了护士、医生和保安，可能我看起来的确有点像精神病发作。

然后江姨赶来了，她紧紧抱住我，轻轻抚我的背。

我在她的怀里平静下来，慢慢睡着了。

我复述着这些，摸到江姨背后那个可怖的凹陷与小裂缝，觉得又要哭了。江姨只是微笑着点头，她的生命力在流失，她会不会已经不能说话了。我抬起头望着她。

“漪漪，我听着呢。”江姨托着我的脸，发丝轻扫过我的额头。

术后恢复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徐晓晓身边照顾，可能是想补偿过去几年的分离，也可能是我有无数问题想得到解决。在那些无法入睡的深夜，冷白的月光静悄悄躺在床边，我和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母女俩的世界观可谓天壤云泥，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她从来没有试图将自己的理念灌输给我，我也不擅长在她面前表达自我。

谈了许多话，婚姻，爱情，生育，性别，人与未来……共识很少，更多的时候是矛盾，甚至争执，不过过不了多久又会和好，然后开始新一轮的争吵。

“你后悔生过我吗？”我问她。

“……”这个问题仿佛把徐晓晓难住了，半晌，才回出一句，“我不算真正生过你。”

那段时间好像真的是我们心靠得最近的时候。

徐晓晓说，我对江姨的感情只是起于依赖，我享受着她付出的一切，依赖着那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永不失却的耐心。我想反驳说这不过你在为自己辩护。

一切都在变化，包括“母亲”的定义，我在不知道要怎么面对的时候，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我不会选择结婚也不会生育，因为我没有想好要如何对那个小生命负责。

徐晓晓对我负责了吗？我说不清。

我硕士毕业后进入金融行业摸爬滚打，很少再回家。母女间的感情好像变得也就那样，到达一个高峰后又往下坠落，触底反弹看起来遥遥无期。繁重的工作任务让我对数字愈加敏感，却对人情日益麻木。

然后……

再后来的后来，还发生了许多事。我一件又一件向江姨复述，她却总是要问我前一个故事的细节，记忆芯片已经开始损坏，她没有办法再正常储存和调取信息。我觉得自己好像看见了一个人在面前用数小时走完了数十年的衰老过程。

“漪漪，你说的这件事，江姨想不起来了。”

她用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如果那双眼睛能够流泪，此时应该早已朦胧。

“漪漪，你把我停机吧，趁我现在还记得你。我还记得你说我穿这件裙子很好看，所以我特意从衣柜里找出来了。我想以最美的姿态死去。”

这句人工恒温的躯壳下，是否真的束缚着一个人类的灵魂？我为这个“死”字而恍然，同时更觉得自己好像在执行一场刑罚，惩罚的却更多是刽子手的心灵。

我在锁骨处检测了指纹，抽出一根细细的管子，其上立即投影出停机程序的操作界面。我按照来之前翻过的手册步骤，严谨而周密地进行每一步，尽量不带情绪。

江姨闭上了眼。她的睫毛好长，我轻轻吻了她的眉心，吻了她的头发，在她耳边最后轻柔地呼唤道：“妈妈，我下辈子还想当您的女儿。”

“你是谁？”它在我耳边用还带着一丝感情的机械音问道。

我按下停机键。

江姨穿着一袭纯白连衣裙，永远停留在了这段时光里。

我打开房门，徐晓晓正站在门口。

她看着我。

我的母亲正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