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树柏的父亲就是国统时期大名鼎鼎的“南天王”、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出任国民党政府海南行政长官、官拜陆军上将的陈济棠。
我是称呼你教授呢?还是陈博士?”邓小平一开口就满含亲切。“请叫我的名字，陈树柏好了。”
但邓小平坚持说，这不是客气，而是了解一下国际上的习惯。于是，陈树柏说:“在美国，如果一个人既是博士又是教授，还是称教授表示更敬重些，因为博士太多。”
邓小平笑道:“那我就称你陈教授吧!”
接着，邓小平说了一段令陈树柏颇感意外的话:“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有些老一辈的广东人还怀念他。”
陈树柏听了极为感动，他知道在此以前还没有哪个共产党人如此公开的称赞过他的父亲，唯有“广东军阀陈济棠’耳熟能详。
陈济棠推进广东经济建设
在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陈济棠不但曾经是广东家喻户晓的“南天王”，而且也是闻名全国的地方军阀。
他出身贫寒，但不愿局限于山乡一隅。他在青少年时期开始接触新学，不久就投笔从戎，开始了改变他一生的军旅生涯。
陈济棠是在1929年3月上台开始执政广东的，结束了长期以来广东被外来军阀或政客霸占统治的历史，开始了“粤人治粤”的新局面。
邓小平和陈树柏
他指出:“欲求民族生存，非从经济上找出路不可。”其次，地方建设也是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基础。
陈济棠
在全面规划交通道路的基础上，广州在市区大修马路。到 1934年1月，全市马路总长度约141公里，其中约有占总长度63%的50多条马路是在1930年至1934年修建的。广州的东山在19世纪末离市区还有2公里远，是一个荒凉的小山丘。
进入20世纪30年代，不少华侨陆续在东山购地建房，并投资开设了一家家商店、工厂，使之逐渐繁荣，发展为广州的闹市区。
由于城市建设加快，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广州，市区人口迅速增加。1929 年，全市人口为811751 人，1932 年增长到 1122583 人，3 年间增长了 38.3%。梁漱溟也称赞说：
“民国十六七年，兄弟曾到广州，现已隔七八年。现在之广州，与以前之广州又不同，码头增多，市面扩大，建筑物、汽车都日有增加。”广州当之无愧地成为华南“首善之区”。
陈济棠发展广东教育事业
说起陈济棠治粤时期的重大建树，除了重视经济建设外，他还重视发展教育事业。陈济棠对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热心在当时的地方实力派中实属罕见。
中山大学
“如新建之中山大学校舍，据说为世界之第一大学校，确实极大，余曾坐汽车参观其校舍，在校路上不停地驰一小时余，尚未看完，其大可知。”
勷勤大学是为纪念国民党元老古应芬而创立的。古应芬生前曾多次提携、扶掖过陈济棠，堪称陈济棠的大恩人。
1931年10月28人古应芬浙世后，陈济棠在广州民党“四全大会”上提议创办一所新的大学作为纪念，并以古应芬的字“勷勤”命名，广东省从省库中拨出200多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勷勤大学
陈济棠发展“教育职业化”和地方教育
1934年，这项留学计划经西南政务委员会通过后经广东省政府实施。当年广东就选送了公费留学生 10人，分别前往英国、德国、法国、瑞士、荷兰、美国等国家学习棉织、毛织、丝织、造船、机械、水电工程、水利工程、飞机制造、造纸等专业。
次年，广东再派出赴欧美和日本的公费留学生20人。1936年，广东第三次选派公费留学生 22 人，学习造纸、丝织、水电、棉织等工程专业。
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陈济棠的个人办学。早在1926年，陈济棠就在家乡防城办起一所防城中学。他捐出部分薪俸，又向同事、部署及防城父老乡亲进行募捐，还变卖了部分旧枪支弹药，筹到一笔建校的费用。
防城中学起初设小学部和中学部，1933 年进行扩建，举办高中部。为维持该校的正常运作和发展，陈济棠还把前清遗留下来、当地人屡屡争讼不休的竹山稻田、大沥盐田两处田产判为公有，并拨给防城中学作为教育基金。
陈济棠还以高薪从广州聘请了10多位教师赴防城中学任教。1930年春，陈济棠与他的一班紧密的追随者林翼中、黄麟书、区芳浦、李扬敬、江茂森等经过商议，决定集体在香港办一所中学。
陈济棠从第一集团军的公积金项下拨出专款10000多港币作为筹办经费，又让林翼中以省民政厅厅长的身份向各市县增筹款三茶筹街60000多元。
1923年12月，孙中山、宋庆龄在岭南大学与师生在一起
1931年，这所中学建成，陈济靠被据为校董事长。经胡汉民提议，该校定名为德明中学，以纪念孙中山。后来陈济棠等还陆续在广州、茂名、澳门等地创办了三所德明中学。
陈济棠关心教育、发展教育的措施和活动，促进了教育事业的长足进步，也带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成为他“治粤八年，确有建树”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地方教育的发展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高小的普及率仍很低，直到1934年末，广东每270个初小毕业生中仍只有1人能升上高小。
教育经费还存在不足的现象，教师工资经常被拖欠，教师们对拖欠薪水相当不满，广州的教师曾“聚众到市府露宿索薪”，令“中外骇叹”。海外著名的史家谢里登在著名的《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
军阀给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来了直接与间接的恐惧与盘剥，无论如何是正确的;那种认为军阀的压迫及造成的灾难并不深重的观点，面对大量以一手材料和观察为基础的分析就会烟消云散。
这个结论能否适用于被邓小平称为“确有建树”的陈济棠，陈济棠又是不是这样一个给人带来“恐惧与盘剥”的军阀或地方实力派，是一个无法回避却又不易判断的重大问题。
其实，谢里登的观点与邓小平的评价并不构成直接的对立。谢里登的观点主要针对北洋时期的军阀，不能直接套用在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身上。
1927 年以后，国民党的南京政府开始了一个有别于北洋时期的时代，显示了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气象。
南京时期的地方实力派也不同于北洋时期的军阀或地方军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他们之所以成为地方实力派是由国民党内部分裂、斗争造成的，与北洋军阀的形成不尽相同。
相对北洋军阀来说，他们的封建性要弱一些。他们的统治手法也与北洋军阀有所不同，抛弃了一些过于陈旧的东西。
即使是从北洋军阀过来的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后，也实施了一个“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搞了一些经济建设。
作为地方实力派中的代表，陈济棠早年即加人同盟会，长期追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对孙中山的学说和思想了解较深。
邓颖超接见陈树柏
他本人受过新式教育，曾出国考察，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济规律有较深的认识。他主粤以后，处处搬出孙中山的有关学说作为主政指导，不能说这完全是虚假字句。
在稳定和有利的历史环境下，在优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陈济棠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注重地方建设并“确有建树”，是不足为奇的。
陈济棠的治粤建树，尤其是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迅速推进，为他博取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强化了个人统治的经济基础，最终为他与南京政府长期对抗，维持广东半独立的地位以及其“南天王”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邓小平对陈济棠的八字评语，面对大量以第一手材料和观察为基础的分析，更加令人信服。(·小聊古史)
相关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