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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玲: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之二

社科院经济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2022-10-15

县域农村人口与公共服务的集聚

晋陕蒙交界区观察之二[1]

朱 玲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笔者在上篇晋陕蒙调查报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与土地规模经营》中,依据农村迁移人口长期落户城市的制度路径,把城市化区分为三种类型:将发达国家那种不设制度藩篱的乡-城人口迁移,视为自然演进式的城市化。相形之下,把中国政府将特定群体和部分农区及居民划归城市的举措,视为行政性城市化;将农村迁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扎根城市的方式,视作自主城市化。


  迄今,农村人口自主城市化呈现为“代际接力”的进程,其间至少包含三代人的努力:留守村庄一代做后盾,打工一代供子女上学,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的一代扎根城市。迁移劳动者及原生家庭除了必需的日常生活开支,竭尽所能投资于家庭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为的是切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实现整个家族的向上社会流动。显然,他们的行动目标与整个国家的减贫目标一致。那么,消除城乡户籍居民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获得权方面的不平等,或者说消除隐性的城乡分隔,即可凭借农村人口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取得稳固的减贫之效。


  乡-城人口迁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状况。继而引发农地和房屋等资产的产权流转,导致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与此同时,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强化、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及行为理念的城乡交汇,留守人员亦向本县城、本乡镇和本行政村内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迁移。在整个国家的城市化大潮中,农村地区的人口聚居与公共服务集中供给相互促进,一方面带来了社会管理资源的节约;另一方面,迁移人口进一步付出了家庭结构残缺及生活成本增高的代价[2]。


  如此剧烈的社会变迁,是怎样地影响老人、儿童和女性等脆弱群体当前的生活和未来的命运?对于保障和改善脆弱群体的福祉,乡村社会已有哪些制度安排?还有哪些薄弱或空白之处需要弥补和强化?2020年9月,我们一行三人在山西、内蒙和陕西交界区的农村调查,部分地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本篇特选如下案例予以说明。

[1] 经拙文上篇的读者指正,遵从调研地区的常规简称,修改调查报告副标题。在此,特向批评者致以诚挚的谢意。

[2] 参见朱玲、何伟、金成武,2020,《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养老照护变迁》,《经济学动态》,第8期。



与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相关的县域内居民迁移


  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下乡调查,无论进入哪个村,总有一群小孩闹嚷嚷地跟在身后。近20年来,这种情景悄然消失。受访村民都清楚,村里儿童数量明显减少,一是因为以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生育率骤减;二是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随着育儿成本的上升而下降;三是儿童跟随外出谋生的父母迁移;四是学龄儿童由长辈陪同去县城、镇上或其他城市读书。


  我们在与右玉县政府职能部门座谈时得知,近些年来村庄人口净流出。例如,1980年丁家窑乡白家窑村的常住人口为210,到2020年仅余13人。人口净流出的结果,是全县的自然村从355个减少到2017年的288个。与此同时,中小学布局亦发生巨变。4镇6乡1个风景区当中,仅3个镇有小学,初中和高中都分布在县城。我们在入户访谈时也注意到,村民为陪伴孩子上学而迁居已成常态。9月11日,我在右玉威远镇康平村遇到的李女士,就有这样的经历。

右玉县康平村:老龄化的村庄不易见到少妇幼童。坐在阴凉地的王先生57岁,不久前因胃穿孔做手术,总费用1.6万元。个人交1000元,新农合给结报了其余的医药费。如今他和夫人每天在家门口为一家蔬菜公司拣选香葱,日收入20多元。


  李女士是方家堡人,那里距康平村10公里。她54岁,初中学历;丈夫57岁,小学毕业。她家有三处住地,方家堡村的房子只是偶尔去住住,因为家里还有30多亩地。地里主要种洋芋,一亩地的毛收入最多300元。儿女到县城上学时,她和丈夫便相跟上打工并照顾孩子。在县城租房两间,面积50多平米,每月租金150元。孩子们中学毕业外出后,夫妇俩就只租25平米一间,每月租金100元,时不时回去一趟。李女士在康平村的住处,就在新建的爱心超市的套间,面积也是25平米,明亮整洁、温馨舒适。她是应聘来爱心超市当管理员的,一年收入5000元左右,丈夫仍在县里打工。李女士还在超市院子里种了几畦菜用于自食,菜地需要施肥时,她便找养羊户给些羊粪。因为用量少,对方不要钱。

康平村超市(电子商务服务站):院子里是受访管理员李女士种植的蔬菜。


  如今李女士的一儿两女均已成人,最大的30岁,最小的26。三个孩子都在外打工,有的在太原有的在右玉县城。30岁的女儿已经出嫁,那日带了孩子来看望母亲。李女士说,小外孙不到4岁,明年(2021)就去县城上学前班。她和丈夫之所以到目前还未买房或盖新房,就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娶媳妇。买房买车再带办喜事,一共得50多万元。她们夫妇一点儿都不敢松懈,必须继续离村打工。


  为了尽可能让学童获得优质学校教育,有的家庭不仅放弃“三代同堂”,而且还全家总动员,分居于不同地方,以便实现收入增长及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多重目标。一位家在山西垣曲的京城养老院护理员W女士告诉我,老家的村小2008年撤销。她丈夫的哥哥因采石场事故去世,嫂子用将近1/3的赔款(15万元),在县城买了一套面积80平米的二手房,和婆婆一起带着儿女到县城上学,公公则留在村里种地(曾在化肥厂做工,每月退休金3000多元)。嫂子先后在县城和北京打工,不到三年也意外身亡。W女士一手操办后事,成了这个扩展家庭的“顶梁柱”(婆婆的话语)。


  2015年,侄儿去部队当兵,2020年复员回乡。目前,侄女(16岁)正在上高中。W的小女儿也在婆婆那里吃住,每月花销最多200~300元。她的大女儿在运城工艺美术学院上学,每年无息贷款7400元,足够交纳学费及其他,W只需每月给大女儿1500元生活费。考虑到侄儿归来需相亲婚配,大嫂留在县城的房子肯定不够住,W于2019年在县城买了一套90平米的二手房。房价23万元,其中除了她们夫妇的积蓄,W的娘家给了2万元,婆家给了3万元,她还从姨姨家借了2万元。


  W家的积蓄皆来自夫妇二人在外打工的收入。丈夫在建筑队当架子工,如果有活儿,一个月能挣5000~6000元。若找不到活儿,则无收入。新冠疫情爆发之初,建筑队有两个多月没活干,直到2020年5月才进入太原工地。相形之下,W女士自2015年打工以来,虽然换过4次工作,但岗位都相对稳定,例如餐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住户家政服务员(保姆)等等。


  2019年初,W听本村熟人说起,县城养老院护理员工资每月1500元,北京的工资要高得多,而个人日常支出大致相同。于是便跟了熟人到京城的养老院做护理员,每月工资收入4200元~4500元。她打算,趁着公婆生活尚能自理,在京城干上几年,攒钱还债并供孩子上学。她只有两个女儿,不像养儿子的人家那样必有大额花销,而且她也没想嫁女的时候向男方要一分钱。


  山西案例显示,人口自主流出与学校撤并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促使村庄居民向县城集中。至于村庄幼儿园和学前班的设立,则与特定年龄组的人口规模相关;同时,还取决于村庄住户基于自家经济水平及人力状况的选择。达拉特旗树林召镇东海心村高书记提供的信息,也说明了这一点。


  树林召镇是达拉特旗政府驻地,距离东海心村6公里左右,车程约10来分钟。高书记有一儿(26岁)一女(10岁),女儿小时候给送到镇上幼儿园,接着上学前班,2020年上三年级,都是高书记开车接送。女儿上幼儿园时,一学期交费1500~1600元。2020年的价格为2600~2700元一学期,加上保险费3000元。学前班的费用和幼儿园差不多,小学属于义务教育,费用反而大为降低。东海心村50%以上的户籍人口外出,没有办幼儿园。相距大约4公里的林原村有将近80%的户籍人口常住村中,设有一个幼儿园。


  如此看来,一些教育政策研究者提倡“一(行政)村一(幼儿)园”,或许忽略了村庄人口规模及结构的变迁。在儿童数量减少的趋势下,单纯按行政村区划部署学前教育机构,或许既难满足村民的教育需求,又导致公共资源的低效率使用。倒不如顺势而为,兴办联村幼儿园和学前班,并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为入园儿童的家庭提供交通补助。


  进一步讲,为了减轻农村地区“撤点并校”带给家庭的新增通勤成本,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儿童获得良好的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普惠性的通勤补助制度势在必行。发达地区的一些村庄已有这方面的制度安排。2018年,我们课题组走访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长岗村时得知,自从本村小学合并到3公里以远的双岗村小学,村委会即出资雇用大巴车免费接送小学生往返学校。常住本村的学生无论是否拥有当地户籍,享有同等的免费乘车权利。中等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大多不具备白云区所辖村庄的经济实力。若要在这些地区推广如此有助于教育公平的制度,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财政支持无疑不可或缺。



中心村落的公共服务和人口聚集


  改革开放前的乡政府驻地,一般即为乡域内的中心村落。不但设有社会经济服务网点,而且还承担集市功能。近40多年来,绝大多数乡政府驻地或转变为小镇,或发展为中小城市。行政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办公地点,往往设在区位相对有利的自然村。出于节约管理成本的考虑,村小学、卫生室、图书室和老年活动站等多种公共设施也随之聚集于此。这样的自然村,不言而喻地成为行政村范围内的中心村落。

榆阳区井克梁村新建搬迁小区牲畜圈棚

井克梁村新建搬迁小区



  我们此番西北行中见到的中心村落又新添了几抹亮色:其一,村内移居搬迁。在行政村自有土地范围内,山西右玉的大堡村和杀虎口村整村迁移到现址。陕西榆阳区南部的柏盖梁村则不同,村委会利用异地搬迁、危房改造等多渠道扶贫项目资金,再加村民自筹款项,组织工程队在中心村落的阳坡开辟平地围院盖房,将散居在山梁沟坎的110户农家,从四面八方集聚一处形成新的住宅区。位于榆阳区北部的井克梁村也有部分住户搬迁,为的是避开煤矿采空区。矿业公司出资在沙滩地上建新村,经第三方评估每户补偿27万元,居民迁新宅,牛羊入新圈。


榆阳区柏盖梁村搬迁户的厨房和卫生间


  无论何种原因搬迁聚居,住宅基础设施的改善显而易见。集中供水供电排污及连结互联网和公路,因成本远低于散居而得以实现。网上常有批评者议论,如此整齐划一的居住区建设,毁坏了村庄的历史风貌。但此类批评者可能未充分关注村庄居民对舒适生活的向往。


  柏盖梁村党委高书记的介绍,或许能够引发批评者的“同理心”:“山上的窑洞差不多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的,原先住了1100多人,到2015年只剩100多人常住。男人外出打工,剩下女人和小孩住着害怕,行走、上学和看病都不方便。”受访的搬迁户陈述,每家拆掉一孔窑,补偿一间房,每户补贴1.2万元。每套两居室新房加一个院子和两间储物棚大约造价12.4万元。受益者对于家居条件的显著改善自然满心欢喜,觉得“跟城里人住的差不多。”

柏盖梁村幸福院


  其二,村级养老机构。榆阳区所属行政村的中心村落均设有“幸福院”,大多利用村小撤并前的校园。院内场地宽敞平坦,房屋修缮一新,厨房整洁有序。我们参观的大纪汗村幸福院入住老人8位,柏盖梁村幸福院入住老人15位。入住者条件为:本村70岁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有的村还规定,入住者为70岁以上的丧偶者。

幸福院厨师兼保洁员


  柏盖梁村幸福院雇用管理员和厨师(女,兼保洁员)各一名,入住老人年龄最低者74岁、最高者88岁。入住老人住宿免费,每人每日伙食标准5元。其中,老人为一日三餐支付3元,余者由财政补贴。鱼河峁镇的李镇长介绍,榆阳区民政局每年补助每个村幸福院约6.5万元运行经费。

入住幸福院的一对老夫妇。老翁88岁,老妪85岁。儿子们都外出打工,他俩生活能自理。


  事实上,多数失去生活自理能力者的长期照护,至今仍是一个难题。仅就资金限制而言,村委会难以聘用专职护理员(当地零工工资为每天140~150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每人每月150多元)。生活不能自理者若为五保老人,便去镇敬老院,全部费用由财政承担。若非五保老人,村委会便召唤其子回乡照顾。当地百姓不大认可子女送长者入住县镇养老院,陷入老年照护困境的家庭,也未找到妥当的出路。


  山西右玉的3个调研村虽无养老机构,但农户全部聚居在中心村落,老人可以方便地获得一些社会服务。杀虎口村80岁的李老太认为,现如今她主要靠国家给钱(基本养老金和低保金)生活:“孩子们也给一两个,不如国家给的多。公家每年还给3~4袋子面,20斤米,足够吃了。冬天买菜,夏天吃自己种的菜。”村里常来流动货车,买肉买菜买日用品都便利。她心肺功能不佳,每年都要输液,大概花1000元左右。若需住院治疗,新农合给报销医药费。若见大夫或输液,就步行一公里左右去杀虎口小镇。

右玉县大堡村张女士家的院落一角

张女士演示大堡村的健身器械



  中心村落一般都装置了健身器材,为留守老人增添了一种休闲乐趣。大堡村的张女士是1953年生人,20年前做过结肠手术,不得不常年挂一个粪袋。但她还能下地劳动和操持家务,村头的健身器材全玩得转,说话间顺手为我示范了一遍。她和丈夫因社保兜底而衣食无虞,政府除了发米面,冬天还给采暖补助。张女士过得平静而乐观,小院里既种蔬果也栽花草。村头还有一座色彩斑斓的戏台,她笑言:过年的时候村里会请戏班子,不是唱晋剧就是演内蒙的二人转。


  如此看来,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村庄常住人口以老年、妇女和儿童为主的情况下,帮助留守家庭向中心村落集聚,既有利于提高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性价比,也有益于增进脆弱群体的福祉。


村域里的城乡人员交流


  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乡村不再封闭。村域里的城乡人员交流日渐频繁,萌发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新元素。晋陕蒙交界区农村经济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农牧基地吸纳的企业、人力资本、经营管理方式和工艺技术,有望生发出连通城乡的产业链。2020年9月17日,榆阳区大纪汗羊场养殖部张经理和场内零工提供的信息,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图景。

榆阳区大纪汗村羊场,金成武摄。

羊场的固沙植被,金成武摄。


  羊场隶属一家民营农牧集团公司,公司总部在甘肃省庆阳市,张经理即来自总公司。自2011年始,该公司先后在庆阳建成3600万只白羽肉鸡和1000万只肉羊两个全产业链项目。2019年,榆阳区政府与该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意在推进百万只“榆阳湖羊”全产业链建设,包括饲草种植、饲草加工、肉羊养殖(附加有机肥料处理)、定点屠宰、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科研检测、自繁自育和终端销售等等。张经理介绍,公司之所以选择小纪汗镇大纪汗村建设首个存栏10万只的羊场,一是出于领导的政治意愿,二是因为此地正处毛乌素沙漠边缘农牧业交错带,饲草资源丰富,亦有天然防疫屏障。


  榆阳区政府为引入农牧公司提供了多种服务和支持,例如对企业使用扶贫贷款专做制度安排。羊场集中使用区内80个贫困村2800个贫困户的扶贫贷款限额共计2560万元,用于买羊买饲草。羊场承诺给贫困户保底分红和经营分红,预计2020年每户可分红3000元。羊场与大纪汗村签有20年租地合同,所涉地块经第三方草业公司评估才谈定了租金。其中,3000亩饲料田每亩租金500~800元/年,180亩荒滩每亩租金300元/年,594亩羊舍及附属建筑用地每亩租金200元/年。


  企业落脚大纪汗村地界,既为村民带来资产收入,又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若不计企业管理人员,参与羊场建设和生产一线工作的群体大致可分为四类,他们当中除技术员外皆为本地村民:其一,机械手。年龄30岁左右,拥有铲车和挖掘机等,承包羊场的土方工程和青贮饲料堆积等作业。扣除机械油耗等费用,每日净收入约700元。其二,包工头组织的绿化队。务工者年龄60~65岁,按日结算工钱。绿化工总共20人,男性3位,余者皆女性。男女同工同酬,每日工资150元。其三,饲养员。共30人,男女对半,平均年龄45岁,工资按个人饲喂的各类羊只计算。其四,技术员。共35人,其中女性7位。这组人员平均年龄25岁,毕业于西北省区的农业院校,可谓经历城市文明熏陶的群体。


  年纪轻、学历高的企业管理和技术人员进驻村域,看似优化了当地人口结构,可他们与村庄原住民的交往,仅限于羊场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和劳务交易。这一外来群体并未融入大纪汗村的乡土社会。如果不考虑城市的排斥,此种情形与农村迁移人口游离于城市社会之外颇有相似之处。村域里的企业对当地村民的明显影响,并非城乡人员的深度交流,而是工作岗位带来人口的空间集聚。右玉康平村周边香葱基地的工作岗位,稳固了异地搬迁的移民;榆阳井克梁村地界的煤矿和大纪汗村地界的羊场,为不同年龄段的劳动者提供新增收入来源,以至两个村的常住人口占户籍人口的比重高达80%,远超晋陕蒙调研村一般水平。

柏盖梁村积分奖励票券

柏盖梁村爱心超市货品

柏盖梁村公开对话板


  真正介入村民社会的城里人,是执行脱贫攻坚任务的驻村工作队。他们参与村庄基层治理的一些工作细节令人过目难忘。首先,工作队员有的来自政府机关,有的来自国有企业。我们每到一个村庄,即使村干部外出,也总有驻村干部接洽。其次,把现代公共空间行为准则引入村落。例如,柏盖梁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设计了一套公益服务积分制度。村民参与村庄定期大扫除、保持路段卫生、收集废旧干电池、帮助留守老人办事和劝解邻里纠纷等等,都可得到既定数额的积分奖励。攒下积分票券,便可在本村爱心超市换取生活用品。购买这些用品的资金,来源于社会各界的扶贫捐赠。无论是积分奖惩条例,还是票券发放和社会捐赠收支,都张榜公布细目。这种做法,既有推广环保意识和改良村风村貌之效,也能在细微之处增强社区凝聚力。

内蒙达拉特旗林原村主街墙壁:每个木质旧车轮300~400元。


  非官方乡村建设项目团队,为村庄注入了来自城市的青春活力。在达拉特旗林原村和东海心村,陪伴我们做调查的是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的年轻人。这支乡建团队常住林原村,与镇政府和村两委合作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具体从事制度创新试验和村庄改造规划及设计。新华社曾报导此地的村民协商议事会和产权交易平台等制度创新,达拉特旗政府业已决定在林原村设立乡村振兴学院。这一因素再加村庄改造艺术,使林原村既为社会组织示范村,又成农家旅游点。城乡审美在此碰撞交汇,就连通向公路的道口设计也非比寻常。林原村的路口耸立一座高台,上竖晶莹剔透的雕塑大白菜,彰显该村的蔬菜种植特色。路对面东海心村的标志是一条大鲤鱼,无疑展示该村的水产养殖优势。

林原村茶馆,兼作中国乡村建设研究院设计团队办公室。


  林原村里青砖或红砖平房匹配着原木色围墙,使一个个院落自然富含亲和力。如果说典雅的村落设计在一些艺术家聚居的地方也能碰到,女性菜农组建的旗袍表演队却不多见。她们的队伍27人,名叫“梦之原文艺队”。队长是乡建院设计人员的房东,我们调查结束时还享用了她掌勺的美味农家菜。起初,设计师们说动房东组队,并利用业余时间教练加陪练。后来,镇政府和村两委资助了服装和道具,还支持她们与旗里的乌兰牧骑一起演出。这不仅把现代审美情趣引入乡村的寻常日子,而且丰富了农家女的生活和娱乐,密切了村民之间、村民和乡建院团队之间的交往。我曾看到文艺队成员在菜地劳作和在村头用“旗袍秀”欢迎新村民的照片,只觉眼前一亮、心弦震颤。

林原村女菜农用旗袍秀欢迎新村民。彭涛摄影,徐丽丽、薛振冰提供。


林原村文艺队成员在菜地劳作。张二利摄影,徐丽丽、薛振冰提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的活动,多属有组织的项目。融入城市社会的农家子女,自发利用各自专长支援家乡建设,创造了一条可持续的村域城乡交流途径。经济学同行张维迎就是其中的突出人物,我们课题组成员曾称赞他为“乡村贤达”。在一次微信聊天时张维迎精准定义:“故乡是记忆,家乡是生活。”他的吴堡人物系列写作,使自己的家乡闻名遐迩,也让我对其笔下的山川人物好奇十足。9月20日出榆林城之前,我给他发了一条备车返京的消息,不想竟成就一次体验丰富的“吴堡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和1964年为柳青开出的稿费支付单


  我们的车驶入高速公路不久,张维迎的一连串语音信息就从京城飞来,邀请大家去吴堡看看柳青文化园。还一再解释,若知道我们自驾车下乡,定会早做安排。随即发来好友张永强的电话号码,要让他前来作陪。我本不想麻烦别人,但一听到张永强的名字就兴奋起来:“多谢,我们马上出高速!”永强是张维迎所撰《挂面书记与柳青作品收藏家》中的主角之一,我们仨都乐意认识他。更何况,柳青的作品曾滋养我们的精神,到他的故里表达敬意,也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2021年春节,柳青文化园里闹新春。张永强摄


  与黄土高坡浑然一体的柳青文化园果然非同凡响,满坡青翠、四周悄然。我们徜徉在窑洞展馆,如同沉静地接受一场文学洗礼。站在作家群像墙边,我还猜想:当地百姓是否也似外来游客那般向往这个地方。2021年春节期间,看到永强发来的视频和照片,方知文化园的红火远超我的想象。大年初一(2月12日)就来了4000多人,接下来几天依然人流不减。老乡们像逛庙会赶大集一样,呼朋唤友进园子看展览、听民歌、闹秧歌。多功能文学馆的效用,在此可谓发挥的淋漓尽致。

2021年闹新春:陕北歌手丁文军高唱信天游,张永强摄


  我们去文化园的时候,张永强刚上任柳青文化园园长,痴迷于收集作家题词。2021年2月14日,他在微信中提到,腊月二十八(2月9日)又让一位作家哄了,白跑西安一趟:先前答应给文化园题词,却不知何故不给写了。我当即回应:“不要再向作家求字了,晾着他/她们!您的收藏已经够吸引人了!”永强这番经历也越发让我明白,推进山区文化事业是多么不易。


  此前,我曾向专攻文学评论和女性地方志的老友力荐吴堡,期待她为柳青文化园引入文学教研支持。老友随即把吴堡列入陕北考察计划,张维迎还为之建了个微信群。初六(2月17日)陕北农村庆小年,她带车自佳县去往吴堡。虽是红灯高照时分才赶到张维迎的家乡辛庄村,村主任霍东征和众乡亲还是欢声笑语汇聚一堂,拿出准备妥当的农家美食与合唱节目相待。老友一行也不负众望,带去设立“女作家展馆”和传播“挂面女人”故事的动议。这自是后话。

2020年9月20日午后,吴堡辛庄村几位乡亲为我们烹饪手工黑小米空心挂面。

  

  2020年9月20日那天,我们进出多个专题展馆,早已过了午餐时间。永强轻声告诉我:“维迎打电话来了,村里给备下饭咧”。我们仨顿觉暖心,因为本就想看一看:张维迎出自怎样的山村,他的发小和乡亲们都是什么样。辛庄距离柳青文化园(寺沟村)大约7公里,山道崎岖沟壑纵横,一眼看去便知平地稀缺。难怪霍东征会冒出“削山填沟”的奇思妙想,也难怪张维迎义无反顾地动用自己的社会联系鼎力相助。

辛庄村主任霍东征扯过张维迎家的枣树枝,让我们随便摘。当地红枣一元一斤,日工资150元一天,除非待客,无人打枣。韩朝华摄


  东征一边引领我们观看村貌一边介绍:2019年,村里种了800亩花椒,14亩葡萄,近200亩桃杏和油桃。辛庄总共100多户人家,大约有30~40户在城里买房。有的是为小孩上学,有的是在外工作,有的是打工做生意挣了钱,不打算再回村居住。看着填沟造地而成的广场我顺便问了一句:“既然住户和人口都在减少,还弄这么大的工程干什么?”东征坚定地回答:“农村还是要发展的,没有平地村子就没有前途。本想用这块地给村里建公共设施,后来想建吴堡大讲堂。”无论他的设想能实现多少,这份执着都令人肃然起敬。柳青文化园和辛庄之行也再次提醒我,城乡融合的萌芽并不止生发在城市。

东征到削山填沟而成的广场与我们话别


黄河二碛:河东是吴堡地界,对岸是山西碛口镇。据说吴堡地名缘起江苏吴江人氏早年来此驻兵。



结语


  上下两篇晋陕蒙交界区村庄和农户调查案例显示,农村几大人口群体的动态如下:第一,中青年劳动者大多进城谋生。第二,留守老人有养老金和政府及社区支持下的食物保障,其中高龄或病残老人有低保金兜底生活所需。他们能够方便地购买生活用品,近距离地得到基本医疗服务,并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居民医疗保险基金支持。但生活不能自理者的照护服务供给,仍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第三,部分妇女儿童随家庭主要劳动者迁往城市或落户家乡县城,多半享有迁移人口为自己创造的公共服务。然而这些服务在城市没有得到足够的财政支持,很大程度上还遭受各种名目的排斥。


  因此,政策性的结论也显而易见:依靠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社会动员,排除城乡之间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保障农村迁移人口享有与城市户籍居民同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同时进一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城乡之间的发展水平差距,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弥合。但只要为个人、家庭和社群追求自身幸福创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条件,城乡融合发展的光明前景必定可期。


(2021年2月19日定稿)

  

  

  ☆ 朱玲:2016新疆行:国有农场调研札记




编稿:张佶烨;审校:王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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