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职业的八个真相，揭示全职制的命运

本文作者老赵，常用笔名韦三水

财经作家，品牌策划专家

WorkFace十周年年会回顾 · 视觉记录版（收藏）

第一，全职制模式正在走向土崩瓦解，再也没有一份有安全感的工作，职场生活正在失去其历史固有的价值和意义。

第二，为什么说全职制或雇佣制不行了？或越来越难以为继了？全职制之所以大行其道，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工业化的产物，另一个是假定工作、工作者和企业都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如今，这种稳定状态遭受到了威胁和冲击。无论是工作岗位还是企业组织，都谈不上一劳永逸和稳定安全了。

第三，全职制的本质，其实雇员就是机器的延伸，工作方式也必须像机器一样整齐划一。雇主与其说是招聘人才，不如说是雇佣雇员的双手，它们必须尽可能保持一致性和标准化，并且要服从管理和指挥。可是，随着新技术和新机器的替代、经济危机以及时局的演进，新的形势会倒逼全职就业市场的巨变，即雇主们越发开源节流，未充分就业者会愈发增多。众多被“放弃”的失业者或失意者会面临着重新选择如何活下去的挑战。他们被抛回社会，“一个人的挣扎或努力”成为必然。

第四，这些都会带来：职业安全感的消失，彻底动摇了雇员们对组织安全感的固有信赖值，同时也动摇了企业结构，导致组织边界与雇主形象被严重破坏，企业人力资源系统面临升级转型的挑战。

第五，与此同时，职业安全感的消失使全职工作和自由工作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使所有的工作都变成了临时项目。彼此之间，只有短期或相对长久一点的基于性价比的合作，谈不上忠诚。这种情况下，双向选择成为常态。对于个体而言，如何尽可能多的专业本领或技能在手，成为是否成为硬核的关键。对于企业而言，人力资源如何与时俱进进行创变，建立多组合的人才合作模式，成为是否称职的关键。

第六，从全职制时代向自由工作时代的转变，是潮流方向。这种潮流除了上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作为人的个体，不再想让自己成为机器——即使成为机器，也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作为组织的企业，在劳工政策的压力下与双向运动的背景下，不再想在“人”方面投入过多的沉没成本——毕竟，沉没成本的投入并不意味着就能带来回报——雇员们是可以跳槽的，而跳槽其实意味着另一种自由。

第七，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职制就开始在土崩瓦解了。而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是由自由工作者和企业家精神推动的。如今，“自己当老板“，无论你是否愿意。相应的，个体承担了所有的压力和风险。

第八，自由工作方式是未来职场的大趋势。阻挡自由工作方式的障碍会加速消亡，正如昔日全职工作的优势在逐渐凋零。未来工作和全职工作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愈发模糊。如果企业管理者继续固守全职工作的传统思维模式，他们必将在面对未来变化和挑战时会手足无措。对于个体来说，如今一味地追逐全职工作的做法可能也很受伤。怎么办？赶紧给自己充充电吧，增强“吃饭”的本领或技能，才是上上策。同时，警惕风险社会的提前而至。

35岁以上的人被互联网科技企业们定义为高龄者，面临着被劝退或“退休”的失业危险。据公开信息，腾讯劝退35岁以上的员工，阿里对于35岁还没达到P8级别的员工进行优化…字节跳动、拼多多、滴滴等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都在27岁。而华为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9岁，苹果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岁。这些意味着人一旦超过35岁，在职场里尤其是科技互联网企业里就无立足之地甚至随时被清退出场了。

再加上全球经济的下行以及疫情作为外部因素的促使，失意者和新的贫穷者正在出现。而随着科技迭代的速度加快以及人工智能的场景应用的不断深化，会有更多的人被推向边缘地带。灵活就业与失业群体将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年长者或无学历者，而是愈发的年轻化，以及其中会包括不一而足的曾经的中产阶层与高学历者。

这些变化的背后实则是整个社会随着传统工业体系的式微，“劳动伦理关系”也随之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个体的考验和挑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与严峻——终身制全职工作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可能的形式，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被裁掉，你所就职的公司也随时随地在惊涛骇浪般的变化之中走向死亡。

每一个人的出路，有史以来首次建立在个体的能力上。企业组织不再成为你坚强的依靠。你只有自己想方设法才能柳暗花明。这个时候，传统的制式化与标准化，都开始显得时过境迁与有心无力了。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自己终将承担一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唯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一技之长”也不再是可选项，而是成为必须的一种选择。因为，从生产替代到等价替代的变迁中，真正技能而非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学历会让你拥有就业谋生的能力。

简而言之，当超过35岁就被互联网大厂定义成高龄并淘汰优化时，这不只是时代对个体的残酷——并且这种残酷还不仅仅限于此。为什么？这背后有三个大变化和思考。

第一，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工业社会的就业体系诞生于19世纪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和危机，它的主要维度都是高度标准化的：劳动合同、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按照《风险社会》一书的著作者贝克的描述是，首先从法律上来说，劳动力的雇佣需要遵循样板合同，有时还需要由整个行业和就业群体共同协商某些一般性条款。其次是工作的场所需要集中在企业组织里。最后则是终身制全职工作模式成为时间上的组织标准。通过上述制度、空间与时间三个维度的模式与标准化，不仅方便了企业对劳动力的规划和使用，同时也构成了生命历程意义上的生活背景。

“原则上，这一体系不仅使工作和非工作在时空上有了清晰划分，而且也使就业和失业有了互斥的法律和社会地位。”贝克说，但这个标准化的充分就业体系也开始在边缘化出现松软和松动，从而使自己的三大支柱——劳动法、工作场所和工作时间——更富有弹性。于是，工作和非工作的边界具有了流动性，灵活而多元的未充分就业形势也广为传播。

由于工作时间越来越具有弹性，终身制全职工作的标准破裂了，并传遍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某些子领域比如行政、文字处理以及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相关职能已经可以通过电子化渠道去连接，即以去中心化的方式组织起来，所谓的“地理分散”或“不依赖地理”。贝克说，雇佣劳动的空间分散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式，从放宽考勤考核，到部门和小组在分散的地点重建网络，再到各种附属功能借部分或全部的电子化家庭办公实现外包。那种认为直接合作等于“在某个场所一起工作”的看法显然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随之带来的变化则是可见的劳动经营形态，即压缩在工厂车间或高楼大厦里的那些活动，也被看不见的企业组织与个体劳动形式取代了。正如贝克在《风险社会》中如此感慨：一个时代行将就木。但同时也充满了焦躁与风险。

按照贝克的定义是，如果从整体上来考虑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去标准化的后果，那么我们可以说，统一的工业社会体系正在转变为充满风险的体系。前一种体系以企业组织的方式实行终身制全职工作，但它不得不面对失业问题；后一种体系则包含了灵活、多元而分散的未充分就业，因为可能让我们告别失业（未被雇佣的意义上）问题。在新的体系中，失业以未充分就业的形式被“整合”进就业体系，但换来的代价是就业不安感的普遍扩散，即“新的充满风险的未充分就业形式变得普遍化了”。

应当说，工作时间的弹性化，合作关系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收入。随着工作时间的分割（其目标并不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就业，而是为了普及未充分就业，减少失业），收入、社会保障、事业机会和企业中的地位全都走上了一条再分配的下坡路，即集体的衰落。在这个意义上，工作时间政策始终代表了再分配政策，并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安和社会不平等。这里面既有机缘的因素，也有个人能力的因素，以及背后关键资源的因素。

尤其是，既考验个人的产品化能力，也体现着背后资源分配的问题。同时，个体化生产劳动模式，更加度量一个人的复合能力，无论是你的形象、言辞、谈吐还是你的标签、调性以及核心特质，等等。

总之，你需要成为你自己最好的剧本创作者、包装者和推广者——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自己”决定了一切，而“组织”不再靠谱。至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如此。至于少数派经营，依然是处于金字塔顶端，占据和把持着巨量的财富和资源。

第二，劳动伦理关系正在走向末日。

这背后的大变局其实则是整个社会正从生产替代走向了等价替代，而仆佣就业的时代随之而来。

我们正经历惊人的悖论：一方面希望80%的年轻人通过高学业水平考试，另一方面又在“一切为了就业”的压力之下出现并发展出一个庞大的次阶层——仆佣阶层。

安德列.高兹在其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中这样写道：事实是，如果提高穷人的收入，结果不过是提高他们对出资工业化生产的日用品和日常服务的消费，这对劳动和就业没有什么意义。

反之，若提高富人的可支配收入，则能随之提高他们对奢侈品特别是人员服务的消费，其中包含着更多的“劳动”和就业内容，不过其中的经济理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却是微不足道的，或者干脆没有。

换言之，“今后创造就业的主要途径不是经济活动，而是反经济活动；不是工薪劳动对私人自给自足劳动的生产性替代，而是反生产性替代。”就业创造的作用不再是节省全社会范围内的劳动时间，而是为使那些有钱可花的人们追求极致享受而挥霍劳动时间。

在高兹看来，今后的发展目标不再是生产率的最大化，从而减少单位产品或单位服务的劳动量，而是发展不创造财富的第三产业——经济学家们羞答答地称之为“能带来更多就业增长”，从而降低生产率、将劳动量最大化。

或许，人们会说的确有很多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而这就是“红利”，比如育儿支持、家庭保姆、老年看护，以及民间“大学”等等。但高兹担忧的是，当所有的一切都以有偿服务为条件，随着货币化、职业化以及为数不多的我们自己尚能承担的自给自足活动和自我服务向就业的转变，人们的自理能力是否将不断下降并最终消失？进而导致自由生存的基础甚至真实的社会性和人际关系结构受到影响？

如果说领导阶级把创造就业列为主要目标的话，那么将所有活动转变为有偿活动——以报酬为唯一动因，以最大产出为唯一目的——的底线在哪里？防止父母身份职业化和胚胎繁殖商业化、杜绝儿童买卖和器官交易等的脆弱防线还能抵挡多久？我们是否正在将我们自己转化为商品并将我们的生活视为一种和其他手段别无二致的手段，而非经由手段所达致的最高目标？

为何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社会显然已经不再是“生产者”社会——不再是所谓的“劳动文明”——然而，我们又无力创建“空闲时间文明”，结果对劳动、时间和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到了荒谬的地步。我们把主要注意力都放在了微电子革命所开创的新职业及其导致的工业化劳动性质的根本改变上，特别是劳动条件的改变。我们被告知：重复性和纯粹执行性的工作将从工业领域消失，今后工业劳动将逐步变成吸引人、尽责任、自我组织、形式多样的劳动，要求个人具有独立、创新、沟通以及学习掌握跨学科、多样化的脑体力知识的能力——尤其是技能培养与实践的能力。

众所周知，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是由于实现了“生产替代”——工业的生产和产业化服务取代了家庭的自给自足和个人的自我服务，但如今整个社会正走进“等价替代”的时代，经济“三产化”和以“服务社会”取代“工业社会”。但这个显然是“非生产性的”“仆佣就业”，本质上是没有创造生产和财富增长，只是进行了有限财富的重新转移分配。

长此以往，一个趋势结果就是：劳动伦理走向末日。因为，劳动不再是主要的生产力来源，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衡量标准。企业借助电脑程序、大数据、算法等取代人力劳动，能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时无限降低雇佣人数——大量的雇员注定消失，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趋于瓦解，之前的所谓“阶级对抗”无法再按传统的范式予以定义。于是，超越阶级界限的运动、变革和横向联盟出现了，更多的人不再被标签和符号成哪个阶级，他或她都成为独特的个体，他们或她们之间，或合作或对抗。

届时，核心冲突的新旧主角随之发生了变化——核心冲突不再是活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而是下列两者的对立：一方面是庞大的科技-官僚机器；另一方面是反对将环境技术化、将日常生活决策与行为专业化和工业化及专家认证——他们剥夺了民众决定自身需求、欲望及保持健康和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的民众。

或许，为数不少的人既不能从自身的工作，也不能从自己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位置中获得身份认同。而没有长期稳定和全天候就业的人们，数量也越发的增加。旧的身份结构正在解体，并且愈发的波及到年轻人群体——失业和缺乏身份认同不再单独属于中老年人，年轻人同时也开始面临这样的困境——几乎不同年龄的人都在不断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经济的安全感，原有的传统工薪关系开始崩溃——一个可以称之为“脆弱就业者”的群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俗话说的“技不压身”与“一技之长”成了必选项，但必须业精于勤。

《奋斗的正确姿势》一书的作者乔恩.阿卡夫这样说过，他最拿得出手的技能是写作，但只要一两天不写，这种怯意就像“小树苗”般悄悄扎根在他心底；如只是偶尔荒废一两天，这株“小树苗”不会长得太快，只稍显生疏而已；但如一周没有写作，就很难再回到最佳的写作状态，这时就需要他用双手将这株“小树苗”从内心根除；如超过一个月，那就需要把铁产；超过半年，那就需要一台挖掘机了。

第三，社会或因“非阶级”而更不确定。

如果再进一步深入的思考与前瞻，其实更是令人担忧的：机器化会加速社会力量的分化与边缘力量的形成——更多的失意者和新穷人的出现——即使这些人拥有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

以一个基本的思维框架来探讨这个命题——按照加拿大学者考克斯在其所著《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的研究说法，生产关系无外乎三个重要内容：统治生产的权力关系、生产过程中技术和人员的组织和前两者造成的分配形式。而生产中往往有两个群体，一个是主导群体，另一个是从属群体，两个群体之间是相互博弈的。

至于生产过程中的内在发展形式受到劳动力分配方式的影响；争取控制生产过程的斗争则由技术所决定。其中，分配方式体现为胁迫、习俗、行政命令和市场化等多种。而技术则建立了劳动过程中指挥者和执行者之间的关系。但技术既影响了社会力量的形成，也至少在同样的程度上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技术是解决社会中实际问题的手段，但要解决哪些问题和采取哪种解决办法，这些却是由掌握权力的人所决定的。

在决定技术发展方向的时候，掌握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常常是一个关键的动机。

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化规模生产再到机器自动化，人类的生产活动基本走过了这三个阶段。我们通常将手工作坊称为传统的“匠人”，尽管我们呼唤“匠人”精神，但实际上是有悖于工业化规模生产的实质精神——低成本高效率规模化。

但当用工成本高昂、劳资关系愈发紧张时，生产过程的主导群体自然而言去追捧机器自动化生产，愈发不愿意雇佣更多的工人。同时，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原来的主导群体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利益生态，在这个生态里，包含了生产者、资本家、金融家、自动化机器，以及中介渠道商。

原来的雇员等从属群体就被“挤出”。这个从属群体，在机器自动化的阶段，就成为了新的“可能贫困无助者”——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贫困者，他们同样有着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但在机器面前却无能为力。而同时，一大批“自由职业者”也活灵活现地存在着。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群体的多元化”和“矛盾冲突化”。

这些都构成了新的权力力量的角逐以及权力关系的演变因素。影响社会权力关系的力量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划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农民及其他，而是“新的可能的无产者”以及众多的自由职业者等一起构成了新的“社会力量”。尽管，这样的“力量”在此时表现的还不明显。

尤其是当所谓的“中产阶级”因为各种原因产生分裂和消亡时，这种“边缘力量”将会加速形成——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民之外的新中间力量，此时的“工人阶级”发生了“改变”，因为机器自动化会加速这一阶级的分化和裂变。

应该说，人类行进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生产是具有道德和理性的——无论是契约关系，还是激励关系，亦或是伦理关系，主导群体和从属群体都是利益共同体，尽管彼此利益是通过动态博弈而持续进行的，同时通过沉淀下来的各种制度来约束彼此，包括利益的分配机制，从而形成了某些社会关系。

比如考克斯所说的12种生产的社会关系方式：生存型；农民-领主型；原始劳力市场；家庭式；个体经营；企业劳力市场；两方制；企业组合主义；三方制；国家组合主义；公社式；中央计划……无论是从1789年开始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还是从1873年开始的帝国主义竞争的时代，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我们都必须承认：生产的社会关系，不仅在影响着生产的国际化，同时也在影响着国家的国际化。

由于“边缘、非主导力量”的加速形成，会进一步倒逼和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变局。原因很简单：“边缘、非主导力量”需要自己的“历史舞台”，他们在机器自动化加速的时代不能甘愿成为“废物”，而是必须有所改变。

但由于生产的结构变化，可能只需要人口的10%到15%，就足以生产社会所需要的全部物品。在这样的情形中，凯恩斯的理论就完全不适用了，因为根据凯恩斯的理论，时常需要创造大量的货币需求，以确保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这就要求对劳动、收入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于是，双重运动的鼓吹者们和超自由主义与新商业主义形成了冲突和争吵。前者认为需要给“劳动”以社会价值，后两者则都是以世界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产品这一理论为基础的，即一切听市场的。

这样的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就如考克斯所说，迄今为止，变革的希望一直以工人阶级力量作为政治基础，而整个20世纪期间社会政策的成就靠的就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然而，现在设想建立新型社会的人们却似乎对工人阶级不再抱有希望。因为，工人阶级太过分裂，他们中间仍然保有一些权力的分子与现存的制度联系过于紧密。

实际上，其他的边缘力量会进而进入变革力量的视线——欧美有学者称之为“非阶级”——这些人包括所有对现在的社会感到疏离的人们和拒斥（狭义上的）工作即是个人成就的想法的人们——已经与从前的工人阶级不同了：他们不争取掌握国家权力，他们只是要采取社会行动——人们开始从实际再生产向着争取社会发展的机会在转移，尽管面临着消费主义、个人主义等障碍和挑战。

纵观经济历史进程，从自由主义经济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再到超自由主义经济，政府——企业联盟这种模式，一边对抗着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经济危机，打造出一个个“巨无霸”和“独角兽”的企业，一边又造成了众多的弱势和边缘群体——“非阶级”。这也正是当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发生动荡以及正在重构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稍有差池，整个社会秩序极易因为由被煽动起来的弱势与边缘群体形成的“乌合之众”而重新陷入一种失控的“劫难”之中，但受到伤害和反噬的也往往首先是他们自己。更准确地说，社会变革会因为“非阶级”的力量而出现不确定性。

未来会好吗？不管如何，要想活出色彩，还需技能在手。对于个体来说，好好活着，才是最基本的命题。这就需要知道未来的职业趋势和潮流，要与时俱进，随波逐流。

“今天怎么想象未来，都是幼稚的”。尽管如此，也要知道未来挑战和机遇。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去年曾发布报告中称，随着科技的进步，未来全球大概有3.75亿人口将面临重新就业，其中中国占1亿。麦肯锡报告中分了11个行业大类，看不同国家未来在这些行业的岗位需求变化。其中涉及到创意工作、技术类工程师、管理类以及社会互动类的岗位需求增长明显，因为机器还无法在这些领域取代人类。另一方面，那些在可预测环境中进行物理活动的部分岗位需求将下降明显。

一方面，中国正走向老龄化，到2030年，17%的人口都将在65岁以上；另一方面，中国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转型，对劳动力有巨大需求，如果不是自动化，可能还会出现劳动力缺口，在生产效率上也难以提高。但对劳动力的冲击也不小，具体来说有三点：

一是总体岗位需求减少。人工智能取代了一些职业，也会产生一些新的职业，但总体来看，到2030年，受人工智能普及的影响，中国的劳动力需求会较现在（2016年）减少1600万。

二是部分岗位消失。中国哪个职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麦肯锡认为，是机械师和厨师。到2030年，以这两个岗位为代表的基础工作会减少360万。

三是上亿人需要学习新技能，转换岗位——这就是摩擦性失业。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将有至少1.18亿人的岗位被机器人取代，这要求他们学习新技能，适应与机器人的合作分工；其中700-1200万人需要转换职业（这意味着他们原有的岗位彻底被机器人取代，不再有人工的价值）。如果人工智能以更乐观的速度发展的话，这一数字将扩大到2.36亿，也就是三分之一的中国人。

2030年，未来社会各行各业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哪些行业会兴起、哪些行业将会没落？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表了的一份多达160页的报告《失业，就业：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移》，做出了“预测” ：

第一，自动化未来将会改变现有的工作场景，引发劳动力转型。从麦肯锡的报告中可以看出， 很少有职业（数据显示少于5%）能够完全实现自动化，但是在约60%职业中，有30％的工作内容可以被自动化取代。这意味着工作场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麦肯锡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将有近10亿人因自动化的普及而失业，近4亿工人(占全球劳动力的15%)需要转换职业类别。其中，中国将面临需转职的工人数量最多——多达1亿人，占2030年劳动力的12%。

第二，自动化普及将改变各职业工作方式，未来社会将出现目前不存在的新职业。研究结果表明，到2030年，成为未来劳动力需求催化剂的几个趋势可能创造数百万个就业岗位。这几个趋势分别是：气候挑战应对；能源使用效率；由于老龄化日趋严重，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为日益扩大的消费阶层提供商品和服务；对国家所需基础设施、技术进行投资。从其他角度来看，自动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投资增加，可能刺激足够的职位增长，确保充分就业。这些新职业带来的大量新增就业机会，会大大抵消自动化带来的失业。

除此之外，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服务业、建筑业等中等收入职业可能会出现最大的就业增长，零售销售和教师等中等收入岗位也将迅速增长，提振新兴的中产阶级。

从全球范围来看，哪些行业比较吃香，哪些行业将会衰落？

麦肯锡报告中可以看出，创新型职业（作家、演奏家、编剧、作曲家）的工作不容易被替代的。

能被建模替代的工作，即数据收集与分析工作容易被取代，简单举两个例子——办公室支持相关：电脑支持工人；财务人员(采购、会计等)；行政助理；机械操作相关：生产工人；物料搬运机操作员；农业分级机和设备操作员。

以中国为切入点，列举部分“吃香”和“不吃香”的行业——未来需求较大的行业有，比如，教育行业：老师；教学辅助；培训师；创意行业：艺人/媒体工作者；医疗/社区护理行业：护士、医生助理；社区工作者；保姆；药剂师；需要与消费者互动的相关行业：个人护理工作者。而未来需求较少的工作，比如机械行业：农业设备操作员；建筑行业：吊车操作员；物流行业：搬运机操作员。

面对挑战，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未来的所有劳动者都要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因为他们的职业内容是随着越来越强大的机器而变化的。对于每一个劳动者，跟上时代发展潮流，熟练不可被替代的技能，将成为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有哪些技能不会被自动化替代？在麦肯锡报告中，我们能看出：未来很多工作活动将需要社交和情感技能以及高级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的转变并不局限于某一种工作。

你会发现，无论是逻辑推理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索信息的能力，都和咨询思考、解决方案息息相关。

今后世界，越来越不再是依附关系，而是重新的组合关系。其实，也是魔方模型。除了生产力，同时着重于生产关系，共创成为一种重新定义商业的模式之一。选择和重构成为趋势潮流。

10年后，你的行业发展怎么样呢？面对未来，最不变的职业就是做个终身学习者。因为，“新的充满风险的未充分就业形式变得普遍化了”。

*本文为韦三水《未来职业冷思考》系列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亦为此前发布的相关文字的一个重新整理和优化修改，一家之言，仅供参考。